一、“入世”后中国税制要做六大调整（论文文献综述）
张墨竹[1]（2021）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文中指出国际化经营是世界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资银行转型发展的必要环节。对于银行国际化发展来说,无论是海外业务改革、国际并购或重组,都需要通过海外布局作为载体得以实施,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加强区域布局是国际化最直接的表现方式,也是成就一流跨国银行的基本路径。发达国家老牌跨国银行在过去几十年间,通过海外布局大幅推动了自身的国际化进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使得发达国家老牌跨国银行国际化发展进入瓶颈期,前期的业务优势、区位优势不复存在,甚至部分老牌跨国银行选择退出次要区域市场以保存竞争实力。这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无疑是一个抢占国际市场的机遇窗口。世界银行业的彼消此涨,使中资银行不得不思考,在经历了国际化初期的快速发展后,今天要如何进一步深化海外市场布局、强化业务管理,实现由“走出去”到“沉下去”、由“做大”到“做强”的转变?中资银行正处于谋求战略发展和国际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然而,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疫情影响持续,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坚挺的经济金融市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RECP自由贸易区等国际经济合作平台的逆势表现,仍为中资银行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我国主张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更是为中资银行国际化开辟了崭新路径。于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课题研究也变得愈发关注和重视。梳理众多关于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课题研究,我们发现,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务虚探索多于务实研判,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一是银行国际化问题的主流研究重点仍集中在如何提高银行国际化竞争力、银行国际化发展影响因子分析等课题上,而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区位选择布局及环境背景研究;二是对于中资银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资金融通的中坚力量,关注两者之间勾稽推动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比较少;三是少有研究者会从“一带一路”沿线整体角度切入,对区位选择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探索建立系统数据模型,提供可量化的对策建议。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对于中资银行来说,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平台,抢占银行国际化发展机遇,区位选择布局问题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的研究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这不仅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整体情况的广泛整理,是对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路径的深入挖掘,更是对两者间关联匹配度的创新研究。本文通过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以下简称“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选取“一带一路”倡议沿线69个国家2015年至2019年政治、经济、金融、贸易、营商数据作为样本,借助SVM支持向量机模型（以下简称“SVM模型”）进行分类评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否适合中资银行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结合银行国际化动因涉及的指标与实证结果进行差异化对标对比,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面对选择“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目标国家进行国际化布局时,中资银行可以借助研究结果,结合自身业务发展需求,做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选择,降低区位选择布局成本。同时,研究结论也能为不同性质、或处于不同国际化发展阶段的中资银行,提供可量化的区位选择建议,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整体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1章,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与不足。第2章,梳理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理论研究脉络,说明相关理论基本概念,形成文献综述,并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同时,为进一步探究理论运作机理,引入国内外大型银行国际化优秀案例,提炼可供借鉴的国际化区位选择经验。第3章,对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行区位选择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梳理中资银行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现状,判断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优势和劣势。第4章,介绍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的构建思路和方法,数据库的建立和指标选取等,并进一步阐释SVM模型原理和指标内涵。第5章,运用SV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SVM模型实验结果,回归银行国际化动因理论,结合差异化指标给出有针对性的判断建议。第6章,“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的主要结论和下一步建议。通过理论演绎和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为: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与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脉络吻合,两者发展相互助推;SVM模型实验具有较高的准确率,且结果显示实验样本集中有47个国家适合中资银行开办分支机构或进一步发展国际化业务。其次,从实证结果分析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东盟、中欧、东欧三个区域最适合中资银行开拓发展。第三,结合实证分析结论,中资银行可以综合考虑税收法律、文化维度、环境绩效等附加因素,进一步优化区位选择结果。最后,SVM模型可实现进一步延展,待“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数据进一步完善,发展更为成熟时,可在现有模型基础上直接增加指标参数,实现模型结果的实时测度,及时帮助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国际化区位最优选择。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区位优势,中资银行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安排:（1）统筹规划国际化区位选择布局战略;（2）做好自身区位选择布局阶段化安排,实现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网格化辐射;（3）强化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化合作意识,加强公司治理,提升服务管理效率;（4）进一步践行可持续发展责任,以服务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经济健康发展。
闫磊[2]（2020）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文中研究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自身的革命理念紧密相关,换言之,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制定的对外政策本身就是其追求革命目标的一部分。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国际共运的发展为背景,考察中共在探索对外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之路,是本文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列强诸国对中国社会控制之深,中国政局的变化深受外部势力的影响,中外关系错综缭乱,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对外政策上长期保持了遵从苏联的基本方向。从本质上讲,中共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中国革命为中心,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根据具体的实际形势,选取正确的价值标准来区分内外,达到统战的目的。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国际共运的战略做了三次重大调整。这些战略转折深刻影响到中共的革命路线,几乎完全照应了中共革命的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时期;抗战时期。第一次转折是在1921年前后,列宁与共产国际从发动欧洲范围的世界革命转向东方的民族殖民地革命,将东、西方两种性质的革命统一于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受此指导,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路线确定为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比较而言,在革命的双重任务中,中共赋予了对外反帝以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二次转折是在1928年完成的,共产国际六大以“第三时期”为理论依据,形成了中期“左”倾路线。中共受此理论的影响,按照苏维埃革命的要求推行了两次“左”倾进攻路线。这期间,作为区域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列宁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虽然仍饱含反帝卫苏的内容,但逐渐将重心转向抗日。第三次转折是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中共也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抗日外交政策。尽管在“慕尼黑协定”出台后,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共对国民党和英美国家亦实行戒备。但此后以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为标志,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意识到在革命立场上与共产国际根本相异,进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内容的思想教育运动。同时,在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走出了全面的、自主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政策与世界革命相联系,且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又成为对内革命路线制定的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探索出的外交道路与形成的外交思想,可总结为:将世界革命与国家革命,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策略,积极利用国际局势与中外关系中一切有利因素,贯彻以统战思想为革命服务。在思想成果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的历史时段观照,本文最后从外力与内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认识的演变,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思想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三个角度,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蒋捷媛[3]（2020）在《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认为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受益者,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领域逐渐扩大、投资金额不断增加、投资方式持续创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水平提高做出重要贡献。随着影响力的多方面上升,外资企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通过正当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生活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实现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扭曲和阻挠我国市场化进程,影响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发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甚至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这损害了我国的政策效应。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外资企业是否同时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我国开放政策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外资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研究转型时期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根据利益集团定义“具有共同利益、组织化结构、形成政治压力”的三大组成要素,在华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利益集团。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制度——政策——利益集团”的三维分析范式出发,梳理政府的决策过程、利益集团行为逻辑和行动结果,总结并构建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在保护待售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外资企业因素,建立了外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性模型。鉴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的内生特性,需要进一步探讨用利益集团经典理论分析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的适用性,确定利益集团在我国对外经济决策体系和宏观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不同于西方代议制国家,中国的政治决策体系结构较为复杂,外资企业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并不稳定,发挥影响的路径和方式较为隐蔽,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要素和面对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其在对外经济政策过程博弈能力的强弱。本文回顾了外资企业的在华发展历程,根据在华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禀赋和行为策略建立了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机制和分析框架。外资企业的影响路径分为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集体行动有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路径。直接干预路径通过干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由于我国不允许公开游说且政府的防御性较强,外资企业直接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多是利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渠道来传递诉求,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制定过程的案例可窥一二。间接干预路径是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在谈判和磋商中对中国政府施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华美国企业主要通过（1）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2）院外游说、（3）非正式会晤等政策工具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界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在华企业的经营困境;第二阶段,美国政府通过多边对话、双边对话和单边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这种方式对外资企业改善在华营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的案例正是外资企业努力的成果之一。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机制。个体行动是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个体进行的游说活动。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几乎无法改变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家战略方针,但由于央地分权制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等原因,外资企业可能对我国地方外资政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结论:外企的寻租活动投入越高,则当地政府提供的补贴越高。之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外资企业数据,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混合回归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外资企业的寻租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十分显着,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地方外资补贴政策存在影响。针对外资企业影响我国政策的行为逻辑和策略方法,本研究从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提供规范外资企业影响行为的思路,从而保障我国政策制定过程健康有序的开展,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重点聚焦于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路径的分析,从在华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个角度,研究其政治干预方式和游说机制,并通过“两税合一”、政府采购等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式和结果,外资企业的进入使我国的开放程度提高。
田野[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一成就的根基在乡村,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基础,并且乡村发展也成为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进行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这段历史进程的发展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理性、科学的对待乡村治理问题,从而为我们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本研究通过扣住权力的运作过程来回顾与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进程,通过构建“蓝图—施工—修缮”的工程框架来分析“中央—地方—农村”的权力运行过程,分阶段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从1978年到1990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初兴时期。从蓝图看,我们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治理的基本蓝图。从施工看,这一时期的治理任务有征收税费、计划生育工作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等,施工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构成,施工过程就体现在这几大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作用。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问题、两委矛盾问题、乡村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宗族问题和乡村伦理危机问题。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困境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1990年组织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旨在通过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来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一会议规划了 90年代乡村治理工程的蓝图。从施工看,这一阶段的治理任务依然是征收税费、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此外,农村土地管理和农村维稳工作成为乡村治理新的也是突出的任务。这一阶段的施工者依然是乡镇政府、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在村干部群体中,“两委合一、交叉任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尽管这一阶段村级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乡村治理却矛盾频出,“三农”问题逐渐引起中央和社会的关注,学者将之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调整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伊始就进行了农业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这一调整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维稳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依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此外,申请和实施项目、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一阶段的施工者除了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县级政府和帮扶人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项目制下,存在资源不合理使用和资源俘获问题;在农业发展上,依然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并且还面临严峻的耕地面积下降的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乡村伦理危机进一步演进。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加速时期。从蓝图看,十八大后,我们国家开始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在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当前和今后的乡村建设规划了宏伟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精准扶贫、环境治理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施工者除了县乡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帮扶人员数量在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农业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大形势下,农民增收也开始放缓。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形式主义问题,驻村工作队也面临资源能力有限、乡村排斥等帮扶困境,村级组织建设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生态与社会问题依然困扰着乡村发展。四十年来,乡村地区不仅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巨大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同时乡村地区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也成为我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这种成就,与我们在设计乡村治理蓝图上坚持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工业与农业、区域与整体发展、城市与乡村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在施工上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加强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发动体制内外人力资源对乡村发展进行帮扶,在问题反馈与修缮上不断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审查与考核,为施工者畅通反馈渠道,坚持“小修小补”与“大刀阔斧”并行等等分不开。当然,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从蓝图、施工、修缮几个方面不断进行完善。
卢扬帆[5]（2016）在《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研究 ——基于中国的实践》文中研究说明合法性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理改革与长期稳定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对经济社会步入深度转型期的中国尤为重要。建国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崛起与持续“高绩效”（即所谓“中国模式”）引发全球关注。但“高绩效”的背后催生“高处不胜寒”的忧思,学者指出中国治理或存在典型的“绩效合法性”依赖。进一步对新中国发展历史的分阶段检视表明,这种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高绩效”,其类型特质却是不断演变的。而针对其稳定及持续性、与经济模式的适配度和社会整合功能三个维度的考量结果,或因经济市场化与科技现代化造成传统社会结构以及绩效动因的瓦解,当前中国正面临一种高绩效的动力减损或多元耗散的局面。如果一味固守“绩效合法性”,则其未来堪忧。究其根源,这又是由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传统绩效基因和现实绩效类型都缺少法治元素所致。为此,本文提出并讨论“推进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这一核心命题,基于市场机制与法治原则的内在契合性以及多元社会对法治整合力的迫切需求,应当把建设法治型绩效作为当今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的理想目标。因为法治对国家绩效治理存在价值导向、组织协调、制度规范和实践整合等多项功能,它将使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根基得以超越传统的绩效依赖而向意识形态及程序民主等方面不断扩展。本文共六章,主要融合理论与经验分析、规范与实证分析、案例与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国家治理绩效转型的动因、目标、路径、障碍和对策等关键问题逐次进行探讨。首先,基于绩效系统与行为动机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采用政府与公众二元视角构建了一个绩效类型分析的理论模型,通过模型推演获得四种基本的国家治理绩效类型。其次,利用模型结构对新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的历程进行检视,可大体将新中国建国后到1977年归为愿景型绩效、19781992年归为功利型绩效,两者尽管“盛极一时”却都因其“不法治”而不可持续;而到1993年尤其21世纪后,经济社会转型的冲击使中国进入一个国家治理绩效的类型渐失与亟待法治化重建的阶段。再次,对作为转型目标的法治型国家治理绩效进行体系设计,其形式特征应包括政府与公众绩效目标的统合性、绩效行为的互促性与绩效分配的合理性,其实质标准体现为绩效导向的普世性、绩效决策的民主性、绩效执行的有效性、绩效结果的持续性、绩效分配的公平性和绩效沟通的流畅性。然而,中国现阶段治理绩效类型的实证分析显示,其在绩效决策、执行、分配及沟通等方面都与理想标准存在差距。G省预算绩效治理法治化的案例进一步说明,法治与绩效的价值精神和实践要求本身存在互相干扰乃至冲突的特性,具体会导致诸如预算投向与其法定职能、预算过程规范与结果有效以及不同维度结果之间的背离。为此,要推进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实现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扩张,则需在加强绩效与法治两种导向价值的衡平、完善法治规范和引领国家治理绩效的组织机制、加快绩效基础性领域的法治化进程以及通过法治夯实国家治理绩效动因等方面重点努力。
孙杨杰[6]（2011）在《分税制对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分税制是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确立的一种分税分级财政制度，它是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一种财政分配体制。1994年的制改革是我国财政制度变迁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革，实施十来，在建立收支稳定增长机制、规范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提高经济中公共支出效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是分税制对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尤为突出。因此，考察我国欠发达经济发展的特点，分析分税制在欠发达地区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研进欠发达地区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深入研究国内外税制改革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对分税制相关概念界定，并对欠发达地区的划分进行合理性说明；其次，从财政收入结税制结构特点、税收管理制度三方面对分税制在欠发达地区的实施现行分析；最后，分别从分税制体制本身这个微观层面和政治、经济、等宏观层面对分税制运行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出现的问题进行成因分析完善分税制体制，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应从两个角度提出解决对策：（1）针对微观因素，完善分税制体制的相关对策，主要包括：赋予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改革现有转移支付模式，优化税制结构，健全税种设置等（2）针对宏观因素，完善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政策，具体建议包括：促进欠发达地区学习政府财政管理体制。只有从这两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彻底解决分税制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缩小地区差距。
沈健[7]（2010）在《征管约束下的税制优化》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税收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税制的多目标调节与税收征管的矛盾亦日益突出,特别是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以来出现的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的矛盾越来越来明显,导致我国税收管理的质量与效率并不理想。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是税收管理中两个相互依赖的方面,现实中人为地把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并且片面强调税制优化的主导地位容易导致税收管理质量与效率的下降,为解决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的矛盾,本文着重从税收征管的角度就税制优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税收管理有一定的目标和原则,财政原则、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是最基本的原则。从税收原则内容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税收征管一直是税收管理的重要内容,没有税收征管,税制优化也是纸上谈兵、画饼充饥。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互相依赖,紧密相连,税制及其结构的优化必须符合上述原则,同时应遵循其特定的原理与方法。无论是税基优化还是税率设计,商品税、所得税在符合一定原则的前提下都有其规律与方法,而税制结构优化强调的是主体税种与辅助税种要相互协调与配合,使税制达到整体最优,而非某个或某几个税种设计的最优。再次,对税制进行优化会产生相应的宏观、微观经济效应,在税制设计中应根据不同的调控目标来进行税制的优化选择,充分发挥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税制优化还受社会历史状况、人文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影响,这些因素也是影响征管的主要因素,在税制优化过程注意这些因素将使税制更具实践操作性。税收征管从总的方面可以概括为申报征收、管理服务和税务稽查三个方面,由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税收征管同样也有其基本规律和方法。税收征管是伴随着税收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历经几个阶段的变化发展,是一门边缘性、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税收征管根据税收制度的要求进行,并且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征管模式、管理体制、法制建设、管理人员素质、征管手段的应用以及治税环境构成税收征管的基础,对建立在该基础之上的税源监控、申报征收、纳税服务、税务稽查与资源组织是税收征管的内容,即税收征管的能力与水平,这种能力与水平不是无限的,要受到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互相依赖、互相协调、相互制约,税制决定征管的内容,但税收征管的能力、征管成本对税制优化会产生制约,具体表现为对税制模式、税制本身、税基选择以及税率的设计产生影响。在一定的征管能力与水平下,在对税制模式的优化选择、税制的适当简化以及对小纳税人的管理过程中,必须把征管实践性作为税制优化的标准,实现税制优化与税收征管的协调。我国税收管理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税收管理的质量与水平并不高,突出的问题是税制的多目标导致了与税收征管的脱节。文章通过对我国现行税制及其目标、税收征管质量、税收征管基础及征管水平的分析,指出了税制优化忽视税收征管约束是我国税收管理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同时具体分析了流转税、所得税及其他税种等在税制设计上存在的缺陷及对税收征管造成的影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美国作为世界上税制最为复杂的国家,其税收管理的质量并不低,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使其具有强大的税收征管能力与水平,为复杂税制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使得美国的税收管理也优于其他国家。而发源于法国的增值税,由于增值税制设计比较合理,与税收征管的协调性比较好,对法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比较好的促进作用,可以为我国的增值税制改革提供良好的借鉴。发展中国家中,俄罗斯与印度尼西亚的税制改革在社会的动荡中历经几个阶段的反复调整、完善,其税收改革中的教训值得我们思考,税制与经济发展水平,与税收征管的能力不协调是税收制度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严重影响了税收管理的质量与水平。而我国香港地区的“简税制、轻税负、重征管”税收管理思路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国税制的优化首先需要依据现阶段征管能力与水平,从税制结构的优化开始,选择增值税、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作为我国的主体税种,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开征社会保障税作为所得税的补充,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在各具体税种的优化中,首先要改革流转税制,调整增值税与营业税课征范围,改革消费税,与增值税配合实现一般调节与特殊调节的结合。其次,要优化所得税制,一是要转变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模式,改分类制为混合制,降低边际税率,缩减税率档次,扩大税基,适当调整扣除标准。二是要做好新老企业所得税政策的衔接、加强与其他税种的政策协调、缩小税法与会计的差异、降低征纳成本、完善反避税措施等。三是开征社会保障税,实现由费改税的转变,消除制度不统一、统筹层次低、征缴体制不合理等弊病。再次,要优化行为税制,特别是改革土地增值税制设计,调节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交易行为,同时要简化小税种设计,方便税收征管。最后,要重视和发展财产税和资源税,研究开征物业税,转变房地产开发交易环节成本高,保有环节成本低的现状,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改革我国目前不合理的资源税设计,促进资源的合理节约使用。
张兵[8]（2009）在《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研究》文中提出在税收研究领域,学术界、理论界和实践界对税制、税收政策、税收征管以及税务公务员建设的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林林总总,形成了一个研究“丛林”景观。但遗憾的是,对税收征管组织建设和变革的研究却是一个相对的“迷失的角落”,尤其是现行税收征管组织不尽优化和一定程度的“组织失灵”,这为论文研究提出了现实需求。从宏观上看,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作为典型行政组织的税收征管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税收征管组织既要适应政府改革背景,又要适应公共财政体制与税制改革背景。从微观上看,依照税收征管的客观规律,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依托和利用信息技术,完善税收征管组织体系、提高管理效能、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纳税服务,已成为税收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税务系统正在建设功能齐全、协调高效、信息共享、监控严密、安全稳定的信息管理系统。这样的情况下,对税收征管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征管业务“流程化”,二是管理手段“信息化”,三是纳税服务“高效化”。因此,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方法,积极适应和把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税收征管新格局的发展要求,努力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高效税收征管组织体系,是当前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重要内容。“税收征管组织的企业化改造”命题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更具现实意义。目前很多专家学者对税收征管组织机构进行了颇多有意义的研究,但所做分析主要是从征税权、征税成本入手进行研究。而从组织的角度研究征管组织,不仅可以弥补研究的“缺失”,而且可以很好地把以上宏观、微观两个方面与税收工作实际相结合。我国税收征管组织体系建设的实践急需理论指导,尤其要学习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征管组织体系建设的实践经验。对此,理论界、产业界（纳税人）和税务行政当局颇为关注。但从理论研究来看,我国尚无基于组织结构本身研究税收征管组织体系的系统论着,本论文研究将力图填补这一理论研究空白。论文沿着“征管组织变革的模式→征管组织变革对企业化改造的战略选择→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的设想”这样一个基本研究思路,通过理论构建、典型分析、提出方法三大部分,对税收征管组织的企业化改造进行系统性阐述。论文共分7章,基本框架为:第一部分是理论构建,包括论文第1章、第2章和第3章。这一部分是整个论文研究的基本支撑。具体来讲,第1章主要介绍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研究假设、范式与方法、体系结构等;第2章对国内外税收征管组织变革进行了文献综述,并综合各方面研究的成果,提出税收征管组织的变革的国际趋势和应重点关注的问题;第3章则根据经济体制变化,对税收征管组织的变革模式进行了分类,提出了以行政化为取向的封闭型模式和以企业化为取向的开放型模式,并分析了两种模式各自的优缺点,指出了我国税收征管组织变革的方向。第二部分是典型分析,主要内容为论文第4章。本部分是本文的立论部分,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鲜明地提出我国税收征管组织变革的战略选择——企业化改造。第4章分析了选择企业化改造的决定性因素,包括演进趋势、问题分析、驱动条件等,从我国建国以来的税收征管组织的变革历史进行分析,指出该选择是征管组织与经济社会变革互动的发展趋势,并通过对现行征管组织存在的问题指明企业化改造为正确之远,又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四个层面研究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的驱动条件。第三部分是提出方法,主要包括论文第5、6、7章。第5章研究我国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的基本框架。在分析税收征管企业化改造原则基础上,提出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的具体目标取向。重点研究开放型税收征管组织的模式格局改进,包括构建扁平化的征管组织模式和板块化的征管组织格局,进一步研究开放型税收征管组织的结构体系改进问题。第6章研究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的运行机制,重点从业务流程和绩效管理两个方面对开放型税收征管组织的运行机制作了解构。第7章研究开放型税收征管组织运行中的纳税服务问题:分析税收征管组织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纳税服务与客户关系——征纳关系管理的优化问题,强调以纳税人为本,这也是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的根本目的所在。本文整个研究的展开都是基于理论创新的初衷而进行的,是围绕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现代税收征管组织的基本理论框架体系的目的而进行的。本文课题的提出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本身就具有一定创新性,在研究过程中,本文注重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取舍扬弃,并试图在构建理论体系上坚持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1）对税收征管组织的新定义。本文指出税收征管组织虽然在实践方面颇显声势,但理论研究却明显滞后于实践,通过以往研究文献的搜索,并没有发现关于税收征管组织的具体释义,或以税收征管代替税收征管组织,或对税收征管组织的定义不完全,总之缺乏定义的理论概括。通过税收征管概念的演进以及部分研究线索,可以看出传统税收征管组织是为执行国家税收法律而将从事税收工作的人员通过权责和任务的分配,承担税收征、管、查的组织机构。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把税收征管组织定义为:税收征管组织是按照国家法定职责,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支撑,以绩效为目标,直接承担税款征收、税收管理、税务稽查、纳税服务和税收法律救济的公共服务组织。这一定义与传统征管组织最显着的区别在于:一是在组织导向上,传统征管组织的组织导向是行政执法需要,新的税收征管组织的组织导向是纳税人需求;二是在组织支撑上,传统征管组织以管理为支撑,新的征管组织以服务为支撑;三是在组织目标上,传统征管组织以任务完成为目标,新的征管组织以绩效为目标;四是在职能的划分上,传统的征管组织定义中仅认为征管组织具有征、管、查职能,新的征管组织定义则增加了服务职能和法律救济职能。五是在组织性质上,传统的征管组织强调了对国家法律的执行,实际上是将征管组织定性为执法部门。新的征管组织定义在承认执行法律的基础上,将征管组织定位为公共服务组织,从性质上回应了政府部门与管理对象的关系。（2）着力于发展的角度,尝试对税收征管组织变革模式的分类。基于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把我国税收征管组织分为两大类型,即以行政化为取向的封闭型模式和以企业化为取向的开放型模式。以行政化为取向的封闭型模式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初期相适应,其突出特征是征管组织结构的设计以税务机关为本,强调税务机关的管理地位,从税务机构本身行政管理的需要出发,较少考虑外部管理对象即纳税人需求的充分性,在征收管理上实行税收专管员的“外出下户、分散征收”,整体表现出封闭型管理,是一种行政化（官僚化）的组织结构模式。以企业化为取向的开放型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它以纳税人为本来设计税务组织结构,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看作是平等互利的关系,尊重纳税人的权力,强调服务与管理并重,努力使税务管理工作适应各类不同的纳税人。（3）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是模式选择的基本方向。税收征管组织和企业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对立或相互排斥的关系,因为两者都有投入和产出的问题、两者都有一个如何“生产”的问题、两者都有一个如何管理的问题。税收征管组织的企业化改造,实质是税收征管组织的改制和税收征管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税收征管组织变革模式选择的基本方向。在逻辑动因上,税收征管组织的企业化改造,既有组织体制的内生需求（税收征管资源优化配置的客观选择）,又有组织运行环境的外部驱动（政府改革与企业改革互动的结果）。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的基本含义,是指在税收征管组织在税收管理和向公众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和在一定程度上,仿效或借鉴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包括管理理念、组织体制、运作机制、人事行政以及管理方法等,使得税收征管组织可以象企业一样具有市场敏感性和变化适应性,提高税收征管组织的服务水平和信誉度。同时,本文认为,企业化改造并不等于企业化。这里的“改造”一词,暗含“仿”与“适度”两个层面的限定,“仿”意指仿效、参照、借鉴等;“适度”则指在某些方面或一定程度上进行仿效、参照、借鉴。（4）解决机构纵向的多层级问题的核心,是税收征管组织扁平化模式与征管板块化格局。本文认为,在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中,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模式核心是解决机构纵向的多层级问题。作为省以下的税务机关无论是国税系统还是地税系统,都是一个纵横结合的、完整的税收征管组织体系。把转型期税收征管组织定位为“扁平化模式”,其主要内容就是推行“省对县直线管理”和县（区）局“机关基层一体化”的征管组织结构模式。本文同时认为,核心是要突破按照行政管辖权和预算级次设立征管机构的状况。税收征管组织的板块就是要根据经济税源确定征管组织的布局,根据数据集中程度和数据流向确定税收征管组织的层级。“板块化”的征管组织格局应以板块为主,层级为辅,是扁平化的另一展现形式。税收征管组织的板块化格局有三种实现方式:一是以现行征管组织机构为基础按照六统一的要求,实行板块化管理;二是突破行政区划界限,按照税收征管板块,按照分税制要求设置税收征管组织,实施税收征管;三是在税收征管板块内实行国税、地税合并或合署办公。本文认为,推行税收征管组织板块化格局,实施板块化管理关键是对同一征管板块的统一和规范,避免因多头征管、职能交叉、政策理解差异等原因而导致的税收征管漏洞和矛盾。作为一种开拓性研究,论文研究的缺陷与归纳的创新之处同样突出,由于本人学力、精力所限,本书所尝试搭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只是一个雏形,无论是研究视角、研究工具、研究方法、研究内容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其解释力也需要更多实践资料的检验,尤其是在建立数学分析模型上存在空白,实践分析也略显失之于笼统与肤浅。这些都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补充、扩展和完善。
孙泽生[9]（2008）在《贸易媒介与资源性商品定价：分析框架及基于国内税的研究》文中提出新世纪以来,国际资源性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和波动,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国际资源性商品市场中的“寡头”国家,中国面临“中国供给带动世界价格下降,中国需求带动世界价格上涨”的现象,严重影响中国的贸易利得和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国际资源性商品定价的实现、影响和调整机制及优化政策选择是本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从国际市场微观结构分析入手,运用历史研究、制度分析、数理模型、计量实证等方法,以引入贸易媒介环节的生产者-贸易媒介-消费者三分法分析框架为论文的主线,研究贸易商品及资源性商品的定价过程,贸易媒介的形成和转换,贸易媒介对定价的影响以及贸易媒介的优化选择。本文还研究中国资源性商品贸易媒介的形成和转换,并对其影响进行实证测度,进而提出中国参与国际定价的策略集。论文共分为8章。第1章为导论,阐述选题背景和意义、核心概念、研究内容及篇章结构。第2章综述国内外资源性商品定价的相关文献。第3章从国际市场微观结构分析出发,提出了贸易媒介的范畴,构建了生产者-贸易媒介-消费者的三分法分析框架,并探讨了贸易媒介主要表现形式及影响定价的机理。第4章从国家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资源性商品的市场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将资源性商品的主要特征考虑到分析框架中,分析了国际资源性商品定价的实现过程,并以棉花和石油贸易为例分析了资源性商品贸易媒介的形成和转换。第5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国内税对资源性商品定价的影响。第6章构建了最优石油国内税率模型和税制选择模型,探讨了资源性商品国内税的优化选择,并以中国的燃油税改革为例,分析国内税政策优化的政治动力学。第7章实证研究了中国资源性商品贸易媒介的形成、转换及其影响,分析了中国资源性商品的贸易市场结构,利用生存技术法测定了其最优规模经济量,还测定了中国稀土和焦炭出口贸易的市场势力。第8章从效率增进型和租金转移型贸易媒介视角给出了中国的参与策略集,同时还总结了论文的主要研究及结论,提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论文的主要创新在于:（1）探讨了市场微观结构中贸易中介的作用机理,通过界定世界经济中国家/政府的单元行为体角色,构建了基于贸易媒介的三分法贸易商品定价分析框架,将贸易商品的定价过程分解为生产者-贸易媒介与贸易媒介-消费者两个环节,相应的买卖价差形成贸易媒介的收益,每一环节的价格决定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论文还在区分效率增进型和租金转移型两类贸易媒介的基础上,论述了贸易媒介影响定价的机理。（2）从国家层面与微观层面研究资源性商品市场结构,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多种多样的市场结构组合,国家资源性商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商品市场结构的影响,后者又受制于其最优规模经济,利用生存技术法测定的最优规模经济量为资源性商品政策选择提供了实证依据。（3）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确证了国内税影响资源性商品价格的有效性,证实了Bergstrom（1982）和OECD（2004）的假说。研究发现,国内税对国际价格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对贸易媒介和消费者的影响与市场结构相关。实证结果解释了美国、欧盟和日本实际石油国内税率的选择。由于能源利益集团的反对和消费者的敏感,美国的实际石油税率较低;石油公司和环保利益集团的支持推动欧盟和日本采取高石油税率政策。（4）利用数理模型估计了石油进口“寡头”国家的最优税率,确证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国家最优税率和实际税率的明显偏离,还通过数理模型给出了资源性商品国内税税制选择的判据。研究发现,欧盟的实际税率接近于所估计的最优税率,日本的实际税率明显高于最优税率,美国与中国的实际税率低于最优税率。对中国石油业税制选择的分析发现,从价税制能带来更高的消费者价格稳定性。（5）对中国资源性商品贸易媒介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虽然稀土和焦炭生产及贸易均高度分散,但却出现焦炭出口市场势力较强而稀土出口市场势力较弱共存的结果。其基本原因在于焦炭和稀土产业政策等虚拟贸易媒介作用的差异。论文从效率增进型和租金转移型两个视角提出了较全面的扩大中国资源性商品定价能力的策略集。在未来的研究中,作者将进一步研究资源性商品定价中贸易媒介的转化形式和影响资源性商品定价的其他因素,进一步扩展已有模型设置,并针对具体资源性商品生产和贸易企业以及产业案例进行更微观、更细致地研究。
马娜[10]（2008）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发展是国力发展的核心和基础,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最主要的方面,因此,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是其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显而易见,五个能力中的第一个能力就是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把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当作执政能力的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经济工作,在成立之初就表明要消队阶级区分,实现共产主义。显而易见,这是要靠发展生产力才能达到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5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人均国民收入建国初是二十几美元,不如印度的一半,不如亚洲的平均水平。现在,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不断上升,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排名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为2.17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位。从建国初到2001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从20几美元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用了50年时间。到2006年年底,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5年时间增加了1000美元。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与建国初期相比,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职工人平年收入的几百元,农民人平几十元的水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本文分十个部分:一、引言;二、恢复战后国民经济;三、探索建立计划经济;四、进一步调整探索国民经济;五、“文革”及两年徘徊期间的经济工作;六、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七、改革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八、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九、从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的提高;十、结语。文章分别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几个大的阶段中,领导经济建设的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特别是针对历次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以及党所采取的宏观调控举措的特点、效果进行分析和比较,阐述了党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不断积累经验,不断加深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对经济建设中风险和困难局面的应对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经济工作的领导能力和水平的发展历程。本文以历史为主线,结合运用历史与经济方面的知识,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党在领导经济建设中从经验不多,到逐渐走向成熟并能够较好驾驭市场经济大局能力的发展轨迹,进行了粗线条的描述和刻画。特别是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党中央以经济手段为主,主动运用利率、汇率、价格、存款准备金等经济手段,适时运用从紧或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间接调控了经济的运行,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发展,实现经济“软着陆”;在注重GDP发展的同时,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凸现了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的提高和不断创新的能力。
二、“入世”后中国税制要做六大调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后中国税制要做六大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背景 |
| 1.1.3 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主要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文献综述及经验借鉴 |
| 2.1 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
| 2.1.1 银行国际化概念及内涵 |
| 2.1.2 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问题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3 “一带一路”下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文献综述 |
| 2.2 外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经验借鉴 |
| 2.2.1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2.2.2 美国花旗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2.3 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经验借鉴 |
| 2.3.1 中国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2.3.2 中国工商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实践借鉴 |
| 第3章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及合作现状 |
| 3.1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识别 |
| 3.1.1 宏观政治因素 |
| 3.1.2 贸易发展因素 |
| 3.1.3 投资发展因素 |
| 3.1.4 绿色金融因素 |
| 3.2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环境与现状 |
| 3.2.1 “一带一路”下的金融环境情况 |
| 3.2.2 中资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情况 |
| 3.3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优势与劣势 |
| 3.3.1 国际化发展的优势 |
| 3.3.2 国际化发展的劣势 |
| 第4章 “一带一路”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合作评估体系构建 |
| 4.1 合作评估体系构建方法 |
| 4.1.1 合作评估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 |
| 4.1.2 数据指标总库选取的基本原则 |
| 4.1.3 最高关联度指标主成分分析 |
| 4.2 合作评估体系的指标内涵 |
| 4.2.1 政府管理指标 |
| 4.2.2 经济投资指标 |
| 4.2.3 金融发展指标 |
| 4.2.4 贸易水平指标 |
| 4.2.5 营商开放指标 |
| 4.3 合作评估体系SVM模型选择 |
| 4.3.1 线性SVM模型 |
| 4.3.2 非线性可分SVM模型 |
| 4.3.3 支持向量机SVM模型优势 |
| 第5章 评估体系SVM模型实证结果及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1 合作评估体系呈现的SVM模型实验结果 |
| 5.1.1 综合角度SVM模型实验结果 |
| 5.1.2 引入时序角度的实验结果 |
| 5.1.3 引入地理角度的实验结果 |
| 5.2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结论分析 |
| 5.2.1 沿线各国比较优势情况汇总 |
| 5.2.2 比较优势理论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3 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结论分析 |
| 5.3.1 沿线各国文化维度情况汇总 |
| 5.3.2 文化维度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4 基于可持续发展角度的结论分析 |
| 5.4.1 社会责任视角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5.4.2 绿色金融视角的差异化结论分析 |
| 第6章 结论及相关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相关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前史 |
| 1.3 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构安排 |
| 1.4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概念的解释 |
| 1.5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战略转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1921—1927) |
| 2.1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 |
| 2.1.1 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调整 |
| 2.1.2 东、西方革命战略决定的革命路线 |
| 2.1.3 世界革命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
| 2.2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
| 2.2.1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与中共联俄反帝对外政策的初步提出 |
| 2.2.2 中共对外反帝的目标与策略 |
| 2.2.3 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反帝主张的激进与妥协 |
| 2.2.4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对社会民主党的认识与态度 |
| 2.3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内涵解析 |
| 2.3.1 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认识 |
| 2.3.2 反帝与打倒军阀的关系 |
| 2.3.3 对外政策中的苏俄因素 |
| 第3章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路线与中共苏维埃革命前期的对外政策(1927—1935) |
| 3.1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理论的形成 |
| 3.1.1 重提进攻路线和强调保卫苏联 |
| 3.1.2 “第三时期”理论 |
| 3.1.3 新的反帝路线 |
| 3.2 苏维埃革命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毛泽东的独立探索 |
| 3.2.1 共产国际主导中共六大和中共放弃反帝统战策略 |
| 3.2.2 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世界革命思想 |
| 3.2.3 毛泽东独特的对外认识与策略 |
| 3.3 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外交政策与长征中的对外方针 |
| 3.3.1 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 |
| 3.3.2 以苏联为榜样:区域政权形态下的对外政策 |
| 3.3.3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北上抗日与打通苏联 |
| 第4章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确立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转变(1935—1937) |
| 4.1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战路线形成的内部动因与矛盾 |
| 4.1.1 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内部动力 |
| 4.1.2 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的内部矛盾 |
| 4.2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外政策的转变 |
| 4.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开端 |
| 4.3.1 中国共产党形成以抗日为中心的对外政策 |
| 4.3.2 国际统战性质的外交方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 |
| 4.3.3 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新认识: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 |
| 第5章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反复(1937—1941) |
| 5.1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 |
| 5.1.1 坚持统一战线,不放弃争取外援 |
| 5.1.2 坚持独立自主,不可依赖外援 |
| 5.1.3 民间外交到官方接触:卡尔逊到访延安 |
| 5.2 共产国际路线倒退及其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影响 |
| 5.2.1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 |
| 5.2.2 中共支持苏联与德订约 |
| 5.2.3 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中共转向“革命外交” |
| 5.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初步形成 |
| 5.3.1 “新民主主义论”的对外方针 |
| 5.3.2 中国共产党处理“皖南事变”中的外交策略 |
| 5.3.3 中共对美、苏与日接触的不同认识及对策 |
| 第6章 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外交(1941—1945) |
| 6.1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与全面性 |
| 6.1.1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6.1.2 中共对共产国际再提保卫苏联的应对方针 |
| 6.2 世界局势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挑战与机遇 |
| 6.2.1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 |
| 6.2.2 共产国际解散及中国共产党对苏关系的变与常 |
| 6.2.3 中国共产党再次运用外交途径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 |
| 6.3 中国共产党对美苏对华新政策的迎拒与选择 |
| 6.3.1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与美合作 |
| 6.3.2 中国共产党与美观察组的接触及“联合政府”的提出 |
| 6.3.3 赫尔利调解失败后中共对美认识的改变 |
| 6.3.4 苏联重新介入远东和中共对外联苏反美 |
| 第7章 总结 |
| 7.1 从中外关系的角度审视中共革命道路 |
| 7.2 中国共产党对外思想中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观念的演变 |
| 7.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3）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核心概念及界定 |
| 1.5.1 外资企业 |
| 1.5.2 对外经济政策 |
| 1.5.3 利益集团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2.1.1 政治经济学产生与发展 |
| 2.1.2 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
| 2.2 外资利益集团理论综述 |
| 2.2.1 利益集团理论 |
| 2.2.2 外资利益集团 |
| 2.3 利益集团和中国政治 |
| 2.3.1 中国政治体制 |
| 2.3.2 中国利益集团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利益集团行为影响政策机制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 |
| 3.1 .利益集团和政策过程 |
| 3.1.1 政策过程分析 |
| 3.1.2 利益集团行动逻辑 |
| 3.1.3 结果分析 |
| 3.2 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决策的经典理论模型 |
| 3.2.1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
| 3.2.2 非合作博弈模型 |
| 3.2.3 “保护待售”模型 |
| 3.3 外国资本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行为逻辑 |
| 4.1 中国政治体制特性 |
| 4.1.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4.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 4.1.3 国务院 |
| 4.2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 |
| 4.2.1 政策制定过程 |
| 4.2.2 政策制定机构 |
| 4.2.3 加入WTO后的新特点 |
| 4.3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外资企业的行为逻辑 |
| 4.3.1 外资企业在中国政治决策体系中的位置 |
| 4.3.2 外资企业的资源禀赋 |
| 4.3.3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政策决策的方式与手段 |
| 4.4 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路径和机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回顾:1978年-2019年 |
| 5.1 第一阶段:外资初步发展与试点探索阶段(1978年-1991年) |
| 5.2 第二阶段:外资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00年) |
| 5.3 第三阶段:外资高层次开放阶段(2001年-2011年) |
| 5.4 第四阶段:外资全面开放阶段(2012年至今)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6.1 概述 |
| 6.2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直接作用路径:干预东道国政府 |
| 6.2.1 影响立法机关 |
| 6.2.2 影响行政机关 |
| 6.2.3 案例分析:“两税”合一的博弈过程 |
| 6.3 外资企业集体行动的间接作用路径:游说母国政府 |
| 6.3.1 第一阶段:在华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 |
| 6.3.2 第二阶段: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 |
| 6.3.3 案例分析: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 |
| 6.4 外资企业对华策略现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分析 |
| 7.1 .传统“反向寻租”理论和外资企业个体行动的寻租行为 |
| 7.1.1 地方优惠外资政策和传统“反向寻租理论” |
| 7.1.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 |
| 7.2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理论模型 |
| 7.3 外资企业寻租行为的实证分析 |
| 7.3.1 研究假设 |
| 7.3.2 数据、变量和实证方法 |
| 7.3.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规范在华外资企业影响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的建议 |
| 8.1 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2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3 对外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规范外资企业行为的思路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分析框架: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工程初兴: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1978-1990 |
| 第一节 蓝图:乡政村治格局的初步建立 |
| ―、自下而上的生成逻辑：村民自治的发生及其案例 |
| 二、自上而下的推动逻辑：国家的视角与髙层政治精英的推动 |
| 第二节 施工:乡政村治格局与乡村权力结构变迁 |
| 一、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治理任务与施工者 |
| 二、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
| 二、两委矛盾问题 |
| 三、乡村矛盾问题 |
| 四、干群矛盾问题 |
| 五、宗族的复兴 |
| 六、伦理危机初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工程困境:“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的徘徊1990-2002 |
| 第一节 蓝图:莱西会议与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目标确立 |
| 一、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
| 二、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推动村民自治深化发展 |
| 第二节 施工：乡村权利结构的进一步变迁 |
| 一、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施工过程：乡村权利主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业真危险”:农业经济发展困境 |
| 二、“农民真苦”:税费增长与农民抗争 |
| 三、“农村真穷”:城市化进程、农地征用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
| 四、乡村治理内卷化 |
| 五、宗族问题的消长 |
| 六、乡村伦理危机加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工程调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2002-2012 |
| 第一节 蓝图:由税费改革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一、税费改革与农业税的废除 |
|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 |
| 三、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政策 |
| 第二节 施工: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项目制下的治理困境 |
| 二、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
| 四、乡村伦理危机的演进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工程加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2012-2018 |
| 第一节 蓝图:由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战略 |
| 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施工:新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精准扶贫下的治理困境 |
| 二、村级组织建设困境 |
| 三、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40年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经验与存在的不足之处 |
| 二、工程分析框架对于农村研究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
| 三、乡村治理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研究 ——基于中国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国家治理的绩效合法性审视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及其绩效要求 |
| （二）新中国治理的绩效合法性依赖与类型反思 |
| （三）国家治理绩效的转型压力与其法治化目的 |
| 二、论文题释与概念界定 |
| （一）治理与国家治理 |
| （二）绩效与绩效类型 |
| （三）国家治理绩效与绩效治理 |
| （四）法治与法治化 |
| （五）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 |
| 三、立题依据与研究范围 |
| （一）法治化何以成为一个研究问题 |
| （二）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论域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中国模式及其绩效特征的归纳 |
| （二）关于绩效的理解视点与研究方向 |
| （三）关于国家治理转型及法治化的路径 |
| （四）简要评析 |
| 五、论文视角与研究理路 |
| （一）类型研究的基本理路 |
| （二）法治化研究理路的学科分野 |
| （三）国家治理绩效及其法治转型的研究理路 |
| 六、论文研究方法 |
| （一）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互印证 |
| （二）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互配合 |
| （三）个案研究与统计研究相互补充 |
| （四）资料收集与数据分析方法 |
| 七、论文框架与创新点 |
| （一）文章内容体系 |
| （二）论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模型：国家治理绩效的类型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嵌入绩效内涵的个体与组织行为方式 |
| 一、关于绩效及其系统构成的理论 |
| 二、关于个体与组织行为动机的理论 |
| 三、绩效视域的个体与组织行为逻辑 |
| 第二节 模型建构：政府与公众二元视角的国家治理绩效类型 |
| 一、基本假设 |
| 二、主体关系 |
| 三、结构要素 |
| 四、类型划分 |
| 第三节 解析维度：国家治理范畴的绩效类型实体构成 |
| 一、国家治理及其绩效的测量指标 |
| 二、国家治理绩效类型的实体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历史经验：新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的过程梳理 |
| 第一节 绩效类型分析的新中国历史断代 |
| 一、以绩效指标为依据 |
| 二、以政策导向为依据 |
| 三、以法治发展为依据 |
| 四、以领袖风格为依据 |
| 第二节 基于愿景感召和集体行动的绩效类型一：1949~1977 年 |
| 一、绩效表现 |
| 二、绩效构成：基于绩效系统的动因解读 |
| 三、法治形态：基于法治系统的进程检视 |
| 第三节 基于功利互比与个体自决的绩效类型二：1978~1992 年 |
| 一、绩效表现 |
| 二、绩效构成：基于绩效系统的动因解读 |
| 三、法治形态：基于法治系统的进程检视 |
| 第四节 社会多元化与绩效类型的渐失：1993 年至今 |
| 一、绩效表现 |
| 二、绩效构成：基于绩效系统的动因检查 |
| 三、法治形态：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努力 |
| 第五节 国家治理绩效的类型总概与其他佐证 |
| 一、四种典型的国家治理绩效及其类型特质 |
| 二、基于伦理道德与家国同步的传统中国治理绩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想目标：法治型国家治理绩效的体系设计 |
| 第一节 绩效与法治的基本价值精神 |
| 一、绩效的价值精神与其次序 |
| 二、法治的价值原则与其位阶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绩效化改革的理想 |
| 一、目标决策系统 |
| 二、绩效执行系统 |
| 三、结果评价系统 |
| 四、信息反馈系统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规划 |
| 一、价值观念宪政化 |
| 二、组织模式结构化 |
| 三、制度机制法律化 |
| 四、实践秩序共识化 |
| 第四节 法治型国家治理绩效的模型特征 |
| 一、政府与公众绩效目标统合性 |
| 二、政府与公众绩效行为互促性 |
| 三、政府与公众绩效分配合理性 |
| 第五节 法治型国家治理绩效的实质标准 |
| 一、绩效导向普世性 |
| 二、绩效决策民主性 |
| 三、绩效执行有效性 |
| 四、绩效结果持续性 |
| 五、绩效分配公平性 |
| 六、绩效沟通流畅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实差距：当前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的必要性 |
| 第一节 中国现阶段治理绩效类型的实证分析 |
| 一、绩效决策方面 |
| 二、绩效执行方面 |
| 三、绩效分配方面 |
| 四、绩效沟通方面 |
| 第二节 当前中国治理绩效类型的理想差距 |
| 一、表层体现 |
| 二、实质评说 |
| 第三节 法治型绩效作为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目标的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技术功能 |
| 三、实践效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案例剖析：预算绩效治理的法治化实践 |
| 第一节 预算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
| 一、公共财政与绩效预算的治理导向 |
| 二、预算是约束权力和保护权利的法定财制 |
| 三、预算是公民评价和监督政府的关键窗口 |
| 四、预算是联结政府与公众绩效行为的最短途径 |
| 第二节 中国预算治理的绩效化与法治化探索 |
| 一、中国预算治理的绩效化改革 |
| 二、中国预算治理的法治化进程 |
| 三、G省省级预算绩效评价实证素材 |
| 第三节 绩效预算和法治预算价值要求的互相干扰：经验性描述 |
| 一、预算投入方向与公共财政职能的背离 |
| 二、预算执行过程控制与结果导向的背离 |
| 三、预算绩效评估经济性与有效性、效率性与公平性的背离 |
| 第四节 绩效预算和法治预算实践因素的互相冲突：技术性检验 |
| 一、技术体系 |
| 二、检验方法 |
| 三、实证结果 |
| 四、重要发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策探讨：推进国家治理绩效转型与合法性扩张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之路：他国经验 |
| 一、美国经验 |
| 二、丹麦经验 |
| 三、印度经验 |
| 四、总结与评析 |
| 第二节 正确处理绩效与法治价值导向的关系 |
| 一、充分认识绩效和法治作为国家发展导向的根本性地位 |
| 二、因时因地制宜协调绩效和法治内含价值原则的冲突关系 |
| 三、基于中国绩效现实与转型需要力求法治型绩效的价值平衡 |
| 第三节 不断完善法治规范和引领国家治理绩效的组织机制 |
| 一、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并能推动国家治理绩效转型的法律体系 |
| 二、建立法治规范、引领和服务国家治理绩效发展的制度与组织 |
| 三、培育法治型国家治理绩效的经济法治意识与社会法治文化 |
| 第四节 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绩效基础性领域的法治化建设 |
| 一、产业发展领域 |
| 二、政府治理领域 |
| 三、公共服务领域 |
| 四、民生保障领域 |
| 第五节 以法治方式夯实国家治理绩效动因扩展其合法性根基 |
| 一、整合多元社会利益格局打造依法治国实践秩序 |
| 二、协调不同主体绩效行为固化国家治理绩效合力 |
| 三、基于法治逻辑实现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持续扩张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Ordered Logistic模型数学原理和有关技术推导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定意见 |
（6）分税制对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0.1 选题的意义 |
| 0.1.1 选题的学术意义 |
| 0.1.2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2.1 国内研究现状 |
| 0.2.2 国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方法和写作框架 |
| 0.3.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0.3.2 本文的写作框架 |
| 第1章 我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及其理论概述 |
| 1.1 分税制相关概念界定 |
| 1.1.1 国外分税制的概况 |
| 1.1.2 我国分税制的涵义及现行税制体系 |
| 1.1.3 分税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及实施分税制的意义 |
| 1.1.4 分税制条件下地方财政体制概述 |
| 1.2 对我国欠发达地区的界定 |
| 1.2.1 我国地区差异的划分标准 |
| 1.2.2 本文对于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定义 |
| 1.3 西方国家的分税制理论及其改革主要趋向 |
| 1.3.1 西方国家分税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
| 1.3.2 对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经验的分析和借鉴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分税制在欠发达地区实施的现状分析 |
| 2.1 分税制在欠发达地区实施的现状考察——以陕西省为考察对象 |
| 2.1.1 陕西省的省情概况 |
| 2.1.2 分税制下陕西省财政收入结构分析 |
| 2.1.3 陕西省的税制结构特点 |
| 2.1.4 陕西省的税收管理制度 |
| 2.2 分税制体制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影响 |
| 2.2.1 分税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
| 2.2.2 分税制对欠发达地区的不利影响 |
| 2.2.3 分税制运行在欠发达地区出现的主要问题 |
| 2.3 对分税制运行在欠发达地区出现问题的成因分析 |
| 2.3.1 微观因素：分税制体制的成因 |
| 2.3.2 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因素的成因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完善分税制体制，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
| 3.1 完善分税制体制，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思路 |
| 3.1.1 客观考察分税制在本地区的运行现状并确定对策 |
| 3.1.2 设计选择并实施解决问题的方案 |
| 3.2 完善我国分税制体制的微观对策 |
| 3.2.1 保障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力促事权与财权的统一 |
| 3.2.2 税收优惠政策应兼顾“地区导向”与“产业导向” |
| 3.2.3 改革现有转移支付模式，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 |
| 3.2.4 优化税制结构，健全税种设置 |
| 3.3 完善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政策 |
| 3.3.1 促进欠发达地区各级政府发展地区经济，增加税收 |
| 3.3.2 推进政府改革，压缩行政成本，建立高效政府 |
| 3.3.3 向发达地区学习政府财政管理体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征管约束下的税制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国内外研究状况 |
| 1.2.1.国外研究状况 |
| 1.2.2.国内研究状况 |
| 1.2.3.文献评述 |
| 1.3.研究的思路、框架和方法 |
| 1.3.1.研究思路 |
| 1.3.2.研究框架 |
| 1.3.3.研究方法 |
| 1.4.相关概念与定义 |
| 1.5.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税制优化及其效应 |
| 2.1.税收原则 |
| 2.1.1.财政原则 |
| 2.1.2.效率原则 |
| 2.1.3.公平原则 |
| 2.2.税制优化理论 |
| 2.2.1.最优商品税理论 |
| 2.2.2.最优所得税理论 |
| 2.2.3.最优税制结构理论 |
| 2.3.税制优化的效应 |
| 2.3.1.微观经济效应 |
| 2.3.2.宏观经济效应 |
| 2.4.影响税制优化的因素 |
| 2.4.1.社会历史状况 |
| 2.4.2.人文条件 |
| 2.4.3.制度环境 |
| 本章小结 |
| 3.税收征管理论及实践 |
| 3.1.税收征管理论 |
| 3.1.1.税收征管的本质 |
| 3.1.2.税收征管的发展历程 |
| 3.1.3.税收征管的内容及特点 |
| 3.2.税收征管的基础 |
| 3.2.1.税收征管模式 |
| 3.2.2.税收管理体制 |
| 3.2.3.税收法制建设 |
| 3.2.4.管理人员素质 |
| 3.2.5.税收征管手段 |
| 3.2.6.税收环境分析 |
| 3.3.税收征管的内容 |
| 3.3.1.税源监控 |
| 3.3.2.申报征收 |
| 3.3.3.纳税服务 |
| 3.3.4.税务稽查 |
| 3.3.5.资源组织 |
| 本章小结 |
| 4.征管约束下的税制优化 |
| 4.1.税制与征管的关系 |
| 4.1.1.税制对征管的促进作用 |
| 4.1.2.征管对税制的约束作用 |
| 4.1.3.征管与税制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
| 4.2.征管影响税制优化的具体分析 |
| 4.2.1.对税制模式选择的影响 |
| 4.2.2.对税制选择的影响 |
| 4.2.3.对税基选择的制约 |
| 4.2.4.对税率设计的影响 |
| 4.2.5.税收征管与纳税人类型 |
| 4.3.税制的优化选择 |
| 4.3.1.税制优化的标准 |
| 4.3.2.税制模式的优化 |
| 4.3.3.简化税制设计 |
| 4.3.4.建立推定税制 |
| 本章小结 |
| 5.我国税收管理现状分析 |
| 5.1.我国现行税制及其目标 |
| 5.1.1.我国税制的建立与发展 |
| 5.1.2.我国现行的税制设计 |
| 5.1.3.我国税制优化的目标 |
| 5.2.我国税收征管基础分析 |
| 5.2.1.我国税收征管模式 |
| 5.2.2.我国税收管理体制 |
| 5.2.3.我国税收法制建设 |
| 5.2.4.我国税收信息化建设 |
| 5.2.5.我国的税收环境 |
| 5.2.6.我国税务人员素质 |
| 5.3.我国税收征管的能力 |
| 5.3.1.税源监控能力 |
| 5.3.2.申报征收能力 |
| 5.3.3.纳税服务能力 |
| 5.3.4.税务稽查能力 |
| 5.3.5.资源组织能力 |
| 5.4.我国税制与征管的矛盾 |
| 5.4.1.流转税制对征管的影响 |
| 5.4.2.所得税制对税收征管的影响 |
| 5.4.3.财产行为税制对税收征管的影响 |
| 5.4.4.个私工商税收征管 |
| 本章小结 |
| 6.境外税制设计与改革 |
| 6.1.发达国家及地区税制设计 |
| 6.1.1.美国税制设计分析 |
| 6.1.2.法国增值税制度分析 |
| 6.1.3.香港税制分析 |
| 6.2.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 |
| 6.2.1.俄罗斯的税制改革 |
| 6.2.2.印度尼西亚税制改革 |
| 本章小结 |
| 7.我国税制优化的构想 |
| 7.1.税制结构的优化 |
| 7.1.1.主体税种的选择 |
| 7.1.2.双主体模式的选择 |
| 7.1.3.其他税种的选择 |
| 7.2.流转税制的优化 |
| 7.2.1.优化增值税 |
| 7.2.2.改革消费税 |
| 7.2.3.调整营业税 |
| 7.3.所得税制的优化 |
| 7.3.1.完善个人所得税 |
| 7.3.2.规范企业所得税 |
| 7.3.3.开征社会保障税 |
| 7.4.优化行为税制设计 |
| 7.4.1.优化土地增值税制设计 |
| 7.4.2.优化其他行为税 |
| 7.5.重视和发展财产税与资源税 |
| 7.5.1.研究开征物业税 |
| 7.5.2.调整资源税制设计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8）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假设 |
| 1.3 关于组织变革的一般研究 |
| 1.3.1 关于组织变革模式及趋势的研究 |
| 2. 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的由来与发展 |
| 2.1 关于税收征管组织变革的研究 |
| 2.1.1 关于税收征管概念演进的研究 |
| 2.1.2 关于税收征管组织体系的研究 |
| 2.2 国内外税收征管组织变革的典型研究 |
| 2.2.1 美国税收征管组织的变革 |
| 2.2.2 新加坡税收征管组织的变革 |
| 2.2.3 我国江苏省淮安市国税局的组织变革 |
| 2.3 对税收征管组织及其企业化改造研究文献的思考 |
| 2.3.1 各国税收征管组织演进的趋势——企业化取向 |
| 2.3.2 税收征管组织变革应关注的问题 |
| 3. 税收征管组织变革模式的比较分析 |
| 3.1 对税收征管组织的再认识 |
| 3.2 我国税收征管组织变革模式的分类及比较分析 |
| 3.2.1 以行政化为取向的封闭型模式 |
| 3.2.2 以企业化为取向的开放型模式 |
| 3.2.3 封闭型模式与开放型模式的比较 |
| 4. 税收征管组织变革的战略选择 |
| 4.1 我国税收征管组织演进中的企业化趋势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税收征管组织演进——行政化主导期 |
| 4.1.2 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的税收征管组织演进——企业化萌芽期 |
| 4.1.3 市场经济时期税收征管组织演进的企业化 |
| 4.2 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的背景条件——现行征管组织的不适应性 |
| 4.2.1 宏观问题与症结 |
| 4.2.2 微观问题与症结 |
| 4.3 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的驱动条件——宏观环境变化 |
| 4.3.1 社会条件：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的社会转型 |
| 4.3.2 政治条件：从全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政府转型 |
| 4.3.3 技术条件：信息化 |
| 4.3.4 经济条件：城市化 |
| 5. 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的格局与体系 |
| 5.1 基本原则 |
| 5.2 目标取向 |
| 5.3 模式与格局 |
| 5.3.1 开放型征管组织模式——扁平化 |
| 5.3.2 开放型征管组织格局——板块化 |
| 5.4 结构体系 |
| 5.4.1 以法定分工为前提的专业管理系统 |
| 5.4.2 以优质服务为重点的纳税服务系统 |
| 5.4.3 以数据流向为导向的业务流程系统 |
| 5.4.4 以规范执法为基础的监督制约系统 |
| 5.4.5 以能本管理为核心的内部管理系统 |
| 5.4.6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技术保障系统 |
| 6. 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流程再造与绩效管理 |
| 6.1 流程再造 |
| 6.2 绩效管理 |
| 6.3 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的运行配套措施 |
| 7. 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的核心价值 |
| 7.1 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价值取向的实践回应——以纳税人为本 |
| 7.1.1 税务管理应是以纳税人为本的助动式管理 |
| 7.1.2 税务管理应注重效果和公众满意程度的绩效评估 |
| 7.2 征纳关系的重构与协调 |
| 7.2.1 体制内协调：纳税人权利保护和纳税服务 |
| 7.2.2 体制外协调：税收信用 |
| 7.2.3 构建服务导向的征纳关系 |
| 7.3 纳税服务定位 |
| 7.3.1 服务对象 |
| 7.3.2 服务与管理的关系 |
| 7.3.3 服务内涵 |
| 7.3.4 服务外延 |
| 7.3.5 考核标准 |
| 7.3.6 服务资源整合 |
| 7.3.7 服务机构职能配置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贸易媒介与资源性商品定价：分析框架及基于国内税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 结构安排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性商品定价的理论脉络 |
| 2.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
| 2.1.2 全球商品链分析的视角 |
| 2.1.3 资源性商品定价的基本模型 |
| 2.2 自组织政策对资源性商品价格的影响 |
| 2.2.1 期货市场 |
| 2.2.2 存货储备 |
| 2.2.3 卡特尔 |
| 2.3 非自组织政策对资源性商品价格的影响 |
| 2.3.1 国内税 |
| 2.3.2 相关贸易政策 |
| 2.3.3 国际商品协定 |
| 2.4 国内资源性商品定价策略的相关研究 |
| 2.4.1 期货市场与储备 |
| 2.4.2 其他政策 |
| 2.5 小结 |
| 3 贸易媒介与贸易商品定价 |
| 3.1 市场微观结构中的贸易媒介 |
| 3.1.1 微观经济中的市场中介 |
| 3.1.2 市场微观结构中的贸易中介 |
| 3.1.3 国际市场微观结构中的贸易媒介 |
| 3.2 基于贸易媒介的贸易商品定价分析框架 |
| 3.2.1 分析框架的提出 |
| 3.2.2 贸易商品的定价过程 |
| 3.3 贸易媒介影响定价的机理及其转化形式 |
| 3.3.1 效率增进型贸易媒介 |
| 3.3.2 租金转移型贸易媒介 |
| 3.4 小结 |
| 4 贸易媒介与国际资源性商品定价 |
| 4.1 资源性商品的国际市场结构及其特征 |
| 4.1.1 国家层面的国际市场结构 |
| 4.1.2 微观层面的国际市场结构 |
| 4.1.3 资源性商品的特征 |
| 4.2 贸易媒介影响资源性商品定价的机制及其转换 |
| 4.2.1 资源性商品的定价过程 |
| 4.2.2 贸易媒介的形成和转换 |
| 4.3 资源性商品贸易媒介形成和转换的案例分析Ⅰ: 棉花 |
| 4.3.1 案例背景 |
| 4.3.2 计量分析 |
| 4.3.3 对实证结果的解释 |
| 4.3.4 棉花定价博弈对英美政治经济政策的影响 |
| 4.4 资源性商品贸易媒介形成和转换的案例分析Ⅱ: 石油 |
| 4.4.1 案例背景 |
| 4.4.2 国际石油定价分析 |
| 4.4.3 石油价格形成方式转变和定价结果 |
| 4.5 小结 |
| 5 国内税对资源性商品定价的影响 |
| 5.1 国内税影响资源性商品定价的机制 |
| 5.1.1 基本模型 |
| 5.1.2 征收消费税对定价的影响 |
| 5.1.3 征收产出税对定价的影响 |
| 5.1.4 主要结论 |
| 5.2 石油国内税价格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2.1 经验观察与描述统计 |
| 5.2.2 实证方法与数据 |
| 5.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 小结 |
| 6 资源性商品国内税的优化选择 |
| 6.1 最优税率模型及最优税率估计 |
| 6.1.1 单期国际石油价格与最优税率 |
| 6.1.2 跨期国际石油价格与最优税率 |
| 6.1.3 最优税率估计 |
| 6.2 价格稳定性与国内税制选择 |
| 6.2.1 从量税税制 |
| 6.2.2 从价税税制 |
| 6.2.3 比较结果 |
| 6.3 国内税政策的优化选择: 以中国燃油税改革为例 |
| 6.3.1 燃油税改革的影响 |
| 6.3.2 燃油税改革的政策选择 |
| 6.3.3 中国燃油税改革的政治动力学 |
| 6.3.4 中国燃油税改革的政策建议 |
| 6.4 小结 |
| 7 中国资源性商品贸易媒介转换及影响的实证研究 |
| 7.1 中国资源性商品贸易媒介的转换 |
| 7.1.1 从高度集中到市场取向的贸易媒介转换 |
| 7.1.2 资源性商品贸易公司的演进 |
| 7.1.3 资源性商品政策的演进 |
| 7.2 中国资源性商品贸易的市场结构和规模经济测定 |
| 7.2.1 贸易市场结构分析 |
| 7.2.2 最优规模经济测定 |
| 7.3 现有贸易媒介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稀土和焦炭为例 |
| 7.3.1 案例与方法 |
| 7.3.2 模型、数据与计量结果 |
| 7.3.3 计量结果分析 |
| 7.3.4 改善稀土和焦炭市场势力的政策建议 |
| 7.4 小结 |
| 8 中国参与策略选择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
| 8.1 中国参与策略选择Ⅰ: 效率增进型贸易媒介视角 |
| 8.2 中国参与策略选择Ⅱ: 租金转移型贸易媒介视角 |
| 8.3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主要观点 |
| 三、创新之处 |
| 四、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恢复战后国民经济 |
| 第一节 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 |
| 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
|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内容 |
| 三、打胜新中国经济“三大战役” |
| 第二节 掀起土地改革运动 |
| 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制定土改政策 |
| 二、土地改革在全国实行 |
| 三、土地改革推动经济发展 |
| 第三节 经济建设与政治运动、战争并举 |
| 一、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相结合 |
| 二、边支援朝鲜战争边恢复国内经济 |
| 第四节 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领导能力的思考 |
| 一、确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中心 |
| 二、建立和发展国营经济 |
| 三、正确处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
| 第二章 探索建立计划经济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
| 一、选择计划经济模式的背景 |
| 二、“三大改造”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
| 第二节 国家“一五”计划的制定 |
| 一、建国初期国家经济状况 |
| 二、在苏联的帮助下制定“一五”计划 |
| 第三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积极探索 |
| 一、1953、1955年经济工作的两次冒进 |
| 二、周恩来关于在平衡中发展的思想 |
| 三、刘少奇的社会调查 |
| 四、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
| 五、陈云“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思想 |
| 六、“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及其基本经验 |
| 第四节 急于求成思想和“大跃进”运动 |
| 一、“球籍”的忧虑和“超英赶美”口号的提出 |
| 二、反“反冒进”和“大跃进”运动 |
|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商品生产的否定 |
| 第三章 进一步调整探索国民经济 |
| 第一节 三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成 |
| 一、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
| 二、人民生活物资的严重短缺 |
| 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调整 |
| 一、对人民公社化中问题的局部纠正 |
| 二、以农业为基础，大办农业 |
| 三、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 |
| 四、人民公社60条和各行各业条例的制定贯彻 |
| 五、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
| 第三节 主要经验与启示 |
| 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 二、调整的特点和启示 |
| 三、全国三届人大“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
| 第四章 “文革”及两年徘徊期间的经济工作 |
| 第一节 “文革”对经济的破坏 |
| 一、“文革”中“抓革命促生产”目标与方法的二律背反 |
| 二、1971年前后的经济调整 |
| 三、“文革”对经济的破坏 |
| 第二节 粉碎“四人帮”后经济的恢复和再度“过热” |
| 一、经济建设上的部分拨乱反正 |
| 二、推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 |
| 三、经济过热和“洋冒进” |
| 第三节 对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思考 |
|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意义和局限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发展缓慢原因初探 |
|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宏观调控的特点、作用及局限 |
| 第五章 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 |
| 一、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
| 二、平反冤假错案 |
| 三、国务院务虚会酝酿改革开放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认识的突破 |
| 一、中共十二大对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认识 |
| 二、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创新意义 |
| 三、生产力标准的讨论 |
|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讨论 |
| 第三节 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 |
| 一、新“八字方针”的制定贯彻 |
| 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 |
| 三、农村包产到户的兴起 |
| 四、经济特区的建立 |
| 第四节 发展商品经济 |
| 一、农村第二步改革 |
| 二、发展个体经济 |
| 三、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和计划品种的减少 |
| 第五节 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 一、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 |
| 二、流通体制改革 |
| 三、建立多种经济成份的经济结构 |
| 四、国营企业改革 |
| 五、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教育、科技改革 |
| 六、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及存在的问题 |
| 第六节 治理整顿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 |
| 一、清理整顿公司 |
| 二、治理经济环境 |
| 三、治理整顿措施创新 |
| 第六章 改革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第一节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 |
| 一、发展是硬道理 |
| 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三、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 |
| 一、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和发展 |
| 二、各部门行业的改革和发展 |
| 三、十五大提出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设想 |
| 四、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 |
| 第三节 运用宏观调控治理经济过热和疲软 |
| 一、1993年开始的经济过热现象 |
| 二、宏观调控的成功和经济的“软着陆” |
| 三、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市场疲软和宏观调控措施 |
| 四、加入世贸组织的重大决策及其应对方略 |
|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六、新一轮宏观调控的历史比较 |
| 第七章 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 第一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 |
| 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
|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部署 |
|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创新意义 |
|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
| 二、科学发展观对经济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 |
| 三、和谐社会需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
| 第八章 从经济发展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的提高 |
| 一、更加强调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 |
| 二、更加实事求是，根据国情提出经济发展战略 |
| 三、更加锐意改革，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 |
| 四、更加注重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质量 |
| 五、宏观调控日益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
| 结语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和实践 |
| 二、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入世”后中国税制要做六大调整（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银行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SVM支持向量机模型[D]. 张墨竹. 吉林大学, 2021(01)
- [2]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D]. 闫磊.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3]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蒋捷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4]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D]. 田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研究 ——基于中国的实践[D]. 卢扬帆. 华南理工大学, 2016(02)
- [6]分税制对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D]. 孙杨杰. 燕山大学, 2011(01)
- [7]征管约束下的税制优化[D]. 沈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0(01)
- [8]税收征管组织企业化改造研究[D]. 张兵. 西南财经大学, 2009(01)
- [9]贸易媒介与资源性商品定价：分析框架及基于国内税的研究[D]. 孙泽生. 浙江大学, 2008(04)
- [10]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研究[D]. 马娜. 湖南师范大学, 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