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对阿坝州畜牧业的影响及对策

一、加入WTO对阿坝州畜牧业的影响及其对策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李治兵^[1]（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20年,我国已完成了全国农村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实现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由全面小康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战略,也将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因此,乡村振兴已成为下一步农村从基层党建到经济产业发展,再到文化建设、生态保护、乡村治理等多项工作的时代背景和总体方略,对民族地区下一步旅游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统领指导意义。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等方面地位突出,但也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多重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的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产业发展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文化、生态、基层治理等多个方面的复合问题。在羌族地区发展村寨旅游业,对于在资源与环境硬约束背景下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和政府有关乡村振兴的决议、规划、政策为指导,运用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按照“背景研究—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咨询交流—重点突破”的思路,采用“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程序,对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分析,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聚焦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的核心命题,明确研究的内容、思路,以此作为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梳理相关指导思想及理论,对乡村振兴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选取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特性以及乡村振兴实施情况,全面勾画出其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综合运用既有研究成果、政府政策及田野调查资料,从产业、生态、文化、基层治理、收入五个方面构建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以老人村、桃坪村、坪头村等三个典型案例村寨,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剖析其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及存在的问题。系统总结村寨旅游发展在产业融合、村民增收、生态建设、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层党建等方面的成效,生成具有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的村寨旅游发展经验。以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辨析其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等现实挑战,洞悉其在人力、土地、资金、管理、基层组织、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把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村民组织化、基层治理等纳入村寨旅游发展分析框架,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乡村振兴战略是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以及所有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和统领方略。在此背景下,发展村寨旅游应当并也能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村治方面的要求。第二,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阶段,尽管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村寨旅游业的恢复、发展、升级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对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区域宏观贡献与案例村寨的微观贡献的研究表明,村寨旅游是推进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之一。第三,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发展应树立新的资源利用与产业获益理念。第四,产业融合是促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良性发展以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第五,构建劳动、经营、资本的多元化参与格局,其中落实与活用中央有关土地确权与“三权分置”重要政策,探索多样化土地流转,确保村民资本化参与旅游业及收益权利是一项重要新课题,也是巩固全面小康和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振兴的政策保证。第六,加强村级基层党建,探索村寨旅游业新型集体经济形式并保证村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加快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社会主义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发展旅游产业是构建良好村寨旅游秩序的重要途径。

曾毅^[2]（2020）在《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是藏族传统上康区的核心区域。它成立于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解放初,甘孜州仅有各类干部690余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80余名。截止2019年,全州共有各类干部62300余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38800余名,藏族干部35800余名,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全州地区生产总值388亿元,是1950年的1142.5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4831元、12808元,分别是1950年的137.7倍和145.5倍;全州18个贫困县（市）、1360个贫困村全部摘帽,22.2万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70年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党的民族理论和干部政策在甘孜州得到了较好地贯彻运用,其干部队伍建设有值得总结的经验,对民族自治州而言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范例。以往专门研究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较多,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把民族地区干部队伍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体现了党的德才兼备和五湖四海干部政策优良传统。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无论是少数民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都要以党和国家事业为重,以造福各族人民为念。由于资料获取受限和信息滞后等原因,目前对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范围和领域呈现碎片化特征,局限于某一时期、某个具体问题,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不足。尽管如此,前人的研究仍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为基础,以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和干部政策为指导,把甘孜州干部队伍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从理性认识甘孜州的基本特点切入,对甘孜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特点进行分析,重点是其自然环境对干部队伍建设的制约性,以及“治藏必先安康”在“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和把握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回顾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梳理总结解放初期、民主改革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及改革开放时期等阶段干部队伍建设的主要做法和阶段性特征、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新时期市场经济和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环境下,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面临挑战,存在着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等问题。同时,党中央先后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每次会议都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要求,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又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通过对甘孜州干部队伍的现状调查,从干部队伍结构、履职和职业发展两个重要维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目前在民族结构、籍贯结构、政治面貌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较为均衡,但在学历结构、专业学科结构、行政辖区分布结构、行政职级结构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平衡问题,这些问题是干部队伍诸多结构因素中与发展稳定工作密切相关的因素,集中反映出当前干部队伍培养难、留不住引进难以及基层能力薄弱的问题。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加强干部队伍精神品质和纪律作风修养,继承弘扬“老甘孜精神”,持续加大正风反腐力度,同时对当前较为突出的培养难、留不住引进难、适应基层工作需要的“双语”干部严重缺乏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朱辉进^[3]（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率先开始了一系列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改革。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始,因而被称之为“启动历史的变革”。40余年来,农村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农村市场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进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迫在眉睫,农村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水平,而农村市场化建设是解决目前农村发展中一系列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本研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为主题,旨在通过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发展的历程,总结取得的成就,吸取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反思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思考。绪论部分论述了本选题的背景、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三个层面分类总结了国内学者关于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本文的观点和看法,还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研究的创新和不足。第一章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基础理论概念,简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概述了我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的五个阶段,分析每一个阶段农村市场化建设的重点。第二章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现状,包括农村市场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和获得的经验,总结了当前我国农村市场化建设过程中,思想和实践层面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第三章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改革和创新的思考,包括进一步推进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明确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边界和职能范围、逐步推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和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个方面。

张祥^[4]（2020）在《“活”在神圣与世俗间 ——一个藏边寺院社区发展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探究地域社区发展实践至少需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其自然和人文特性,二是具体时空中的行动主体。此外,鉴于一定程度上,地域社区是一个开放系统,内外环境变化及其互动方式的变迁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由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地域社区,其发展实践形态存在明显差异,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梳理、揭示这一历程和表象来追寻其发展实践的活力之源。笔者的田野点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郎木寺镇社区即行政区划上的郎木村。该地属于典型的藏边社区,境内一条小小的白龙江更是分出了甘、川两省。而这又与此地拥有两座互不统属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有关,即分别是甘肃一侧的达仓郎木赛赤寺和四川一侧的达仓郎木格尔底寺。寺院的修建,使该地逐渐成为一个有限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藏族牧民的部落地域到民族国家的统一版图,其地位始终如一。以此为基,结合不同时期的“环境”演变,郎木寺的发展实践大致走过了这样的历程:从经济上的民间交往开始,逐渐形成藏族为主,回汉民次之的多民族社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过了国家权力的重塑和定型,发展实践也长期以国家主导的形式进行;改革开放后,随着民族宗教文化和民间经济的复兴,在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下,逐渐走上更大规模的市场化。当下,旅游经济成为该地发展实践的一个主要动力,也对当地人（特别是藏族居民）的生计、生活产生了显着影响。怎样整合这一寺院社区所走过的动态、复杂的发展实践历程以及现实状况?笔者以为“神圣与世俗”可作为一个合理有效的分析框架,理由如下:第一,郎木寺社区的发展活力源于藏传佛教寺院的修建,传统的政教合一体制构建了神圣与世俗的本土互嵌模式。在社区经济发展层面,这种模式依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第二,经过三十余年的演变,旅游业和旅游经济已深深嵌入寺院和社区当中,但在时间上有且仅有半年期。换句话说,夏季倾向于世俗性生产经营,冬季倾向于神圣信仰实践的大致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第三,参与旅游经济的藏族居民在追求物质财富方面离不开神圣性的支持,世俗生活不断增长的经济压力又促使他们更加依赖于神圣性的护佑。总的来看,郎木寺作为一个藏边地域的寺院社区,神圣与世俗共生共存,其发展实践的内在活力来自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通过国家权力切断神圣一端,造就了世俗领域有秩序无活力的局面。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经调整和重建,寺院社区再度恢复活力,发展实践亦呈现出繁荣景象。当下,由于政府政策和过度商业化,对当地居民的生计生活带来的压力以及寺院所遭受的冲击,导致神圣与世俗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张力。

孙松林^[5]（2018）在《岷江上游地区藏羌聚落景观特征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岷江上游位于四川西北部,连接着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是汉藏之间的过渡地带,也是川藏间重要的交通廊道与枢纽。其高山深谷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气候植被特征、多民族杂居的文化现象赋予了其独特而神奇的聚落景观,而偏僻、蔽塞的地理、交通环境又使得这些民族瑰宝得以保存,让人得见其神奇雄浑、苍凉悲壮的景观魅力。为了理清在同一地理环境中和同一民族中的藏羌聚落景观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特征,以及这些迥异的聚落景观特征内在的形成机制与建造逻辑,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数据统计、GIS分析、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岷江上游的藏族与羌族聚落景观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先对岷江上游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人文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进行了概述（第二章）;然后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岷江上游的总体聚落景观分布格局、各沟谷的聚落景观特征及11个典型样本聚落景观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三～五章）;接着对同沟谷的藏羌聚落景观及同民族内不同沟谷的聚落景观进行了横向与纵向的对比、区分,并作了总结与评价（第六章）;在此基础上,对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内在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第七章）;最后总结归纳了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基本模式与演替逻辑（第八章）。研究结论如下:1.藏羌聚落景观总体上具有沿岷江水系线性发展、沿海拔垂直分异的特征,2.藏族与羌族聚落在海拔、地貌、坡度坡向、资源关系上存在明显的分布差异,3.同一民族的聚落景观在岷江上游有多种表达方式,4.同区域内的藏羌聚落景观存在同质化现象,5.资源匮乏导致不同族群间激烈的生存竞争与势力分化,6.岷江上游的聚落景观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以历史人文为辅助变量而综合形成的,7.资源、产业、生产力、道路交通、文化交流、行政干预、自然灾害共同驱动聚落景观的演变。本研究首次对岷江上游的藏族与羌族聚落景观特征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了藏羌聚落景观之间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特征,并对藏羌族聚落景观特征的形成给出了科学的解释与解答,还对岷江上游聚落景观的基本模式和演替逻辑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并初步绘制了的岷江上游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研究成果有助于拯救与保护岷江上游独特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助力民族地区的团结繁荣与可持续发展,并对西部大开发中的风貌建设、旅游开发、经济发展与地域性景观营造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陈艾^[6]（2017）在《藏族地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分析》文中指出习近平提出“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凸显了藏区治理的重要性。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有必要更为深入地寻求区域治理的规律性。藏区独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致其治理应不同于整个国家,也不同于其他地区。笔者以甘孜藏区为例,采用文献分析及实证研究法,探讨藏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般意义上,治理理论主张“政府退、社会进”,即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或“没有政府的治理”。考察甘孜藏区,这一主张应转化为“政府进”、“社会进”,而且更强调政府的强作为,因为甘孜藏区有其特定的治理背景和要素结构。“背景—要素—行动”分析框架的建构,试图揭示藏区治理的内在意涵,即历史与区位形塑独有的治理情境,治理的主客体因素的特殊性促成其采取相应的行动。对甘孜藏区治理的背景、要素、行动的探寻,可发现政府强作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松散治理等不可复制以及“多边联结带”的重要区位,共同组合成今天甘孜藏区治理中需要政府强作为的背景。对甘孜藏区治理背景的刻画,可以发现政府强作为的必要性。描述治理背景,内含着对治理历史的反思及区域地位的重新认知。历史上,中央王朝对康藏的松散型统治不可复制,“以夷制夷”致使土司甚至有能力与中央政府抗衡,在新时期,藏区治理需要多级政府合力强作为。曾经的边缘地区形塑了现今“多边联结带”的重要区位,凸显甘孜藏区治理的重要性,更需要政府的合力强作为。甘孜藏区是交通孔道,联结川滇青藏;它作为政治枢纽,内固川省,外拊藏疆;它亦是经济传输带,通过交易沟通东西南北;它更是多民族与多元交汇地。目前,脆弱性交织、风险大、矛盾性强造就了甘孜藏区治理难度大的总体情境,其治理需要政府强作为。与较发达地区相比,甘孜藏区呈现出脆弱性交织的特征,自然脆弱性、经济脆弱性、社会脆弱性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并展现在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脆弱性来源于各种风险,既有农牧民的生计风险,也有区域性的社会稳定风险。民众贫弱及收入差距带来相对剥夺感,影响社会认同;分裂势力的渗透使得维稳任重道远。多重脆弱性交织、风险大,使得区域的矛盾性很强:矛盾突发多发,即内地没有的矛盾藏区有,内地有的矛盾藏区更突出;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并容易发生性质变化。这些共同造成了难度极大的藏区治理。“政府+民众”是藏区治理独特的二元主体结构。多主体参与是治理理论的核心认知,内地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的三元主体结构正在逐步形成。藏区理想的治理主体结构的建构,需要引入“外地主体”的概念,即藏区治理应是三个体系的合力,包括政府主导体系、本地社会支持体系、区域外社会支持体系。现实治理过程中,因社会组织缺位,企业极少,藏区治理的实际参与者只有政府和当地民众,政府包括中央、省政府等上级政府以及国家通过制度安排的对口支援政府。政府成为藏区治理最为重要的主体,较之于较发达地区,政府的角色更为多重,职责更重。民众的参与更多地存在于村庄的自组织治理中,力量有限。内容复杂是藏区治理客体结构的重要特征。宏观地看,在藏区的文化-社会-生态结构变迁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社会规范与社会行为的调适以及民众的心理、信念和行为的调适等,都需要政府“掌舵”,并加以引导和规范。在中观层面,甘孜藏区存在着环境治理与社会治理相互交织、贫困治理与社区治理相契合等,而环境治理、贫困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都呈现出非政府强作为而难以有作为的特征。在村庄层面,社区资源匮乏,导致发展的“内应力不足”,村庄发展需要政府大量供给公共产品,增量社区资源。调研发现,甘孜藏区政府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切合其治理情境。总体上,政府关注改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并进一步改善社会关系。具体说来,政府大量提供公共服务,改善民生;寓服务于管理,缓解社会矛盾;优化工作制度与工作方式,进一步改善政民关系;尊重和引导农牧民,增进诉求表达。这些治理实践,取得了良好成效。总之,我们强调,区域治理的规律性探索是治理研究的深化,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应不断延伸的领域。区域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蕴含在历史与现实的共同考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观察中。既需要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突破,也需要在现实的研究与批判中逐渐升华;既需要在宏观场域下发现关联,也需要在相对微观环境中剖析机理。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强调治理的区域性、民族性、文化性等。藏族地区治理需与其特殊的治理背景、治理情境、治理结构相契合。

杨亚雄^[7]（2017）在《新疆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研究 ——以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布料商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古丝绸之路上的阿图什市维吾尔人具有悠久的经商传统,他们有“新疆犹太人”之美誉,到月球上做生意的故事1代代相传。经商已经成为众多阿图什人最主要的生计活动。在阿图什市巨大的商业群体中,跨国经商群体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从事布料生意的跨国商人则是近3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行业群体。大肖鲁克村是阿图什跨国布料商人数量最集中、影响最大的区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肖鲁克跨国布料商人群体产生并迅速崛起,商人们的布料生意经历了产生、发展、辉煌和萎缩四个阶段。近几年,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受商人自身实力等因素的影响,大肖鲁克村的跨国布料商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意困境,以至于在过去的五年里,近一半商人结束了其在国外的布料生意而回国。继续坚守在国外市场的布料商人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利润空间缩小、布料市场疲软、竞争激烈、流动资金不足、货源不稳、国外安全和外贸环境变化频繁、家庭支出逐年增大、转行困难等方面。致使维吾尔人跨国布料生意陷于困境,既有商人自身方面的因素,也同商人所处的环境和所跨居国家实施的制度有关。商人们的生意困境将直接导致众多家庭日常生计之困境,还有可能给当地政府和社会的日常治理带来压力。本文以生意困境为论题研究的切入点,以跨国布料商人的生意过程为研究维度,采用实证分析和人文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运用文化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生态经济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的视角,通过深入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对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贸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专题研究,尤其是对目前布料商人所面临的生意困境作了调查研究。最后,文章提出了解决大肖鲁克村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相应的对策。本文通过对大肖鲁克村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的研究,旨在为边境地区跨国商贸现状研究提供“抛砖引玉”之效,进而对边疆治理和跨国民族之和平跨居提供某些思考和启示。本文认为,跨国民族的跨国商贸实践是促进边疆通达和发展的积极力量,作为边疆人群安身立命的生计活动,跨国商贸的持续和发展是“边疆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推力。作为跨国主义在经济活动中的实践,以跨国族群的生计可持续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计,新疆维吾尔族商人所面临的跨国布料生意困境应该得到有关各方的关注和重视,各方合力,改善商人们目前的生意现状,以促进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安居乐业和边疆的通达、发展与繁荣。

周智翔^[8]（2017）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背景下阿坝州暖棚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四川省阿坝州处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对全国乃至全球的生态环境气候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前因为过度放牧及开发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为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我国自2011年开始在广大牧区推行“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机制政策”,划定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并对牧民发放补奖资金。随着该政策逐步实施,可放牧草场面积减少,为实现减畜不减产的目标,针对寒冷的秋冬季节饲草匮乏问题,牧民们需要有一个固定的空间来对牲畜进行补饲,牲畜暖棚建筑的建设在青藏高原地区逐渐得到重视与加强。本研究以四川省阿坝州为例,针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牲畜暖棚建设的情况及存在问题开展分析,通过现场调研、走访座谈、问卷调查与试点建设等研究方法,提出阿坝州地区牲畜暖棚建设管理制度优化与生态化设计策略建议。本研究基于对阿坝州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机制政策落实情况的调研,从补奖资金发放情况及政策满意度调查、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川西北生态环境恢复状况三个方面着手,调查牧民对现有施行政策满意程度,对目前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施行过程中所存在着问题进行探讨。牲畜暖棚作为提高农牧民畜牧业生产效率最重要的载体,对于推进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提高牧民家庭收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现有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中,对牲畜暖棚之类的生产设施改善关注尚不足。现金补助为主的方法不利于引导牧民主动改进畜牧业水平,提升生产效率,应提高补奖标准并大力推进包含暖棚建筑建设的生产资料配套补助,引导牧民通过提高畜牧业的生产率来实现增收。阿坝州等川西北牧区使用牲畜暖棚的历史由来已久,传统的牲畜暖棚多以“敞圈”的形式呈现,使用石块和土壤作为主要建筑材料,两者相互混合夯筑形成墙体,但是其保温隔热性能相当有限。随着施工技术和建筑材料的进步,陆续出现了采用玻璃、塑料薄膜等透光材料作为屋面采光系统的牲畜暖棚,该种牲畜暖棚的保温隔热性能与以前的“敞圈”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玻璃等屋面材料易于损坏,很难大面积推广。随着国家对高原牧区畜牧业发展的重视,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得到有效改善,牲畜暖棚的建设得到了政府层面的支持。但是在调研中笔者发现阿坝州现有牲畜暖棚存在着市场需求量大、供应量跟不上,使用的建筑技术落后、建筑材料不环保,补奖标准单一化,建造指导标准未充足考虑实际需求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对现有牲畜暖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后,笔者认为新型牲畜暖棚在设计及建造过程中应当以生态建筑理论为支撑,融入当地的建筑文脉、选用生态环保的建筑材料、运用装配式建筑的思路。笔者和研究团队开展牲畜暖棚生态建造的示范性建设,并对建成的示范性牲畜暖棚跟踪进行了物理性能测试。延续阿坝州“夯土”民居的建造文脉,示范性暖棚建设中采用土壤作为维护结构墙体的主要材料,具有良好的保温隔热性能。牲畜暖棚的主体结构采用工厂全预制薄壁轻钢材料,各组件间采用螺栓进行连接,使暖棚安装变得更加便捷,将来也方便牧民进行异地重建和循环利用。对建成后投入使用的新型牲畜暖棚,进行了室内外环境温度、湿度及室内二氧化碳浓度的监测来考察新型牲畜暖棚的实际功效,测试表明即使在阿坝州冬季极端寒冷的夜晚,新型牲畜暖棚仍然能够提供一个适合于牦牛等牲畜居住的环境。综合本论文研究,笔者最后提出了阿坝州地区牲畜暖棚建设管理制度优化建议,并结合示范性项目提出了暖棚的生态化设计策略。本文建议今后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应当提高补奖标准并逐步实现由单纯的资金补贴向生产资料补贴方向发展,让牧民通过提高畜牧业生产率从而实现增产增收。采用“政府补助+牧民自筹”的方式在高原地区推广生态化设计的新型装配式暖棚,辅以“放牧+舍饲”相结合的科学养殖方式进行牲畜饲养。本文对促进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更有效的实施,改善广大青藏高原片区的生态环境,促进牧民增收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滕星均^[9]（2009）在《区域三农问题的系统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农”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难点和关键。近几年来,“三农”问题成了理论界和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经济学界在“三农”问题上有着长久而热烈的探讨与争论,不管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策略如何各异,但对于问题本身的看法却是日趋一致的,那就是“三农”问题已经趋近于一个国家可承受的极限值,并且直接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积极性和农村基层社区构架的稳定,从而诱发中央及各地政府积极探索和尝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三农”问题受到了中央高层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依据区域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基础理论,以区域经济突破为主线,将区域创业环境、三农问题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形成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纳入一个系统,对三农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别从研究背景、吉林省“三农”问题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吉林省“三农”问题形成原因、吉林省“三农”问题发展趋势分析预测以及解决吉林省“三农”问题的思路与对策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系统地对吉林省“三农”问题发展趋势及对策进行了研究与解答。

甘肃省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10]（2008）在《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认为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欠发达农业省份,少数民族地区包括两州五县: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地处河西走廊的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张掖市肃南藏族裕固族自治县、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

二、加入WTO对阿坝州畜牧业的影响及其对策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对阿坝州畜牧业的影响及其对策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活”在神圣与世俗间 ——一个藏边寺院社区发展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岷江上游地区藏羌聚落景观特征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藏族地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新疆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研究 ——以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布料商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背景下阿坝州暖棚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区域三农问题的系统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加入WTO对阿坝州畜牧业的影响及其对策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D]. 李治兵.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2]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D]. 曾毅. 西南民族大学, 2020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D]. 朱辉进.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4]“活”在神圣与世俗间 ——一个藏边寺院社区发展实践研究[D]. 张祥.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7)
• [5]岷江上游地区藏羌聚落景观特征的比较研究[D]. 孙松林.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6]藏族地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分析[D]. 陈艾.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7]新疆维吾尔族跨国布料商人生意困境研究 ——以阿图什市大肖鲁克村布料商人为例[D]. 杨亚雄. 兰州大学, 2017(03)
• [8]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背景下阿坝州暖棚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D]. 周智翔. 西南民族大学, 2017(02)
• [9]区域三农问题的系统研究 ——以吉林省为例[D]. 滕星均. 吉林大学, 2009(08)
• [10]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战略研究[A]. 甘肃省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 2008年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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