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发现的两种甘肃军事善后流通券（论文文献综述）
谈笑[1]（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丁捷[2]（2018）在《“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文中指出从古代到近代,从性质上来看,报刊大致可以划分官报和民报。近代是民报的勃兴和古代官报的衰落时期。而以《北洋官报》为代表的新式官报,在清末最后十年却进入大爆发的时期,成为报刊史上独特的一观。以民报作为参考来看待《北洋官报》,看到的是这份官报的落后性,似乎乏善可陈。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如果把官报纳入从古到今官方传播体系的演变过程之中,《北洋官报》的进步性就凸显出来,并且会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去提出问题。《北洋官报》在直隶新政中扮演何种角色?其和清廷、督抚、下级官员、士绅、议会等各种政治势力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建立了怎样的关系?本文的主旨即在探讨新政背景下,《北洋官报》所构建的新型“官”与“报”之间的关系。为了探讨这种新的“官”与“报”关系,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把《北洋官报》的历史划分为兴起、发展、衰落、转变四个阶段,官报和政治关系的分析贯穿在每一个阶段中。具体来说,每一个阶段又大致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展开论述:官报和督抚或者议会的关系如何,官报自身的人事变化如何,官报的财政经济状况,官报本身的栏目或本文改革等等。每一章都对爬罗剔抉得来的零散史料进行分析和归纳,并把官报的所作所为放置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描绘《北洋官报》具体的媒介实践,为分析官报所构建的新型“官”“报”关系打下基础。通过分析,本文发现了《北洋官报》并非只是一张官报,它从创办伊始就被纳入新政的有机系统中,其扮演着多种角色。它是新闻的报道者,承担报纸基本的告知功能;还是公文的传递者,成为政府信息传递机关;还增编宣讲用的白话报,担当社会教育的角色;它还通过赢利来援助学堂,充当慈善者的角色;并在救灾等公共事务中募集捐款,成为社会公益的鼓动者。《北洋官报》承担多种角色,说明了它和当时的经济政治改革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形成了新型的官报和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简单概述为:官报依靠政治力量获得初始资金,利用这笔资金和政治上的派销特权,实现自我经济独立和盈余,并反哺当时的改革。但是这种关系也不是一直不变的,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会影响官报和政治的关系,比如谘议局成立后,想斩断官报和政治的密切关系,要求督抚取消官报的政治特权。作为自救,《北洋官报》反而加深了对政治的依附,并于民国成立后不久归并直隶行政公署。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依托最新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北洋官报》和《袁世凯全集》等资料,完整地呈现《北洋官报》从创刊到进入民国后转变为公报的历史过程,丰富了对于这份报纸的研究;二是从媒介实践的研究路径出发,把《北洋官报》纳入清末政治改革的宏观视野中,分析其和政治之间的互动,梳理出新的“官”“报”关系模式。
盛奥峰[3]（2018）在《在党派立场与专业立场之间：马星野主持时期的《中央日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试图通过对马星野主持时期《中央日报》的报道内容、报道策略、报道形式与方法等的考察,呈现马星野在“党人”和“报人”身份之间,在国民党立场和专业主义立场之间,在符合国民党新闻政策、思想与要求和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与要求之间的矛盾,以此探察马星野试图平衡这一系列矛盾的良苦用心和努力。为达成这一研究目标,本文分别选取了政治、经济和民生三个领域的重大新闻事件---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币制改革、黄河治理,希望通过《中央日报》对这三个事件的报道内容、报道内容及其报道中显现出的立场倾向的考察,透视其背后潜藏或显现出的国民党党报的党派立场与新闻专业立场、国民党党派新闻思想与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探求这种矛盾、冲突与作为其主持人的马星野自身身份、立场、思想中的矛盾性间的关联。研究发现,无论是政治领域的政治协商会议,经济领域的币制改革,还是社会领域的黄河治理问题,《中央日报》的报道都不是“一边倒”式的坚持党派立场,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立场,而是党派立场和新闻专业主义立场兼而有之,相互纠缠,有时党派立场会显示的相对较多一些,有时专业立场显示的相对较多一些。在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等关乎国民党切身利益的事件上,其党派立场显现得更为鲜明一些,而在对其党派利益影响较弱的较具社会性的议题进行报道时,其新闻专业立场则显现得较为明显一些。但即使在对政治、经济等与国民党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议题的报道中,也并非完全站在党派立场,并非一点专业意识都没有;同时,即使在对与国民党切身利益不直接相关的较具社会性的议题进行报道中,显现出的也并非纯粹的专业意识与专业立场,并非一点党派立场与意识都没有,只是专业立场与意识更为突出和明显而已。研究认为,马星野主持时期《中央日报》所显现出的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立场与国民党党派立场相互矛盾、相互碰撞、相互交织、相互纠缠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与作为主持人的马星野本人思想、身份的矛盾性直接相关。
蔡敏[4]（2016）在《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商成汤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挑战“君权神授”代夏朝天下的帝王,被列入祖先、圣贤崇拜及祀典礼制、极具影响力的圣君之一。他不仅建立商王朝,还在“桑林祷雨”的传说广泛流传中,开创华夏民族传承三千余年的雩祭传统；他以宽治民、广施仁德,故历代贤君臣工频频效仿。当成汤信仰作为特定的仪式一直沿袭后世,这个独具地方特色的祭祀传统就不断被神化,受到太行地区两侧百姓普遍的尊崇和信奉,并以析城山为中心形成“商汤文化圈”；尤其在农村,农作物的丰歉需要这种对雨水神灵朴素信仰支配下的乡土民俗资源,故而许多村镇、乡里或名山崇岭之间都纷纷建庙景仰；特别是宋金以后,宋徽宗敕封的“嘉润公”、“广渊庙”,确立了成汤不可撼动的正统祭祀地位；民间大量创建的汤帝庙,亦丰富了一系列以取水求雨为主旨的形影相附的赛社演剧活动。时至如今,晋豫两省仍有不少汤庙古建筑、碑刻实物及金石资料保存下来,它们更多地承载了民间原始雩祭仪式的遗风余韵,以及北方民间神庙剧场的演变轨迹。本文将以成汤信仰为切入点,把相关的舞楼形制和赛社演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探寻成汤信仰及其祭祀仪式的交互影响,揭示民间戏剧的产生、发展和繁荣的内在动因,以期对具有上古巫术印迹并受宗教影响且颇有太行特色的汤王崇拜,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赛社民俗和戏曲演出,做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呈现。
曾玉珊[5]（2012）在《冯泽芳与中国现代棉业改进研究》文中指出冯泽芳（1899—1959）是我国着名的棉花科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现代棉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在棉花科学研究、棉种繁殖推广和培育植棉人才等方面作出了辉煌业绩。将现代棉业改进事业的开拓者及见证人之一的冯泽芳的学习、研究及实践经历与我国现代棉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对于了解和掌握关于棉花改良的科研、推广和教育的发展过程与成就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冯泽芳一生中有20多年从事农业教育,即使离开教育岗位也兼任一定的教学工作。冯泽芳深知培养农业人才的重要性,指出大学农学院毕业生“要利用个人的思想及知识解决农业的问题,贡献给国家民族,以至于全人类”。在办学中冯泽芳坚持教学、研究与推广相结合,广纳人才,组建一流的教师队伍,结合中国实际编写教材,实施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他创办了我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所棉花专业的高等学府——河南安阳棉花学院。冯泽芳辛勤耕耘一生,桃李满天下,培养的学生不负厚望,在发展我国棉作科学和生产事业中起到了开创、推动和骨干作用。真正意义上的棉花科学研究自民国建元开始。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从事植棉科学研究,其研究成果的取得实属来之不易。冯泽芳是中国棉业界为数不多的着文众多的学者,为中国棉业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科技知识财富。他首次列出完整的中棉分类系统表,奠定了中国亚洲棉分类的基础。冯泽芳是我国用孟德尔定律对亚洲棉性状进行遗传研究的先导,较早从事棉花种间杂交及后代的遗传学和细胞学研究,研究结论处于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冯泽芳对木棉进行科学鉴定,肯定其经济价值并大力推广。冯泽芳主持的棉花区试在主要农作物的区域试验中首开先河,为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推广斯字棉与德字棉提供了科学依据。冯泽芳关于棉区划分及棉纺工业布局的科学思想成为我国发展商品棉基地,重新进行棉纺业布局调整的重要根据。从1937年起,冯泽芳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棉花良种和植棉技术的推广上。他奔波在陇海路西段两侧的广大棉区,倡导严格的棉种管理区制度,1940年在陕西推广斯字棉达85万余亩。在云南克服种种困难,大力宣传开发木棉。经过努力,四年后木棉种植达到7万亩。从推广面积、经济效益看,斯字棉最广最大；从棉花改良角度,木棉贡献独特,因为木棉从发现、鉴定、育种、推广,全都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尤其正值抗战原棉匮乏时期,木棉的推广工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20世纪,我国先后成立了三个国家级的棉花研究与推广的专门性机构,冯泽芳因此三次执掌全国棉业改进事业。尤其1934年4月------1937年12月,1947年2月------1949年3月,两次受命于全国棉业最危难之际,肩负着复兴中华棉产的历史使命。在其任内,冯泽芳和同仁相互配合,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棉产改进组织机构,完善棉产改进工作的运行机制,以推广维护研究,以研究充实推广,集政治、科学、经济三种力量,使我国棉花产量与质量在这三个时期都得不同程度的提高。在中国经验农业科学逐步向实验农业科学发展的进程中,急需领军人物的推动作用。冯泽芳顺应时代需求,以坚韧的毅力,开拓创新、务实求真的精神,在棉作科学研究、棉作推广、棉作专门人才培育领域开展了许多具有开创性、开拓性的工作,奠定了现代棉作科学的基础,从而也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棉业改进史上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冯泽芳的成才与成功绝非偶然,其中有良好的人才孵化的外部环境,有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更有个人理想追求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契合。他以服务为目的的学农为人的精神,为学农者的楷模。他高尚的科学道德,颂扬了科技工作者的可贵品质,令世人敬仰。他所践行的教育、科研、推广“三结合”的模式对我国目前及今后解决农业问题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冯泽芳的“大农业论”提出,发展农业必须尽力推动与农业相关的经济、社会、教育、法律、交通、政治等建设。这些论点对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邢巍巍[6]（2010）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长职能研究（1928-1937）》文中指出本文尝试运用历史分析与政府过程中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在训政的框架下,对1928—1937即所谓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间的县长职能的制度规定与设计、基本职能、职能运行的权力结构,以及职能的实现与限制因素等问题进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作为“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予以探讨,借此说明国民党围绕着增强县长职权的政策与县长职能嬗变的社会历史意义。除“绪论”与“结语”外,主体部分共四章,为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从县长职能的嬗变、县长基本职能的考察、县长职能运行的权力结构以及县长职能履行的困境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二章通过对历代县衙门、晚清新政时期的县衙门以及北洋政府时期县知事职能的追述,明确历代县主官“六部之事系于一人”、但以“钱谷”与“刑名”为主的传统职能。国民党建立政权后,推动其职能从“兴利不如除弊”向“既兴利又除弊”转变,敦促县长成为“为守俱优”的“公仆”,导致该职位上的法理职责空前膨胀。这种制度设计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延续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总体进程,另一方面力图巩固自身的政治统治；这两个方面都要求建立起具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整肃地方社会。可以说,这是当时县长的地位在法理和舆论上提高的原因,也是其职能规定的根本依据。第三章在对县长职能的指导原则总体概述的基础上,重点选取其司法、治安及财政等职能进行考察。就司法而言,该时期国民政府在地方法院、县法院难以普设的情况下,在各县设立司法处作为过渡性措施,县长只兼任检察职务、办理司法行政事务而不“染指”审判事务,以最终达到县长与司法权的分离。治安方面由于匪患日炽,县长成为当然的“剿匪官”,剿匪的效果成为其考绩的关键指标。财政方面,随着县财政的独立,县政经费的来源、分配等事务成为县长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不但应负责筹措县内民政、财政、教育、建设、警政等行政经费,还要承担上级及军队的各种摊派,很多情况下,由于县长对财富的贪婪,更导致其财政职能的发挥以敛财为落脚点。第四章通过分析县长与县党部、“四局”系统以及上下级的关系,对其据以行使职能的权力结构予以说明。就“党政关系”而言,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认知中,县长是推行政权建设和自治的主导,党务人员应处于辅助地位；现实中县长因掌握行政权、兼理司法以及负责县党务经费的筹措,对党务系统构成一定的优势；县党务方面则往往倚恃上级党部,或与驻军、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与县长抗衡,二者之间的矛盾较为普遍。以“条块关系”而言,清末以来,以公安、教育、财政、建设四局为代表的县政系统逐渐形成,相对于原有的以县长为领导的县政系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中较早的“条块关系”。为整合县政、提高行政效率,国民政府力图增强县长职权,以“裁局改科”为典型措施,但并未取得实际效果。在上下级的关系上,1928-1937年的县长,延续了清末以来人事权主要掌握在地方各省、驻军以及实力派手中,中央无从染指的情况,因此在行使职能时受中央的指挥较少,受省政府等的控制与牵制较多。此外,在国民党推行基层政权正规化与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县长在某种程度上真正由“治事之官”转为“治人之官”；而伴随着地方政权“官治”特征的加强,其在法理上对下属机构及人员的指挥与监督权,也呈明显的增强趋势。第五章分析了1928-1937年间县长在职能履行上受到的多种制约,认为其实际的施政过程与法律、政策上的规定存在着很大的偏离。从总体环境来讲,社会战争频仍,苛捐杂税繁多,农民不堪重负,农村经济濒临破产,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国家政权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这种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对县长职能的实现首先产生了巨大的阻碍。同时,国民政府在制度规定上,倾向于将县域各方面事务都委托县长一人,将所有职责都附加于县长的职位上,造成其无事不管、又无事能管的窘境。自清末中央政府式微以来,国家对基层官吏的控制和支持空前低落,县长多成为省政府等地方势力私人夹袋中的人物,更动频繁,直接导致职责难以得到履行。而新旧军阀对县长施政的干涉,不但使其疲于支应军需、征募兵丁,受驻军的控制与指挥,而且常因不能满足驻军的利益而丢失官位；同时,地方士绅等势力对县长的影响微妙而难以把握,从县长方面看,多以利益收入为求职标准；但收入的肥瘦,实际上与县内士绅派别多寡与人民素质高低不无关系,因此县长必须小心谨慎、在各方政治势力之间寻找平衡。总体来看,1928-1937年间的县长职能既包括主要由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社会职能,也需承担为实现国民党的统治意志而产生的政治职能；既包括根据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职能,也仍需继承传统政治延续下来的县主官的基本职责。无论是县长职能的内容、还是其履行职能的权力结构来看,国民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倾向于强化县长的地位、增强其职权,但由于国家支持的普遍缺失和基层动员能力的缺乏,县长想要完成附加在其职位上的种种职责非常困难。
陈晓荣[7]（2010）在《民国小区域流通货币及乡土币制》文中提出小区域流通货币是一种代用货币或货币符号。其发行主体或为钱铺、钱庄、商号、工矿企业等商业部门,或为县级地方基层政权,或为社会团体等准权力部门;其流通范围一般限于一县之境,而且仅能部分地履行货币职能。小区域流通货币是在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向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货币现象,反映了从封建国家货币制度衰亡到资本主义中央银行体系建立之前的过渡性特征。民国小区域流通货币的职能因其发行主体的不同而不同。基层政权所发行之纸币在当地等同于法币,而商业部门所发行的商业票券则仅用于市场找零或工商业者之间的业务往来及票据清算,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货币。不同政府部门所发行之政府票券的性质迥然不同。地方政府货币的垂直发行和商业票券的横向流通,导致了事实上的两个货币系列,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的乡土币制体系。这一现象,既与当时的军阀割据和地方财权独立直接相关,也与当时的乡村自治运动等密切关联。小区域流通货币的不平衡性既是货币实物化的表现,也是近代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反映。其发行和使用状况,既有南北之别,也有城乡之异,更有发达与欠发达地域间的不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方与南方农村钱票的流通差异,是南北差异的最好例证,而城乡之间的差异,则反映了日益突出的城乡经济二元化倾向。乡村在金融机构、货币供需、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与城市的较大差距,决定了其独特货币体系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民国乡土币制,是在国家基本货币制度之下存在的相对独立的乡村纸币制度。首先,民国时期的乡村手工业因受洋货冲击而日益衰退,农民收入则因农村经济凋敝而急剧下降。由于无法得到国家银行的供给,小面额辅币券不得不依赖身处底层市场的商业主体来提供。其次,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由于旨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乡村贫、弱问题并未解决,农民负担有增无减,士绅则由过去的乡村维护者变成了上层政策的执行者。在此过程中,乡村钱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次,国家货币制度不健全是乡土币制存在的币制基础。虽然民国小区域货币发行主体的多元化是一个现实存在,但货币发行的集中和统一是货币管理制度化的必然趋势。民国国家银行虽然垄断了货币发行权,但因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并未形成,统一国币的流通也就无法实现。民国币制体系具有二维结构特征,即各级政府以财政为目的所创立的法定货币体系与商业机构以金融为目的所运行的非法定的媒介货币体系二者的共生并存。前者兼顾官僚资本企业的利益;后者反映了民族资本家和中小商人集团的利益诉求。在两者的对峙和博弈中,后者有逐步被压缩的倾向。
向常水[8]（2008）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为研究对象,重在分析民初湖南社会与慈善救济的关系,梳理民国时期湖南慈善救济组织的嬗变,介绍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的主要内容,探析北京政府时期慈善救济的运行机制,阐明影响湖南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几大主要因素,揭示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的主要特点、社会影响、存在的不足以及对当前我国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启示作用,从而说明社会环境与慈善救济的密切关系、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的基本态势以及它在近代湖南社会变迁中的地位作用。第一章主要考察北京政府时期湖南社会环境与慈善救济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大系统是慈善救济发生发展的基本土壤。民初湖南兵灾匪患严重、时政局势动荡、自然灾害绵延不绝、经济态势脆弱不堪,这些共同构成了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衍生发展所处的社会状况。第二章简要梳理民国时期湖南慈善救济机构的嬗变,从纵向了解慈善救济的组织演进脉络。民国时期湖南的慈善救济组织大致有三类,即传统慈善救济组织经改组改造后依然焕发生机,像湖南省城慈善总公所;新型官办慈善救济组织的产生,如湖南水灾筹赈会和湖南赈务协会;新出现的义赈组织,如湖南义赈会、湖南华洋筹赈会。它们的活动内容各有侧重,又有合作。特别是义赈组织在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也极大地推动了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的近代化进程。第三章扼要介绍湖南慈善救济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灾荒赈济、日常慈善和红十字事业。灾荒赈济主要由官赈和义赈组织担当,重点是兵灾救济、水旱灾救济,在赈济过程中必须解决好救灾民难民出险、米禁、防疫、遣散难民、施赈和平粜等问题。日常慈善涵盖救贫、慈幼、恤嫠、消防、积谷等内容,主要是救助弱势群体、维护一些传统道德价值以及预防社会危机。红十字组织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的人道救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在战时救护、自然灾害救济还是日常医疗卫生中都有它的存在。第四章依照灾赈的基本环节,剖析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的筹款、查灾、放赈的运行机制,并就慈善救济组织内部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加以探讨。在考察慈善救济的运行机制后还简要分析它的基本特点、存在的问题等。第五章重点探讨影响民初湖南慈善救济的几种重要因素,像名人（熊希龄）、商会、政治公权力、教会以及媒体（长沙《大公报》）。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让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在维持社会运转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呈现颇具时代和地域特色的性格。结语部分分析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的主要特点、主要贡献、存在的不足以及对当前我国慈善救济事业的启示。本文既有微观的描述性、梳理性介绍,又有宏观的规律性、经验性总结。总之,本文遵循探讨背景—梳理脉络—介绍活动—分析模式—总结特点—反思经验的路径展开,通过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的专门考察,以加深对中国慈善史和近代湖南历史的认知,并给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提供参考。
孙大权[9]（2005）在《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学社于1923年创立,到1953年结束。是在马寅初、刘大钧主持下,以留美归国经济学者为主,集合全国政、学、商各界上层分子组成的经济学术团体。学社作为民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其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在民国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影响到新中国的人口论。这一重要经济学术团体,今日学界对之却了解甚少。本文在广泛收集各种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和思想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形成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经济学者群体,他们参加或组织的学术团体在各地广泛成立,为中国经济学社创立奠定了基础,1923年11月,清华留美归国的经济学者刘大钧、陈长蘅等人与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戴乐仁等共同创立了中国经济学社,其最初目的是为社员提高经济学教学和科研水平服务。1924年马寅初等人加入后,学社宗旨改变为:发展中国经济学术和改进中国现实经济。这一改变,适应了社会需要,导致了学社的长足的发展。 在马寅初、刘大钧的积极领导下,中国经济学社由北京市的一个小团体,向天津、上海、美国等地扩张,到1927年11月,学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在此之后,马寅初等人开始了大量吸收商界和政界社员,学社的组织与影响就进一步向社会各界延伸。同时,学社开始了艰辛的基金筹募,并取得了较大成效,到30年代中期,学社拥有杭州房产一处,南京地皮14亩,基金20万左右。然而由于抗战的爆发,中国经济学社的发展势头受到重大打击,虽然学社继续在重庆聚集社员,坚持发展,但学社的基金由于通货膨胀不断贬值,社员的政治立场也出现了重大分化,特别是马寅初被软禁后,学社发展进入后期,走向衰落,一直到1953年正式结束。 中国经济学社一年一度最重要的集体学术活动就是举行年会,前3届年会在北京举行,主要是社务会议。第四届年会在上海召开,确立了进行社务会、学术讨论会、讲学会、各种宴会以及参观游览等多种活动。在1927年至1936年间,学社在杭州、青岛、广州等地举行了10次年会,每次年会都受到了经济学界、政府、工商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支持,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在1938年至1943年学社总部西迁重庆后,还召开了三次有影响的年会。同时,中国经济学社还举办了多种学术事业,如:出版丛书,创办社刊,建立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等等,发表了被经济学界公认的一批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是刘大钧主持完成的中国第一次工业普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经济学社骨干社员马寅初、刘大钧、卫挺生、何廉、唐庆增、顾翊群、潘序伦等人的经济思想,在基本经济理论方面有明显的共同特点:关于经济哲学:主张“不激不随”的经济发展观,既反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不激）,又批判保守的传统封建思想（不随）,并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在价值论与消费、生产、交易、分配论等方面,主要是受英美的马歇尔、克拉克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而不是王亚南所说的主要受奥国派影响;在研究方法方面,注重实证和统计方法。 在应用理论和政策主张方面,他们多在切磋和争论中相互影响。关于统制与放任:1932年10月,武育干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的主张,社员多主张在保留私有制前提下,由政府联合工商界上层统制全国经济。在统制经济理论流行时,顾翊群运用哈耶克理论批判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运用比较优势论批判了贸易保护主义,主
任俊,王波,侯亚卫[10]（2002）在《新发现的两种甘肃军事善后流通券》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上年春,从一泉友处购得两枚“甘肃军事善后流通券”纸币,分别为壹角浅蓝色和壹元深蓝色石印版,该壹角与《甘肃历代贷币图册》中发表的“甘肃军事善后流通券”棕色有所不同,票幅大小亦有出入,《甘肃历代贷币图册》中“甘肃军事善后流通券”票幅为11.6cm×6.8cm,而该券票幅为12.7cm×7.2cm,略大。该券除颜色、大小不同外,版式一致,似为分期石印流通券。甘肃军事善后流通券纸币目前已不多见,
二、新发现的两种甘肃军事善后流通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发现的两种甘肃军事善后流通券（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定义及研究意义 |
| 一、定义及有关概念解释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综述 |
| 一、1949年前政府涉外经济契约有关研究 |
| 二、1949年后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研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 |
| 一、研究内容创新 |
| 二、研究方法创新 |
| 第一章 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 |
| 第一节 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中方主体 |
| 二、外方主体 |
| 第二节 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客体 |
| 一、借款法律关系 |
| 二、建设工程法律关系 |
| 三、合伙法律关系 |
| 四、买卖法律关系 |
| 五、租赁法律关系 |
| 六、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
| 七、其他类型法律关系 |
| 第三节 法律关系的特性 |
| 一、公私混合主体 |
| 二、私法性的内容 |
| 三、公法性的内容 |
| 四、契约涉外因素 |
| 五、国际经济因素 |
| 第二章 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之比较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契约与条约 |
| 二、准条约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 |
| 三、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条约体系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理比较 |
| 一、法的形式比较 |
| 二、法律关系比较 |
| 三、法的实施比较 |
| 第三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 |
| 第一节 晚清产生发展成型期(1840年至1912年) |
| 一、1840年至1870年 |
| 二、1870年至1894年 |
| 三、1894年至1912年 |
|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泡沫期(1912年至1927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消亡期(1927年至1949年) |
| 一、时代背景 |
| 二、时代分期 |
| 三、契约特点 |
| 第四章 近代条约体系下外国银行之地位 |
| 第一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地位 |
| 一、“治外法权银行”概念 |
| 二、外国在华银行与条约制度 |
| 三、约束外国在华银行的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特殊地位的取得 |
| 一、晚清的金融商业政策 |
| 二、晚清及民国的银行货币制度 |
| 第三节 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的优势地位 |
| 一、法律地位优势 |
| 二、经营实力优势 |
| 三、优势地位的丧失 |
| 第五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的影响 |
| 一、国际强权的基石 |
| 二、国际争霸的魅影 |
| 三、外交开路的投资 |
| 四、政治优先于经济 |
| 第二节 中外关系的制约 |
| 一、国际条约的直接制约 |
| 二、外交承认与契约继承 |
| 三、交战状态与契约终止 |
| 四、外交敌对与契约履行 |
| 第六章 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订立 |
| 第一节 影响契约订立的因素、订约人员及交涉方式 |
| 一、影响订约的因素 |
| 二、参与订约的人员 |
| 三、订约交涉的方式 |
| 第二节 中方订约程序——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
| 一、中方决策的特点 |
| 二、中方决策的过程 |
| 第三节 外方订约程序——以市场决策为中心 |
| 一、外方决策的特点 |
| 二、外方决策的过程 |
| 第四节 中外交易程序——经济与政治的互动 |
| 一、询盘 |
| 二、发盘 |
| 三、还盘 |
| 四、接受 |
| 第七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演变 |
| 一、定义 |
| 二、形式演变 |
| 第二节 契约结构 |
| 一、契约首部 |
| 二、契约尾部 |
| 三、契约附件 |
| 四、契约正文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财务条款 |
| 二、管理条款 |
| 三、格式条款 |
| 第八章 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分类与特性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三、特性 |
| 第二节 契约产生背景与演变历史 |
| 一、舰炮与条约奠定的基石 |
| 二、早期国际工程建设草案 |
| 三、政治斗争与国际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性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技术及商务条款 |
| 四、附件和补充条款 |
| 第九章 近代中外间合资合作经营契约 |
| 第一节 定义与类别 |
| 一、定义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主要条款 |
| 一、一般条款 |
| 二、法律条款 |
| 三、商务技术条款 |
| 第十章 案例研究——以华美银行契约为例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举办银行的思潮 |
| 二、清政府内部争议 |
| 三、主要参与人物 |
| 四、“轰传世界”的华美银行协议 |
| 第二节 中美双方往来经过 |
| 一、中美合作的缘起 |
| 二、美方在中国的活动 |
| 三、中方赴美谈判 |
| 四、中外媒体有关报道 |
| 第三节 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与契约订立 |
| 一、清政府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
| 二、美国政府的局外人态度 |
| 三、广泛的外国反对力量 |
| 四、失败的内部及客观原因 |
| 第四节 事件后续 |
| 结语 |
| 一、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一种法律关系 |
| 二、同一法律现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解读 |
| 三、政府涉外经济活动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
| 四、终止履行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方式与结果 |
| 五、客观看待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公法性质 |
| 六、倒影民族资本处境的一面镜子 |
| 附录 |
| 一、1887年华美银行事件稀见史料 |
| (一) 李鸿章致美国国务卿巴夏的信 |
| (二) 《李鸿章咨周馥盛宣怀马建忠文》英文件 |
| (三) 李鸿章致美国费城商人黄腾派克的两封信 |
| (四) 美国驻天津总领事致米建威的信 |
| (五)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为马建常(马相伯)开具的介绍信 |
| 二、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目录表 |
| (一) 说明 |
| 参考书目 |
| 一、档案文献、资料汇编、文集 |
| 二、报刊 |
| 三、历史政治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四、法律经济类着作论文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五、外人论着 |
| (一)中文 |
| (二)英文 |
| 后记 |
（2）“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晚清报刊史研究 |
| 1.2.2 晚清媒体与政治研究 |
| 1.2.3 晚清舆论研究 |
| 1.2.4 清末官报研究 |
| 1.3 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2 新式官报的溯源与早期实践 |
| 2.1 “官—民”人际传播体系溯源及其危机 |
| 2.2 邸报传播体系的构建及其不足 |
| 2.3 从补充到赘疣——官方传播体系在晚清的不适应 |
| 2.3.1 对新报的补充 |
| 2.3.2 从补充到“疣赘” |
| 2.3.3 晚清士人官方传播的改进建议 |
| 2.4 清廷的调适——清末中央和地方创立官报的尝试 |
| 2.4.1 《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最早的新式官报 |
| 2.4.2 《时务报》改官报的尝试及其失败 |
| 2.5 本章小结 |
| 3 清末新政改革与《北洋官报》的创办 |
| 3.1 庚子事变后官报思想的复活 |
| 3.1.1 晚清大员办理官报的谏言 |
| 3.1.2 清廷和民间的反应 |
| 3.2 《北洋官报》的创办 |
| 3.2.1 袁世凯创办北洋官报的动机 |
| 3.2.2 创办初期袁世凯广揽人才 |
| 3.2.3 创办初期的资金来源 |
| 3.2.4 印刷业务的兴盛 |
| 3.2.5 内部组织的建立及其评价 |
| 3.3 《北洋官报》初期的栏目设置 |
| 3.3.1 新闻栏目的设置 |
| 3.3.2 图片栏目的设置 |
| 3.3.3 评论的兴起 |
| 3.4 初涉新政:创刊初期的新政报道 |
| 3.4.1 新政开始:破旧 |
| 3.4.2 新政构建:立新 |
| 3.4.3 报道外省新政营造舆论 |
| 3.4.4 翻译日本文章以资参考 |
| 3.5 本章小结 |
| 4 袁世凯督直时期《北洋官报》的发展 |
| 4.1 《北洋官报》报人群体的变动 |
| 4.2 新政的报道文体与报道偏向 |
| 4.2.1 报道文体——文体形式的多样性 |
| 4.2.2 报道偏向——作为“精神奖励”的官报 |
| 4.2.3 辟谣——官报对于新政的维护 |
| 4.3 《北洋官报》附刊的演变与白话文转向 |
| 4.3.1 附报的出现:学报的兴起和演变 |
| 4.3.2 语体的变革:从文言到官话 |
| 4.3.3 官话和白话的并行 |
| 4.3.4 图片配图与白话文解说 |
| 4.4 增加论说:袁世凯对《北洋官报》的第一次改革 |
| 4.4.1 书册式到单张式再到书册式 |
| 4.4.2 袁世凯的不满和官报的第一次改革 |
| 4.5 突出公牍:袁世凯对《北洋官报》的第二次改革 |
| 4.6 推动清廷立宪和地方自治 |
| 4.6.1 反驳中国不能立宪之说 |
| 4.6.2 敦促清政府加快立宪进度 |
| 4.6.3 天津试办自治的宣传者和参与者 |
| 4.7 本章小结 |
| 5 遭遇危机:直督的变动和《北洋官报》的衰落 |
| 5.1 直督的变化和《北洋官报》人事的变迁 |
| 5.2 “官纸归并官报”引发的风波 |
| 5.3 “取缔北洋官报局”一案引发的纷争 |
| 5.3.1 顺直谘议局对《北洋官报》的责问 |
| 5.3.2 清廷政治改革成《北洋官报》的救命稻草 |
| 5.3.3 两次风波与清末新政的关系分析 |
| 5.4 作为“文书”的《北洋官报》的改革 |
| 5.4.1 官报内容的变革 |
| 5.4.2 官方发行方式的转变 |
| 5.5 宪政背景下《北洋官报》的报道特点 |
| 5.5.1 对于天津议事会所议事件的报道 |
| 5.5.2 《北洋官报》对于谘议局议案的相关报道 |
| 5.5.3 介入防疫救灾等公共事务 |
| 5.6 本章小结 |
| 6 由官报到公报:《北洋官报》的转变 |
| 6.1 动荡局势下《北洋官报》的舆论处置 |
| 6.2 从晚清到民国的顺利转变与舆论特点 |
| 6.2.1 由官报到公报的顺利过渡 |
| 6.2.2 《北洋公报》的内容安排和评论分析 |
| 6.3 《直隶公报》:独立性的完全丧失 |
| 6.3.1 印刷和编辑业务的分开 |
| 6.3.2 北洋印刷局的继续经营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语:“官”“报”关系的独特形态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表格索引 |
| 附录二 :图片索引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3）在党派立场与专业立场之间：马星野主持时期的《中央日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关于马星野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央日报》的研究 |
| 三、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一）弥补目前为止《中央日报》研究和马星野研究领域的不足 |
| （二）聚焦马星野思想、立场、身份的矛盾性，深化现有马星野研究12（三）创新研究视角，推进现有《中央日报》研究和马星野研究 |
| 四、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对三个典型事件或报道议题的介绍与说明 |
| （一）政治方面：政治协商会议 |
| （二）经济方面：1948 年币制改革 |
| （三）社会方面：黄河治理问题 |
| 第一章 马星野新闻生涯及其立场、思想与身份的矛盾性 |
| 第一节 马星野的人生道路与新闻生涯 |
| 一、一帆风顺的少年时光 |
| 二、艰辛曲折的外地求学之路 |
| 三、意料之中的回国从事新闻事业 |
| 第二节 马星野立场、思想与身份的矛盾性 |
| 一、“三民主义”思想与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矛盾 |
| 二、党派立场与专业主义立场的矛盾 |
| 三、“党人”和“报人”身份的矛盾 |
| 第二章 《中央日报》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报道与呈现 |
| 第一节《中央日报》政治协商会议报道的主要内容与议题 |
| 一、会议开幕前的主要报道内容与议题 |
| 二、会议举办期间的主要报道内容与议题 |
| 三、会议闭幕后的后续报道内容与议题 |
| 第二节《中央日报》政治协商会议报道中显现出的立场和倾向 |
| 一、政治协商会议报道中显现出的党派立场 |
| 二、政治协商会议报道中显现出的专业主义立场 |
| 第三章 《中央日报》对1948年币制改革的报道与呈现 |
| 第一节《中央日报》1948 年币制改革报道的主要内容 |
| 一、币制改革前的主要报道内容 |
| 二、币制改革期间的主要报道内容 |
| 三、币制改革后的报道内容 |
| 第二节《中央日报》1948 年币制改革报道中显现的立场与倾向 |
| 一、币制改革报道中显现出的党派立场 |
| 二、币制改革报道中显现出的专业主义立场 |
| 第四章 《中央日报》对黄河治理问题的报道与呈现 |
| 第一节《中央日报》黄河治理问题报道的主要内容 |
| 一、对花园口堵口工程及其相关内容的报道 |
| 二、对故道复堤工程及其相关内容的报道 |
| 三、对泛区复兴工程及其相关内容的报道 |
| 第二节《中央日报》黄河治理问题报道中显现出的立场和倾向 |
| 一、黄河治理问题报道中显现出的专业主义立场 |
| 二、黄河治理问题报道中显现出的党派立场 |
| 第五章 马星野主持时期《中央日报》报道的立场和倾向与其身份、思想的矛盾间的相关性 |
| 第一节 马星野主持时期《中央日报》报道的立场和倾向 |
| 一、马星野主持时期《中央日报》报道立场和倾向的呈现特点与策略 |
| 二、马星野主持时期《中央日报》报道立场和倾向的总体特点 |
| 第二节 马星野主持时期《中央日报》立场和倾向背后的原因分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意义与创新 |
| 第一章 成汤信仰之渊源考略 |
| 第一节 商朝的政治疆域与古史遗存 |
| 一、商都八迁：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
| 二、四土之内：七十里为政天下者 |
| 第二节 商汤的德政事功与恤民情怀 |
| 一、汤王圣德 |
| 二、辅相贤臣 |
| 三、民众景仰 |
| 第三节 桑林祷雨的相关传说及考证 |
| 一、民间传说 |
| 二、史料考证 |
| 第二章 成汤信仰与太行雩祭传统的形成 |
| 第一节 帝王崇拜到祈雨传统的演变 |
| 一、慎终追远 |
| 二、雨神演变 |
| 第二节 成汤信仰形成的地理环境 |
| 一、与天为党 |
| 二、靠天吃饭 |
| 第三节 成汤信仰形成的人文环境 |
| 一、皇帝敕封：权威性 |
| 二、地方效仿：纪念性与宗教性 |
| 三、民间拜祭：功利性 |
| 第三章 汤帝庙的普遍建立与地域流布 |
| 第一节 太行汤王庙的现存情况概述 |
| 第二节 汤王崇拜文化圈的传播特色 |
| 第四章 成汤祭赛与民间礼乐 |
| 第一节 汤祀与上古巫觋之关系 |
| 一、祭雨卜辞：敬天思想与自然崇拜 |
| 二、汤乐大濩：祭祀乐舞与帝王崇拜 |
| 三、身为牺牲：人祭仪式与巫觋文化 |
| 第二节 汤祀与雩祭礼乐的发展和规范 |
| 一、先秦两汉时期 |
|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 |
| 三、宋元明清时期 |
| 第五章 成汤祭赛与地方社会 |
| 第一节 太行雩祭传统的民间化进程 |
| 一、蜡祭与汤祀：相互依附 |
| 二、社祀与汤祀：合而为一 |
| 第二节 祭祀与崇拜：民间村社的经济运作模式 |
| 一、商号与汤庙筹资 |
| 二、世家大族与剧场建设 |
| 三、维首发起请会、摇会及水官会、火神会 |
| 第三节 宗教信仰影响下的成汤祭赛 |
| 第六章 宋金元汤帝庙剧场的建立及其定型 |
| 第一节 宋代汤庙“舞楼”碑刻的发现与宋代舞楼的创立 |
| 一、在汤王庙发现的第一通宋建“舞楼”碑 |
| 二、宋代舞楼、舞宇的横向考察 |
| 第二节 金代汤庙舞楼的实物遗存及其建筑形制 |
| 一、汤王庙金代舞楼的实物考察 |
| 二、金代汤庙舞楼的建筑特征及其创造性探索 |
| 三、元代汤庙舞楼定型与元代剧场的成熟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汤庙剧场的延展及其多样化探索 |
| 第一节 明代汤帝庙剧场：继承与延展 |
| 第二节 清代汤帝庙剧场之一：单层舞楼 |
| 第三节 清代汤帝庙剧场之二：山门舞楼 |
| 第四节 看楼：清代汤庙剧场的标准化配置 |
| 第八章 汤帝庙剧场的建筑装饰 |
| 第一节 彩绘艺术 |
| 第二节 雕刻艺术 |
| 第三节 剧场楹联 |
| 第九章 汤帝庙演艺：庆典与狂欢 |
| 第一节 祈雨仪式中的祭祀音乐 |
| 第二节 舞台题记中的戏班与剧目单 |
| 第三节 迎神赛社与当代演出遗绪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太行汤王庙情况一览表 |
| 附录B 太行汤王庙碑刻官员名录 |
| 附录C 太行汤王庙碑刻辑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 |
（5）冯泽芳与中国现代棉业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四、论文结构和研究重点 |
| 五、创新点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冯泽芳的学习工作经历及其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投身农业教育和棉作事业的时代背景 |
| 一、农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
| 二、农村经济的振兴 |
| 三、中国棉业的复兴 |
| 第二节 冯泽芳的学习经历 |
| 一、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学习经历 |
| 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修经历 |
| 三、高等农业教育对冯泽芳植棉事业的影响 |
| 第三节 冯泽芳的工作经历 |
| 一、投身农业教育工作的经历 |
| 二、致力棉业改良和推广工作的经历 |
| 第二章 冯泽芳与棉业教育 |
| 第一节 冯泽芳与现代农业教育 |
| 一、冯泽芳与农业教育师资建设 |
| 二、冯泽芳与农业教育学科设置 |
| 三、冯泽芳的农业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 |
| 第二节 冯泽芳与棉作学科教材建设 |
| 一、冯泽芳与《中等棉作学》 |
| 二、重视教材建设与科普读物的编写 |
| 第三节 冯泽芳与棉业人才培养 |
| 一、首创棉花专业高等学府 |
| 二、培育后继棉业专门人才 |
| 第三章 冯泽芳与棉花科学研究 |
| 第一节 冯泽芳关于中棉分类的研究 |
| 一、冯泽芳中棉分类研究的基础 |
| 二、冯泽芳中棉分类研究的发展及结论 |
| 三、中国亚洲棉分类之再认识 |
| 第二节 冯泽芳关于棉花遗传育种的研究 |
| 一、亚洲棉的遗传学研究概况 |
| 二、冯泽芳关于亚洲棉的遗传学研究 |
| 三、冯泽芳关于亚美棉种间杂交的遗传学和细胞学研究 |
| 四、棉花种间杂交研究的发展 |
| 第三节 冯泽芳与云南木棉鉴定 |
| 一、云南木棉的发现 |
| 二、冯泽芳对云南木棉的研究鉴定 |
| 第四节 冯泽芳与棉花品种区域试验 |
| 一、美棉品种区域试验的历史 |
| 二、冯泽芳主持的品种区域试验 |
|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品种区域试验 |
| 四、棉花品种区域试验的意义 |
| 第五节 冯泽芳关于棉作区划的研究 |
| 一、棉作分布的影响因子 |
| 二、冯泽芳的棉区划分研究 |
| 三、冯泽芳的棉纺业布局研究 |
| 第四章 冯泽芳与棉作推广 |
| 第一节 棉作推广概述 |
| 第二节 冯泽芳与陕西斯字棉推广 |
| 一、陕西斯字棉推广的缘由 |
| 二、陕西斯字棉推广的进展 |
| 三、棉种管理区制度的推行 |
| 四、斯字棉推广的意义及启示 |
| 第三节 冯泽芳与云南木棉推广 |
| 一、云南木棉推广的缘由 |
| 二、云南木棉推广的过程 |
| 三、云南木棉推广的成绩 |
| 第五章 冯泽芳与棉业科技管理 |
| 第一节 冯泽芳在中央棉产改进所的工作 |
| 一、中央棉产改进所的成立 |
| 二、地方棉产改进机构的建立 |
| 三、中央棉产改进所的具体工作 |
| 四、中央棉产改进所的工作成绩 |
| 第二节 冯泽芳在农林部棉产改进处的工作 |
| 一、棉产改进处成立背景 |
| 二、棉产改进处工作概况 |
| 三、棉产改进取得的成绩 |
| 四、棉产改进的启示 |
| 第三节 冯泽芳在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的工作 |
| 一、创办棉花研究所 |
| 二、组织编着《中国棉花栽培学》 |
| 三、召开全国棉花工作会议 |
| 四、筹备出版棉业专门刊物 |
| 五、恢复棉花品种区域试验 |
| 六、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
| 第六章 冯泽芳在现代棉业发展中的地位及影响 |
| 第一节 现代棉作科学的奠基人 |
| 一、归纳中棉分类,奠定研究基础 |
| 二、研究种间杂交,拓展育种途径 |
| 三、划分五大棉区,探讨棉纺布局 |
| 四、潜心科学研究,换得着作等身 |
| 第二节 现代棉产改进的先驱者 |
| 一、主持全国区试、推广棉作良种 |
| 二、鉴定离核木棉,倡导长绒生产 |
| 三、执掌棉产改进,提高产量质量 |
| 第三节 农业教育的伟大实践者 |
| 一、确立农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
| 二、倡导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方法 |
| 三、构建中国棉花科学家学术谱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资料汇编 |
| 二、专着、论文集 |
| 三、学位论文 |
| 四、期刊论文 |
| 五、网络资料 |
| 附录一：冯泽芳先生简历 |
| 附录二：冯泽芳先生论着题录 |
| 致谢 |
（6）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长职能研究（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与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 |
| 1.2.2 台湾地区研究 |
| 1.2.3 国外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县长职能的制度规定 |
| 第一节 县主官职能的历史沿革 |
| 2.1.1 历代县主官的职掌 |
| 2.1.2 晚清县政的近代化改革 |
| 2.1.3 北洋政府县知事的职能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县长职能的制度规定 |
| 2.2.1 县长的定位 |
| 2.2.2 县长职能的制度设计 |
| 第三节 县长职能制度设计的动因 |
| 2.3.1 南京政府建立时的基本状况 |
| 2.3.2 “国家政权建设”进程中的县长 |
| 第三章 县长基本职能的考察 |
| 第一节 兼理为名的司法职能 |
| 3.1.1 县长兼理司法 |
| 3.1.2 对县长兼理司法的批评 |
| 3.1.3 司法改革与县长权能的变化 |
| 3.1.4 县长作为军法官的职能 |
| 第二节 剿匪为中心的治安职能 |
| 3.2.1 匪患日炽 |
| 3.2.2 “剿匪官” |
| 3.2.3 县长在治安机构中的层级 |
| 3.2.4 县长治安职能的实现 |
| 第三节 县长的财政职能 |
| 3.3.1 县财政的独立 |
| 3.3.2 县长财政权的应用 |
| 3.3.3 县长敛财与县经济 |
| 第四章 县长职能运行的权力结构 |
| 第一节 县长与县党部的关系 |
| 4.1.1 “党领导政”还是“政领导党” |
| 4.1.2 县长优势地位的缘由 |
| 4.1.3 县政权中的党政冲突 |
| 4.1.4 县党政关系的整合 |
| 第二节 县长与“四局”系统的关系 |
| 4.2.1 “四局”系统的渊源 |
| 4.2.2 县长与“四局”系统的职能及机构划分 |
| 4.2.3 县长与“四局”系统的龃龉 |
| 4.2.4 增强县长职权 |
| 第三节 县长与上下级的关系 |
| 4.3.1 县长与省厅的关系 |
| 4.3.2 县长与行政督察专员的关系 |
| 4.3.3 县长与县政府机构及人员的关系 |
| 4.3.4 县长与基层政权的关系 |
| 第五章 县长职能履行的困境 |
| 第一节 复杂的政治环境 |
| 5.1.1 “黄金十年”的成就 |
| 5.1.2 政治环境的恶化 |
| 第二节 责重权轻的政治地位 |
| 5.2.1 事必躬亲的困境 |
| 5.2.2 更动频繁随意 |
| 第三节 军阀与地方势力的干涉 |
| 5.3.1 新旧军阀对县长施政的干涉 |
| 5.3.2 地方政治势力对县长施政的影响 |
| 结语 |
| 征引文献 |
| 基本史料 |
| 着作 |
| 论文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A 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县组织法》 |
| 附录C 《县政府办事通则》 |
| 附录D 《剿匪省份各县政府裁局改科办法大纲》 |
| 附录E 《县长任用法》 |
| 附录F 《县长考试条例》 |
| 附录G 《县长任用法原则》 |
| 附录H 《补充县长任用资格标准实施办法》 |
| 个人简历 |
| 教育背景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7）民国小区域流通货币及乡土币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基本架构及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经济社会变迁与小区域货币 |
| 第一节 近代商品经济与货币供需 |
|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货币需求的扩大 |
| 二、乡村市场的辅币问题 |
| 第二节 民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小区域货币 |
|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表现 |
| 二、乡村危机中小区域货币的泛滥 |
| 第三节 地方自治与小区域货币 |
| 一、近代地方自治思潮与实践 |
| 二、自治制度下小区域货币的发行 |
| 第二章 小区域货币的发行 |
| 第一节 小区域货币发行的历史阶段 |
| 一、近代小区域货币发行的阶段论 |
| 二、小区域货币与货币总供给 |
| 三、小区域货币的阶段性特征 |
| 第二节 小区域货币的发行主体 |
| 一、钱庄、票号、银号、典当等金融机构 |
| 二、地方军政部门及半官方机构 |
| 三、工商企业与钱票发行 |
| 四、各发行主体之间的关系 |
| 第三章 小区域货币的职能 |
| 第一节 金融机构票据的货币职能 |
| 一、钱庄票据的职能 |
| 二、典当业票币及其货币职能 |
| 三、钱局、银号纸币的货币职能 |
| 第二节 地方票的多种职能 |
| 一、政府票券的多项职能 |
| 二、军队发行的票券及其职能 |
| 第三节 商号票的流通性职能 |
| 一、商业找零，凑整兑现 |
| 二、代替铜元、制钱、官票，十足兑现 |
| 三、行业联合票，跨地区使用 |
| 四、商号联票，互相担保 |
| 第四节 商会票及其货币职能 |
| 一、小区域货币中的商会票 |
| 二、商会票的经济社会职能 |
| 三、由商会票看商会与社会各方的关系 |
| 四、商会票的历史作用评价 |
| 第四章 小区域货币的不平衡性 |
| 第一节 多角度看小区域货币的不均衡性 |
| 一、南北地区钱票流通的差异 |
| 二、城乡之间钱票流通的差异 |
| 三、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不平衡性 |
| 四、两类主体在发行数量上的不平衡 |
| 第二节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方农村钱票的泛滥 |
| 一、从现存实物看二三十年代的北方钱票 |
| 二、钱票与北方农村的钱庄、商号 |
| 三、北方钱票的规范管理与乡村“自理币制” |
| 四、钱票与北方农村商品经济 |
| 第五章 乡土币制：民国乡村社会的自发秩序 |
| 第一节 乡土币制及其存在性论证 |
| 第二节 乡土币制产生的国家币制基础 |
| 一、国家币制在区域间的差异性 |
| 二、国家币制中主辅币供给的非对称性 |
| 三、国币和省钞的信用缺失 |
| 第三节 乡土币制中各方势力的角逐与制衡 |
| 一、军阀与官绅权力的角逐 |
| 二、官绅、商人及“社会”的角力与制衡 |
| 三、商会的居间斡旋 |
| 第六章 小区域货币之问题与监管 |
| 第一节 私发纸币的问题 |
| 一、私商钱票的兑现问题：市场机制下的商民博弈 |
| 二、官私钱票的流通问题：传导路径的纵横交织 |
| 三、政府钞票的“专行”：官与民的对峙 |
| 第二节 政府的管理法规及效果 |
| 一、民国以前的政府管理 |
| 二、民元以后的政府管理 |
| 第三节 法令实施屡受梗阻的原因分析 |
| 一、地方官僚的利源 |
| 二、地方经济的切实需求 |
| 第四节 商会对私商纸币的管理 |
| 第七章 民国币制的二维结构：小区域货币与其他货币的关系 |
| 第一节 民国货币发行主体的分类及其流通架构 |
| 一、民国两大类货币发行主体及货币分类 |
| 二、货币流通二维结构的坐标定位 |
| 三、两大类货币流通的区域分工 |
| 第二节 民国币制二维结构的非对称性 |
| 第三节 自上而下的权力扩张和自下而上的自律性强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8）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选题的理由 |
| 三、资料的征引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五、创新与不足 |
| 六、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民初社会与湖南的慈善救济 |
| 第一节 动荡的时政格局 |
| 一、变动不居的政局 |
| 二、不容小觑的绅权 |
| 三、虎头蛇尾的自治运动 |
| 第二节 严重的兵灾匪患 |
| 一、残酷的兵灾 |
| 二、猖獗的匪患 |
| 第三节 绵延的自然灾害 |
| 一、民初湖南严重的自然灾害 |
| 二、北京政府时期湖南自然灾害的特点及其原因 |
| 三、严重自然灾害对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的影响 |
| 第四节 脆弱的经济态势 |
| 一、北京政府时期萧条的农业 |
| 二、北京政府时期脆弱的工商业 |
| 三、脆弱经济生态对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的影响 |
| 第二章 慈善救济机构的嬗变 |
| 第一节 传统慈善救济机构的历史演进(1915年前) |
| 一、慈幼敬老类慈善组织 |
| 二、励节类慈善组织 |
| 三、便民仓储类慈善组织 |
| 四、救生人道类慈善组织 |
| 五、综合类慈善组织 |
| 第二节 整合与规范:以省城慈善总公所和省区救济院为例 |
| 一、湖南省城慈善总公所 |
| 二、湖南省区救济院 |
| 三、私立慈善事业产款管理委员会 |
| 第三节 新型官赈组织的产生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官赈组织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官赈组织 |
| 第四节 义赈组织的出现 |
| 一、湖南义赈会 |
| 二、湖南华洋筹赈会 |
| 三、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湖南分会 |
| 第三章 慈善救济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灾荒救济 |
| 一、兵灾的救济 |
| 二、水旱灾的救济 |
| 第二节 以工代赈和贷赈 |
| 一、以工代赈 |
| 二、贷赈 |
| 第三节 日常慈善活动 |
| 一、救贫 |
| 二、慈幼 |
| 三、积谷 |
| 四、恤嫠 |
| 五、消防 |
| 六、年米、劝善和惜字 |
| 七、施棺、义山和掩埋 |
| 第四节 红十字事业 |
| 一、各地红十字组织的成立 |
| 二、战时救护活动 |
| 三、日常慈善行为 |
| 四、红十字会经费 |
| 五、社会对红十字的态度 |
| 第四章 慈善救济的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赈款筹集 |
| 一、向北京政府争款 |
| 二、索讨湖南公产 |
| 三、向省外广泛募款 |
| 四、以义演等方式在省内筹款 |
| 五、发行彩票 |
| 六、省内特种捐 |
| 第二节 灾情调查 |
| 一、灾情调查的重要性 |
| 二、灾情调查的基本流程 |
| 三、灾情调查的基本项目 |
| 四、灾情调查中存在的主要弊病 |
| 第三节 赈灾款物发放 |
| 一、放赈的基本程序 |
| 二、放赈中的主要特点 |
| 三、放赈中的不足之处 |
| 四、赈粮采购和运输 |
| 第四节 结构类型和运转方式 |
| 一、内部结构的几种类型 |
| 二、慈善救济组织的分会 |
| 三、湖南华洋筹赈会干事会与评议会的角力 |
| 四、灾县驻外救济组织及其他救济组织 |
| 五、慈善救济组织间随机性合作 |
| 六、奖励制度 |
| 第五章 慈善救济中几对重要关系 |
| 第一节 熊希龄与湖南慈善救济 |
| 一、熊希龄是湖南慈善救济中的关键性人物 |
| 二、熊希龄积极倡导和参与筹募赈款 |
| 三、熊希龄热情参与筹款之外其他具体事务 |
| 四、熊希龄的慈善观念和主要思想 |
| 第二节 商会与湖南慈善救济 |
| 一、商会直接组织或协助灾荒救济 |
| 二、商会参与筹捐赈款 |
| 三、商会吁请和平 |
| 四、对商会参与慈善救济的基本评价 |
| 第三节 省政府、省议会与湖南慈善救济 |
| 一、省政府在慈善救济中的作用和影响 |
| 二、省议会在慈善救济中的作用和影响 |
| 三、省政府、省议会在慈善救济中的互动 |
| 第四节 教会与湖南慈善救济 |
| 一、教会参与慈善救济的主要内容 |
| 二、教会参与慈善救济的特点 |
| 三、教会参与慈善救济的社会影响 |
| 第五节 长沙《大公报》与湖南慈善救济 |
| 一、长沙《大公报》在民国时期湖南舆论界的重要地位 |
| 二、长沙《大公报》参与慈善救济的主要形式 |
| 三、长沙《大公报》关于慈善救济的主要主张 |
| 结语 |
| 一、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的主要特点 |
| 二、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的主要贡献 |
| 三、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的主要缺憾 |
| 四、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的当代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 |
| 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前后学习经济学与商科专业的留学生群体的出现 |
| 一、学习“法政”的留日学生群体 |
| 二、经济学留欧生群体 |
| 三、程度高的经济学留美生群体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 |
| 一、经济学教育的发展 |
| 二、经济学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 |
| 三、经济着作、期刊的出版发行 |
| 第三节 民国初年各种经济学术社团的出现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 |
| 一、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 |
| 二、中国经济学社发展方针的制定 |
| 第二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组织发展与基金筹募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社组织的演变 |
| 一、北京时期的组织演变 |
| 二、上海、南京时期的组织发展 |
| 三、重庆时期的组织演变 |
| 四、中国经济学社组织活动的结束 |
| 五、中国经济学社社员构成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 |
| 一、北京时期的基金筹募 |
| 二、上海、南京时期的基金筹募和使用 |
| 三、中国经济学社基金的破产 |
| 第三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学术活动与举办的学术事业 |
| 第一节 举行年会 |
| 一、北京时期的三次年会 |
| 二、1927年第四届上海年会 |
| 三、1928—1931年杭州、南京、无锡、宁波年会 |
| 四、1932—1935年杭州、青岛、长沙、广州年会 |
| 五、1936年上海年会的举行与1937年福州年会的筹备 |
| 六、重庆时期的三次年会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举办的学术事业 |
| 一、出版书籍 |
| 二、创办刊物 |
| 三、举办的其他学术事业 |
| 第三节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成立 |
| 一、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成立及维持 |
| 二、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主要学术工作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经济思想(上):基本经济理论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不激不随”的经济发展观 |
| 一、反对马克思主义 |
| 二、批判传统经济思想 |
| 三、辩护资本主义 |
| 第二节 价值论与消费、生产、交易、分配论 |
| 一、价值论 |
| 二、消费论 |
| 三、生产论 |
| 四、交易论 |
| 五、分配论 |
| 第三节 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 |
| 一、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 |
| 二、注重经济实务研究 |
| 三、实证研究与统计方法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经济思想(下):应用理论与政策主张 |
| 第一节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论与自由放任论 |
| 一、中国经济学社与统制经济思潮的兴起 |
| 二、中国经济学社关于统制经济的主要思想 |
| 三、顾诩群、唐庆增的自由经济论 |
| 第二节 财政思想 |
| 一、财政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社关注的重点 |
| 二、卫挺生等人的“超然主计与联综组织”论 |
| 三、姚庆三对凯恩斯财政学理论的传播 |
| 四、马寅初等人的战时财政论 |
| 第三节 货币金融思想 |
| 一、银价跌落时期的货币金融思想 |
| 二、银价爆涨时期的货币金融思想 |
| 三、抗战初期维持法币汇价的讨论 |
| 第四节 劳资协调论与人口控制论 |
| 一、劳资协调论 |
| 二、人口控制论 |
| 第六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社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
| 一、中国经济学社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 |
| 二、中国经济学社是中国经济学术着作界的主力军 |
| 三、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对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学社强烈的干政愿望 |
| 二、社员大量进入政府经济立法和决策机关担任要职 |
| 三、社员多次参加全国财经会议 |
| 四、社员的经济政策建议被国民党政府采纳的实例 |
| 五、学社提倡的经济思想对国民政府经济决策的间接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经济学社与工商界的合作与互动 |
| 一、工商界对经济学知识和经济学者的重视 |
| 二、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学社的支持 |
| 三、经济学者成为工商界的代言人 |
| 四、经济学者为工商界的发展出谋划策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社对新中国人口思想的间接影响 |
| 附录一、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简历表 |
| 附录二、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着述表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声明: |
| 致谢: |
四、新发现的两种甘肃军事善后流通券（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2]“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D]. 丁捷.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1)
- [3]在党派立场与专业立场之间：马星野主持时期的《中央日报》研究[D]. 盛奥峰. 兰州大学, 2018(11)
- [4]太行成汤信仰与民间赛社演剧研究[D]. 蔡敏. 山西师范大学, 2016(08)
- [5]冯泽芳与中国现代棉业改进研究[D]. 曾玉珊.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6]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长职能研究（1928-1937）[D]. 邢巍巍. 南开大学, 2010(07)
- [7]民国小区域流通货币及乡土币制[D]. 陈晓荣. 河北师范大学, 2010(10)
- [8]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D]. 向常水. 湖南师范大学, 2008(11)
- [9]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D]. 孙大权. 四川大学, 2005(04)
- [10]新发现的两种甘肃军事善后流通券[J]. 任俊,王波,侯亚卫. 甘肃金融, 2002(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