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人们认识自己的客观需求

一、引导人们认识自己的客观需要（论文文献综述）

李月青^[1]（2021）在《日常生活视阈下的理想信念教育》文中研究表明在人类精神世界的金字塔中,理想信念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受其制约甚至由其决定。理想信念是社会成员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强力指引和内在体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凝聚人心,实现民族繁荣、国家昌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理想信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十八大以来,党的思想建设不断加强,理想信念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是实现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的基本途径。本文以日常生活为视角,探索理想信念教育取得更好实效的路径,全文主要内容分为七章:第一章:日常生活的相关理论。日常生活是旨在维持个体再生产进而实现全面发展的最基本的生存活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始于马克思,之后现象学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都对日常生活做出各自的解读,尽管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各有不同,但都强调日常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非日常生活表现为维持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整体发展的人的活动,与日常生活共同构成人类生活世界的两个层面。二者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各自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日常生活是非日常生活的基础和旨归,非日常生活影响、塑造着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其价值。第二章:理想信念与日常生活。理想是人们关于未来的观念形态,信念是人们对于某种认知所持有的稳定的确信、长期的坚守和自觉的践行,理想信念是理想和信念在主体意志上的高度统一。当代理想信念则特指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及实现这两个理想的坚定信念,既有科学的理论支撑,又有鲜明的日常生活指向。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在对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怀之上,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同样起源于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高度关切。日常生活是理想信念的确立基础和最终目的,理想信念反映日常生活需求并超越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进行改造,为日常生活提供方向、动力,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第三章: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理想信念教育的目的是用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社会成员,并引导人们树立起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和重要内容,兼具科学教育和价值教育的特征。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能起到改造日常生活方式、建构日常生活意义、提升日常生活层次的作用。将理想信念融入日常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要求,是深化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理想信念教育实效的根本途径。第四章: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结合的历史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想信念教育与改善民众受压迫状态、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相结合,通过解决土地等问题改善工农生活,提高工农觉悟,为革命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理想信念通过政治运动强力参与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得到改造,日常观念得以刷新,社会主义理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改革开放后,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进一步明晰,党的领导人对于在日常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中坚定理想信念做出许多指示,并出台了大量的文件促进理想信念教育走进日常,改革开放使得理想信念教育的现实基础更加牢固,同时也增加了在日常生活中开展教育的干扰因素。总体来看,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既有许多成功经验,又有需要反思和改进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更加重视在改善民生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极大地提升了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第五章:理想信念教育偏离日常生活的表现。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理想信念教育需要放在基础性和战略性的高度,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尽管理想信念教育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做法,但仍存在脱离日常生活世界的情形。首先,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主体地位尽管在理论上达成共识,但在实践中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次,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与日常生活疏离,其所具有的政治性、学理性、知识性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性、具体性、体验性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难以引起受教育者的共鸣。再次,教育方法与日常生活脱节,仍以传统的理论灌输和显性教育为主,有效的实践引导和隐性渗透手段尚处于探索之中。最后,理想信念教育评价中面向日常生活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和联系日常生活的过程性评价体系尚未形成,难以充分反映教育效果、有效指导教育实践。第六章:理想信念教育偏离日常生活的原因。从日常生活领域来看,日常消费模式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日常交往模式从传统转向现代,日常观念从一元转向多元,使得日常生活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功利性色彩,阻却了理想信念教育与日常生活结合的通道。从非日常生活领域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力不足以及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导致的文化认同不足增加了理想信念教育的难度,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建设的一度放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理想信念教育应有的效果。从理想信念教育自身来说,建国后教育模式逐渐固化,作为理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理论魅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难以应对变化了的教育环境。第七章:理想信念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途径。日常生活应该成为理想信念教育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教育者需要对受教育者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身份有明确的认识,从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中找寻教育契机。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要面向日常生活分层设计,针对不同对象具体调整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要积极探索与日常生活相贴近的教育方法,适当减少单向灌输权重,适度扩充主动认同模式,注重受教育者的自主建构,积极探索日常生活话语体系,加大实践教育的力度。构建理想信念教育评价标准中的日常生活指标体系,实现量化评价指标与日常生活的科学结合,加强质性评价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依循不同的日常生活标准进行评价。

李晶晶^[2]（2021）在《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道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经常探讨的话题。作为一种国际性思潮,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派和代表人物普遍存在于欧美地区,尤其以东欧学者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二战之后,在部分东欧国家出现了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群体,他们经历了“斯大林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为了摆脱这种模式的反抗过程,他们是改革的理论家和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特征,学术界称之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阿格妮丝·赫勒是匈牙利的女哲学家,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勒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探索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的东欧地区正处于“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中,她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文化危机展开批判,从人的存在和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提出了推动人本身的发展以及社会人道化变革的道路。二战之后,虽然苏联红军使东欧国家摆脱了纳粹统治,但“斯大林化”的社会是高度威权的集体社会,人道主义被严重弱化。在反对斯大林主义、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愿望驱动和导师卢卡奇的指引之下,赫勒加入了匈牙利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在此期间马克思的生活实践理论、异化理论、需要理论、人类解放理论,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和日常生活本体论,以及弗洛姆关于人的本质理论都深刻影响了赫勒,她的思想从此开始走向成熟。赫勒从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理论入手,提出日常生活的概念,强调日常生活的本体论地位,探索从微观视域上实现日常生活人道化的道路,从而形成了日常生活理论。与日常生活理论密切相关的是赫勒的需要理论,该理论同样是在人道主义思潮下产生的引导人类走出异化的一种理论探索。赫勒在总结马克思关于需要和价值的论述后,提出了自己的“激进需要”思想以及未来社会需要系统重建的构想,她将对需要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满足形式主义需要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对需要进行专政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赫勒认为应该对社会进行总体革命,总体革命的主体则是拥有激进需要的个体,而个体激进需要意识的形成则需要激进哲学的引导。赫勒进一步利用激进哲学合理性的乌托邦理想的构建,构想出一个超越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的激进民主制社会。无论是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建立满足激进需要的激进民主制,都反射出赫勒积极构建真正属于人的“家园”,实现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的理想。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从微观视角反思人的日常生活、从人的需要观点理解理论和实践、以及从马克思思想中汲取的科学理性的批判精神,她为人的自我解放提供了微观之路。另一方面,她的思想中历史局限性也很明显,比如赫勒的个性发展理论忽视了物质生产和政治经济变革的价值;由于过于偏重对需要的价值范畴分析,忽视需要的实践性;否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脱离了社会生产的本质。尽管如此,赫勒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与发展,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难题的深刻解释,是我们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

沙涛^[3]（2021）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文中研究指明刑法需要被解释。刑法解释需要借助体系化方法,构建以犯罪论体系为核心的刑法解释体系,因为体系化有助于保障解释结论的合逻辑性和安定性,进而保障相同案件相同处理这一法律公正原则的实现。然而,被体系化思维与方法宰制的刑法解释存在封闭、僵化进而脱离社会实际的危险,所以要从社会现实出发构建科学的刑法解释体系。近现代刑法传统上将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分离,刑法被认为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种认识虽有利于刑法的安定性,但忽视了刑法体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有损于刑法的适应性。刑法体系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命题便是对刑法体系与社会需求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如今已渐成共识的看法是,一方面刑法体系不应排斥刑事政策的诉求,另一方面刑事政策对刑法体系的影响应受到限制。于是,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的实现路径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以刑法功能为导向,建构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体系是刑事政策法治化的正确路径。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一方面具有实践基础、方法论基础和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具有超越形式/实质解释与主观/客观解释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对刑法功能的理解直接关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传统的刑法功能理论在逻辑上和方法论上存在诸多弊端,不适合指导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刑法功能研究应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以卢曼为代表的社会系统理论在社会理论传统脉络的基础上吸收了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学、生物学等,因而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社会系统理论在方法上不仅具有优越的科学性,而且与刑事政策法治化命题相契合,所以应作为研究刑法功能以及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石。根据社会系统理论,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性与偶在性快速增长的社会,为降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维持社会的存续,社会出现了功能分化,社会系统分化为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子系统。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理论本身预设了功能/效果的区分和系统/环境的区分。系统的功能是指系统要解决的关于社会存续的某些问题,且该问题只能由该功能的发挥得以解决。系统与环境之间不是输入/输出关系,而是结构耦合关系。系统是自创生的,一方面系统根据自身的符码和纲要实现自我指涉,另一方面系统对环境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实现开放。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激扰的关系,一方面法律系统闭合运作,来自社会环境的需求不能直接干涉法律系统的运作;另一方面法律系统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子系统之间存在结构耦合关系,其他社会子系统的需求给法律系统带来压力,法律系统经选择将来自社会环境的需求纳入法律系统。按照系统/环境的区分范式,法律系统进一步分化为宪法系统、行政法系统、刑法系统、民法系统等法律子系统。刑法系统一方面与法律系统外的环境之间存在独立且耦合的关系,另一方面与民法系统等法律子系统间亦存在独立且耦合的关系。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社会交往的规范性预期。一种形态社会的存续以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正常开展为前提。于是,预期的稳定对社会的存续而言至关重要。稳定预期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调整认知以形成新的预期,二是确证既有预期的效力,也即确证规范性预期的效力。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功能分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法律具有一致性一般化的特点,所以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规范性预期,而这一功能是道德系统和宗教系统等不能替代的。刑法系统在整个法律系统中居于保障法地位,刑法系统的功能既不是法益保护或人权保障也不是行为规制,而是确证包括刑法在内的全部法律规范的效力。刑法系统确证法规范效力的工具是刑罚,刑罚作为物理性暴力具有一致性一般化的性质,能够有效实现对破坏规范效力行为的否定。法律规范的效力得到确证,法律系统稳定社会规范性预期的功能才能实现。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论证说理需要借助利益衡量。利益衡量是刑法系统实现认知开放的重要管道。为确保刑法系统的独立运作,利益衡量要以法律条文为前提,并依托于以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的犯罪论体系。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需要运用体系化方法,首要之事便是建构一个功能性的犯罪论体系。在既有的犯罪论体系理论资源中,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与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在思考方法上具有一致性。所以,经济的做法是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对既有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进行改造。法益是刑法系统与其环境的连接点,刑法系统对社会环境需求的纳入需要通过利益衡量进行转译。首先,要进行利益识别,也即识别出属于法律系统的利益。识别的过程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择的标准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刑事政策等社会需求层面的利益应通过法益概念的转译进入刑法系统,利益衡量不应将不属于刑法系统的利益纳入考量。其次,要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也即在诸多法律利益中权衡选择有助于法规范确证功能实现的利益。归属于刑法系统的利益需进行划分和层级设定,异质利益之间的衡量需在具有共识性的制度利益下展开。最后,利益衡量还应遵循比例原则,合宪性解释能起到对利益衡量的限制作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是科学的解释立场和方法,能够为具体的法律适用提供方法论支持。例如在正当防卫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解释适用中,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便体现出其优越性。既有关于正当防卫原理的学说略显零散和乏力,个人利益保全说独力难当,传统法秩序维护说欠缺理论根基,利益衡量说存在诸多缺陷。正当防卫原理应在与刑法系统功能的关联中探寻,正当防卫的原理应是法规范确证导向的利益衡量。以法规范确证导向的利益衡量为基础对正当防卫要件进行功能主义解释,是精准认定正当防卫的科学方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应结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前置法规定,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指引,兼顾信息主体个人利益与信息流通利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权应限缩解释为信息自决权,且在新技术环境下宜将个人的社会交往利益作为信息自决权的核心内容,同时强化信息处理者的信息保护义务。刑法没有限缩个人信息范围的必要,个人信息的范围应依《民法典》等前置法确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不法要件,“知情同意”的违反是判断不法的核心要素。为实现刑法处罚范围的合理划定,应通过“情节严重”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实现犯罪圈调节。“知情同意”的认定规则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取决于在法规范确证功能导向下的利益衡量。

朱鸿亮^[4]（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张文杰^[5]（2021）在《邓小平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邓小平德育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对我国德育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主要回答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什么是德育、如何开展德育”这一重大课题,为新时期党的德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从社会宏观和国家战略的角度,对我国德育的基本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和具体阐述,提出并形成极具系统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大德育思想,其理论渊源、主客观条件、历史流变、主要内容、思想特质、方法论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本文通过对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发展历程追根溯源,探索其生成条件,从整体上梳理发展的历史脉络,领悟德育思想的精神要义和科学内容,总结德育实践的基本经验,重在研究其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事业的当代价值。本研究从邓小平德育思想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寻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动力,不论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抑或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建设,都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以邓小平德育思想生成的理论渊源和主客观条件为研究基点,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其发展的脉络走向,总结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提炼其基本特质和方法论特色,重新审视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选题依据、理论价值、现实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和阐释、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重难点以及创新之处等。在国内外研究综述上,从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立论基础、主要内容、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意义、工作方法等方面作出相关研究现状的分析和解读,剖判目前关于邓小平德育思想研究的不足和空白,明确邓小平德育思想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第二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渊源。本章通过阐述邓小平德育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德育思想、中国传统德育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西方古希腊先哲的德育思想、中世纪德育思想和近代资本主义德育思想的关联,阐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第三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生成的主客观条件。本章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思想文化根源,应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德育经验教训,阐释邓小平德育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同时指出邓小平德育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包括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民情怀、追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面向未来的远见卓识,阐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第四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历史流变。本章是在对国内关于邓小平德育思想发展阶段梳理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德育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和德育的基本规律,重新探析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历史流变,包括邓小平德育思想的萌芽、酝酿、发展、成熟四个阶段。第五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科学内涵。本章涵盖了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目标、价值维度、政治保证以及其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阐释邓小平德育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六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特质和方法论特色。本章以第三、四、五章为基础,归纳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特质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协调统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协调统一、政治性与思想性的协调统一、理论性与应用性的协调统一,进一步剖析并概括出邓小平德育思想中可以借鉴的德育方法,即说服教育与示范教育相结合、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第七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本章重在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事业具有独特的当代价值,涵盖了以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倡导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相结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理念的实用价值;打破两种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壁垒、汲取人类德育文明的优秀成果、抵御各种腐朽文化思想侵蚀的交往价值;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育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思想保证、德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协调统一的实践价值;德育与自由相结合、与人的解放相结合、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以及与劳动相结合的人文价值;德育的爱国主义情怀、集体主义关照、社会主义聚焦的情感价值。

罗贤娴^[6]（2021）在《弗朗西丝·伯尼与简·奥斯汀小说女性观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结合洛克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性主义思想、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比较研究弗朗西丝·伯尼与简·奥斯汀小说中女性观的艺术呈现。18世纪英国社会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变革,对两位作者的女性意识和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她们在描写当时的社会风貌、风俗人情以及变革时期的英国女性家庭环境、生活境遇和婚恋选择时,审视传统女性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和表达的限制。她们借用小说形式加入18世纪的社会讨论,评议男权压制下的传统女性观,对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所面对的困境及女性道德规范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提出各自的见解。然而,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和创作经历使她们对女性问题的理解不同,也使她们在各自小说中表现出不同层次和性质的女性困境和女性道德。解析伯尼与奥斯汀小说反映的女性观,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两位小说家对于女性问题的思考,还有助于理解二者小说中女性思想与小说艺术创作之间的关联和发展,更有助于梳理和认识女性小说在英国18世纪的变革中起到的作用。伯尼与奥斯汀分别从女性教育与女性道德两个方面表达各自的女性观。首先,二者均反对以才艺为主的传统女性教育,认同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认为提升女性在社会实践中的理性认知能力才是女性教育的核心。其次,二者都反对行为指导书籍赞颂的抽象女性美德,鼓励女性在社会实践中用思辨的头脑衡量经济条件和情感因素对道德的判断,进而在人生重要关口作出正确的抉择。在写作层面,两位小说家在吸收传统小说叙事技巧的基础上,挖掘和发展符合自己需要的叙事策略来阐述既定的主题。可以说,伯尼与奥斯汀的小说创作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女性小说的兴起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国内的伯尼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除少量文章以及文学史中的简单评述外,相关研究十分稀少。这位与奥斯汀同时代且令其钦佩的女性小说家未真正进入国内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国内学者一般仅知晓伯尼对奥斯汀有重要影响,但不清楚这种影响具体是什么,也不明白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更不了解奥斯汀如何超越她曾经的榜样。笔者曾在联合培养期间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伯尼研究中心,接触到中心汇集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关于伯尼家族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也与中心的教授、研究员和博士生有着深入交流。这段经历令我获益匪浅,我也希望在以上几个方面给出自己的解答。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处于变革时期的18世纪英国社会、流行思想和文化背景,尤其是传统女性道德规范和进步女性思想之间的论辩;同时,也介绍伯尼与奥斯汀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和小说创作。在国内外学界对伯尼与奥斯汀小说女性问题的研究基础上,论文从女性教育观、女性道德观以及小说叙事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伯尼与奥斯汀小说反映的女性观。第二章则结合洛克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探讨伯尼和奥斯汀小说中女性自我认知教育,分别从女性认知成长的三个阶段——初级阶段、实践阶段和反思阶段——进行分析和解读。第三章分析伯尼与奥斯汀小说的女性道德观,解读两位小说家如何在各自的小说中讨论经济因素和情感因素对女性道德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以及在双重影响下女主人公如何在婚姻关口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第四章借助当代叙事学理论,对比研究两位女性小说家的叙事话语,比较二者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时间以及叙事风格方面采用的与男性小说家不同的叙事策略和这些叙事策略在表达作者女性观方面取得的功效。第五章回顾并总结全文的要点。

邓晶艳^[7]（2021）在《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定了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位。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任务与新要求,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探索新思路、新路径与新方法,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以满足大学生成长成才需求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当前,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面集成与广泛应用,人类逐步迈入大规模数据挖掘、运用与创新的“大数据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加强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之富有时代性、增强针对性、彰显实效性,是新时期高校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现实的课题。作为当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大数据广域的信息资源、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以及全新的思维范式,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即时性、精准性、前瞻性与个性化等创新发展的新动力与新空间。将大数据思维、技术与方法全方位嵌入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各环节与全过程,促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革新思维、优化供给、改进方法、重构范式,建构科学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推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向“精准思政”“智慧思政”转型升级,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顺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其进一步提质增效、焕发新机的重要生长点与强劲推动力。阐释大数据内涵、价值、特征与功能,阐释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并且辨析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探讨两者的深度融合。基于此,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概念得以提出。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资源、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技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思维三个维度全面阐述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内涵与外延,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论析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生成逻辑、发展动因、方法论基础与价值取向,可以明确大数据与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需求的契合点,理清大数据对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机理。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任务与新要求,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仍然面临一些困境、存在一些短板和弱环。运用文献资料法、大数据文本挖掘方法与访谈调研法审视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总结当前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并作原因剖析,同时探讨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指出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以及新时代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与原则、教育内容体系以及教育工作的主体转型,有利于为新时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创新提供现实依据。通过分析大数据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技术优势以及可能性,进一步探讨大数据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精准画像”“规律探寻”与“超前感知”三个应用呈现。以之为基础,基于当前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理念滞后、模式粗放、知行脱节、供需错位等难题,提出利用大数据推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由线性思维向系统思维、由普适教育向个性化培育、由认知培育向实践养成、由需求侧适应向供给侧发力四大发展转向并详细阐述四大发展转向的实现路径。基于大数据推进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遵循学科规律、注重理论深化,还要坚持实践导向,致力推动大数据应用,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转化。由之,宏观上,探索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与存储、数据挖掘与分析、数据应用与可视化、数据解释与反馈五大工作模块与应用流程;微观上,对大数据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典型场域中的“数据画像”“精准资助”“失联告警”三个应用进行数据模型构建,从而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大数据提供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大数据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当前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大数据还存在观念性、路径性与机制性瓶颈,同时,大数据是一柄双刃剑,对数据的不当应用会带来诸如“数据垄断”“数据滥用”“数据侵害”“数据冰冷”等一些可能的风险与挑战。高校尚须在思维理念、技术开发、政策支持、制度完善、机制建设、校园环境建设等方面对大数据应用作出回应与调试。不仅如此,在基于大数据创新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高校要注重发挥教育工作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始终坚持数字技术与人文精神、数据智能与教育智慧相结合。

张伟伟^[8]（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策实践活动中创造和运用的方法系统。探究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从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具有深厚的生成根基,在文化滋养、理论积淀、实践基础和个人条件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是一种复合式创新的产物。从构成要素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为子方法而构成的方法系统。从构成机理来看,子方法与子方法相互联系、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相互依存、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相互作用,使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从实践运用来看,子方法的基本要求、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体系,价值前提、价值内容、价值实现、价值评价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体系。

胡杨^[9]（2021）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文中指出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育人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合新时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育人载体,依托相应的媒介,通过有效的育人途径使大学生在产生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认知红色文化资源并积极内化红色精神和红色优良传统,继而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外化成高尚行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育人实践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意义重大。从国家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也有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唤醒人民群众心中的“红色记忆”;从大学生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助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近年来,红色文化资源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高校间也积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取得了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率不断提高,部分校园的红色文化氛围渐显浓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话语空间也更为宽广等可喜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洞察到国外不良思潮、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新媒体中的不良言论等环体层面的宏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冲击,以及育人主体过分强调理论灌输,缺乏体验、感悟式的实践教育,脱离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开展育人实践等方法技术和育人主客体的个人原因等微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消解。宏观和微观因素合力造成了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过程中具实存在的利用主体、主题、方式、动力和评价层面的问题。它们都是高校进一步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的障碍。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要想取得成效,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怪圈,这就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可行的育人评价体系,学理性地探讨高校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评价原则、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现实设立依据、开展评价工作的现实困境等范畴。只有适时精准地开展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工作,才能够及时观察和搜集育人过程中凸现出来的问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靶向,助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开展。行之有效的路径是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要有效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价值,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诉求加强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积极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营造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建构起良性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话语,拓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传播媒介,倡导大学生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自我教育,打造起“六位一体”的新型育人格局,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提高。与此同时,建构和完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有助于避免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陷入低效、无效的境地,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建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必须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设立起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加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优化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宏观和微观环境。

张世伟^[10]（2021）在《接受理论视阈下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是其对思想政治教育与现有社会制度文化体系及现状的接受状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和认同理论为依托,将其界定为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之是非感、成就感、归属感、责任感。通过对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状况进行调查,了解现状及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分析其原因,进而基于接受理论提出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提升策略。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是其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特定的教育活动,于过程前后得到了积极的精神力量,从而生成客观的社会关系状态——稳定且持续的正向思想倾向和行为指向。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的界定基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而非其它,其内容之间有一定逻辑关系,但并不存在严格的递进次序,而是同步同向、相伴共生的。根据调查和分析,目前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总体积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少部分大学生是非感模糊、成就感微小、归属感微弱、责任感隐晦。本文从大学生的接受角度,基于接受理论提出相应的可行性措施。首先,能力提升:以大学生为中心实现其需要与利益的全面发展。优化大学生的认知结构和能力、激发大学生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引导大学生的价值导向方向性。其次,内容优化:大学生真正参与下的“全面塑造”。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实用性、实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价值性、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实践性。再次,功能发挥:契合大学生理解的认知提升。客观认识和评价教育者引导的说服力和权威性、加强大学生辩证性看待对社会现实的能力、优化大学生对社会道德法制环境的认知。最后,知行合一:大学生“视界融合”下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提升大学生信息鉴别与信任能力、强化大学生职业选择与契合能力、增进大学生明辨道德与价值关系。希望本研究的一些见解,可以对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问题的研究提供些许帮助和借鉴,同时能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些许参考。

二、引导人们认识自己的客观需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引导人们认识自己的客观需要（论文提纲范文）

（1）日常生活视阈下的理想信念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2）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邓小平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弗朗西丝·伯尼与简·奥斯汀小说女性观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接受理论视阈下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引导人们认识自己的客观需要（论文参考文献）

• [1]日常生活视阈下的理想信念教育[D]. 李月青.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2]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D]. 李晶晶. 吉林大学, 2021(01)
• [3]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D]. 沙涛. 吉林大学, 2021(01)
•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5]邓小平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张文杰. 西北大学, 2021(11)
• [6]弗朗西丝·伯尼与简·奥斯汀小说女性观比较研究[D]. 罗贤娴.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7]基于大数据的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D]. 邓晶艳.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8]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D]. 张伟伟. 北京科技大学, 2021(11)
• [9]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D]. 胡杨.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10]接受理论视阈下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研究[D]. 张世伟. 西安石油大学, 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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