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第1卷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马宝国[1]（2021）在《煤粉气化炉激冷室关键部件模拟分析及结构优化》文中认为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我国的煤粉气化技术已取得长足的进步,相关技术指标均已取得领先优势。气流床煤粉气化技术具有产气量高、效率高等优点,但在气化炉装置实际运行过程中,目前尚存在一些制约装置稳定运行的问题,影响后续煤化工过程的经济效益。本文以某公司煤化工园区工业应用的西门子煤粉气化技术（GSP）气化炉为研究对象,针对该类型气化炉运行过程中出现下渣口易损坏、下降管烧穿等问题,采用计算流体力学（CFD）数值模拟的方法,首先对原宝塔型下渣口与下降管组合结构进行了模拟计算,得出了下渣口和下降管温度、压力、流线分布。根据模拟结果分析了宝塔型下渣口产生故障的原因,同时提出了更优的阶梯型气化炉下渣口结构并实施了技术改造,结合改造前后运行的数据,分析了渣口结构改进的合理性和有效性。CFD结果表明,下渣口结构对下降管内部气相温度和流线分布影响显着,例如下降管径向温度梯度有显着差别,宝塔型下渣口射流的刚性较差,激冷水对射流有较大的侵扰作用,而改进的阶梯型下渣口的结构具有气流刚度好、流线稳定等优点,有利于设备长周期运行。对下渣口改进后,检修频次由原来的5次每月降低至2次每月,合成气组分偏差控制在5%以内,改造前后热损平均值相差在0.1%以内,氧煤比下降了9.7%,气化炉炉渣中的残碳含量降低了0.13%,各项工艺参数总体上保持稳定。现场运行数据表明,与改进前相比运行数据改善明显,相关成果也可为该类型气化炉的激冷室工艺设计提供参考。
察应坤[2]（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王建国[3]（2020）在《“长安八水”历史地理研究》文中指出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水是一座城市兴起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城市兴衰变迁的根本。研究一座城市的历史,其水系变迁与水环境演变,是历史地理学者关注的热点。诚如我国着名水利史专家周魁一曾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水利发展史,研究中国历史必须研究水利史。”历史时期,西安水生环境曾呈现出“八水绕长安”优美和谐状态,促进了汉隋唐王朝的强盛,并影响后世千年历史。本文由“长安八水”发展变迁入手,通过探究与之构成的水生环境、水利系统、人地关系、都市变迁等,对“长安八水”进行了系统化、长时段、专题性研究。本文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主体部分,包括第一至第五章;第三部分,为结语与思考。绪论。主要论述了论文选题的缘由及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说明;回顾了涉及到与本专题研究相关的学术史,并进行了评述;简要介绍了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一章,先秦时期的“长安八水”与早期文明。论述了关中自然地理环境,“长安八水”的自然水文状况;从源流、名称、水系等探讨了“长安八水”的发展变迁;历史时期主要受地质,外加气候、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长安八水”中的其它原本各自流向渭水的七水又出现交汇,变迁;结合“长安八水”,探讨了华夏文明的起源。认为今灞桥、蓝田、临潼三区县交会处是华夏族形成的核心地带,灞河、浐河、渭河交汇处,50公里为半径的区域是华夏源脉所在地,西安东郊的灞河沿岸是华夏民族发祥地之一。通过对丰水、镐水及其与丰镐二京关系的探讨,认为良好的水利环境,促使了早期都城在此崛起。周人立都于丰镐,既控制水陆交通要道,又利用“长安八水”中的涝水、沣水、滈水、潏水等提供的水源,开挖人工渠系引沣水与灵沼,使国都四面环水,形成天然屏障,既护卫了都邑安全又确保了地下水源;丰镐二京大量池沼的存在,更是其良好水生环境的有力证明。秦国动用全国之力,引泾水东流开凿郑国渠,有力地促进了关中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为开创秦朝大一统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第二章,由渭水贯都到“八水六渠”。通过论述秦建都咸阳到渭水贯都,认为这是对关中自然地理环境及周边水环境综合考量的结果。秦咸阳到渭水贯都,对渭水南北水利及其池泉进行了有效的利用,确保了国都的用水及其优良生态环境的建构。西汉王朝围绕“长安八水”,先后兴建了漕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成国渠、樊惠渠等六大渠系,形成“八水六渠”大的水网结构。秦汉国都正位于这个农田灌溉网和大的水网中央。国都长安引“长安八水”中的潏水、交水入城,并开凿昆明池进行调蓄,比较完美地解决了都市用水。“八水六渠”良好水生环境的构建,也成为后世在长安建都王朝或政权着力向往和重建的典范。第三章,魏晋北朝“长安八水”与隋唐“八水九渠”的建构。魏晋北朝时期,长安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在此建都立权的统治者,仍十分重视水利环境的构建。如引渭水疏修漕运,引泾水整饬郑白渠,引泾渭之水修富平堰、成国渠,引潏水开南山漕渠等。这一时期,“长安八水”中的渭、泾、潏三水主要在发挥作用,原因是其水量稳定,便于引流。隋唐时期,统治者重视兴修水利,国都长安水生环境良好,并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特别是“八水九渠”水利系统和水环境的建构,促进了“八水”与都市发展的良好互动,满足了国都发展的水利之需,为隋唐王朝的兴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四章,宋元明清时期“长安八水”的变迁与渠系。通过梳理史料,分析认为宋元时期,“长安八水”中的渭水、泾水、浐水、灞水河道变迁主要集中在下游,涝水西合甘水北注于渭。这一时期,引浐水入城,修复唐末废弃的龙首渠部分渠段,供给城内水源。宋元时期,通过对引泾水的三白渠、丰利渠、王御史渠修整,构建了泾水农田水利灌溉渠系统。明代,通过引“长安八水”中的浐水、皂水（潏河之下游）,建构都市水利,引泾水之广惠渠、通济渠,构成了都市近郊的农田水利系统。清代井灌高速发展,这是与“长安八水”提供的地下水源及构建的水环境不无关系。第五章,民国“长安八水”与建国后的都市治水。民国统治者通过引“长安八水”之潏水修西龙渠,开洋井,引沣水建自来水厂等,进行都市水利的新探索,但是由于资金、战争等内外原因,基本都以失败告终。然而,这样的探索为后世西安都市水利开发利用与发展积累了的宝贵经验。这一时期通过疏引“长安八水”或其支流,修成“关中八惠”,代表了民国时期关中水利建设的最高成就,极大地促进了关中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对“长安八水”的治理与利用齐驾并驱,并不断探索西安都市治水用水的新方式。利用渭、浐、灞、沣、皂等解决了自来水问题;“引汉济渭”缓解关中渭河沿线城市和工业缺水问题;特别是“八水润西安”规划的提出与实施,对恢复重现昔日“八水绕长安”盛景,开启都市治水新篇章,构建西安、关中优良水生环境,推进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结语与思考。通过对“长安八水”的专题性论述,认为:以“长安八水”构筑的大的流域文明,是华夏源脉之一;自然地理因素,包括气候、水文、生物、地形、地质等是影响“长安八水”发展变迁的主要因素,这在地质时期与历史早期特别明显。人类的行为与影响是起一定的助推、支配作用的,特别是统治者,决策者;“八水”与开渠系和谐互动才能构建良好的城市水生环境。历史时期对“长安八水”的利用表现为秦汉“八水六渠”;隋唐“八水九渠”;元明“八水四渠”;清“八水二渠”;民国开“关中八惠”,引潏水修西龙渠,引沣水建自来水厂的探索等;历史时期“长安八水”变迁最大的是潏水,利用最多的也是潏水,其次是渭水、沣水、浐水、泾水、灞水;长时段来看,历史时期长安（西安）都市居民的主要用水方式为凿井汲水;“长安八水”的地域范围是周秦汉隋唐政治中心之所在。三千多年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选择、超越、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始终与“长安八水”建构的水生环境相关联,并以图最终达到二者的最佳契合。
张瑜[4]（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陈晨[5]（2019）在《基于模糊层次模型的水电工程环境影响因素评价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国内大规模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与生态修复至关重要。国内外针对不同水电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在评价方法、指标体系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研究和实践。由于工程生态环境影响涉及的生态影响指标复杂多样,生态影响评价难以定量化等诸多问题,对生态影响评价方法和模型的研究一直是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本文运用模糊数学基本原理,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法、模糊层次评价法,对水电工程生态环境评价的方法进行了理论分析,建立了环境影响评价模型。运用模糊数学基本原理,选用隶属度函数计算指标隶属度,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指标权重计算过程中,主观方法确定权重存在个人经验占比较高,客观计算的方法确定权重无法融入专家经验,针对这一难点,本文选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权重,在主客观权重计算结果的基础上,运用加权方法计算综合权重,既能充分挖掘数据信息,又能有机融入专家经验。按照调查的数据特点和评价需求,采用了影响生态环境的八个指标作为研究变量,包括气候、水文、泥沙、土壤、水质、水生生物、陆生生物、湿地生态、社会经济、人群健康、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人文生态环境,这些变量不仅反映了水电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而且是对这一影响进行有效评价的重要基础。在选择主导性指标时,不仅选择具体的指标变量,还能够反映出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特点。本文以工程A为例,建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该评价基本模型,对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初步评价,得出工程A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土壤侵蚀情况、饮用水污染情况、环境污染情况。通过选用主客观赋值方法计算指标权重,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工程A运行期内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价,提出了土壤侵蚀保护对策,以及移民安置区生态环境、饮用水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的解决措施,以期能够对水电站的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张汶海[6]（2019）在《基于坝群影响与水文生态响应关系的河流生态流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坝群集中建设改变了河流自然水文情势,导致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逐渐退化。金沙江中游流域水能资源丰富,随着干支流坝群加快建设,流域生态环境正面临严重威胁,其水文影响规律、水文生态响应关系以及生态流量需求确定成为亟待研究的重点内容。本文以金沙江中游流域为研究区域,构建一种适用于水库群影响流域的生态流量评估框架,提出了IHA（水文改变指标）计算所需数据量的评价方法,识别了坝群建设造成的水文累积效应及干流、支流的水文影响差异,建立了坝群河流关键水文因子和生态因子之间的量化响应关系,确立了关键水文因子的变动阈值,最后对金沙江中游河流群生态流量进行评价,识别出关键水文因子重点调节断面,并提出流域生态流量管理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基于河流生态系统的相关理论,构建了水库群影响流域生态流量评估框架,通过识别坝群对水文影响重点影响区,构建水文-生态响应关系,确定典型生态指标健康阈值,提供了水库群影响流域生态流量需求建议,评估框架可为水库群影响流域的生态流量需求确定提供思路清晰、结果直观的指导。提出了IHA计算数据量的评价方法,界定了IHA计算数据量要求。利用该方法对金沙江中游流域1971～2015年期间IHA计算数据量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流域干流IHA计算所需数据量达到10/90的可信度;流域支流IHA计算所需数据量达到30/80的可信度。识别了金沙江中游干、支流坝群集中建设前后的水文指标改变程度及差异。结果表明,流域干流攀枝花断面水文改变累积影响明显,水文高度改变占比达到62.5%,支流水文改变累积影响均达到中度或高度改变（>33%）。坝群单位建设特征因素下的水文改变度,干流明显低于支流。构建了金沙江中游水文-生态响应量化关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结合生态学意义,选定了鱼类丰度、河岸带植被覆盖度为关键生态因子,分别确定了影响鱼类丰度和河岸带植被覆盖的3个关键水文因子,并建立了关键水文因子与生态因子变化百分比的量化响应关系。提出了流域生态流量水文因子的需求建议,通过干扰指数判别法确定河流生态系统两个典型生态指标的健康状况阈值,结合所构建的水文-生态响应量化关系,确定了两个典型不同健康水平下生态流量关键因子变动阈值,并以2016年为例给出了坝群生态流量重点调节断面及管理建议。
周新年[7]（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葛小寒[8]（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谢太芳[9]（2018）在《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云南水利事业的兴办、发展,随着当时社会的变革,在唐继尧时期、龙云时期、卢汉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也编纂内容丰富、各具特点的工程相关文本。笔者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性质出发,旨在以纪载民国云南水利工程的民国水利工程文本、民国相关报刊、民国相关档案、民国水利专书和民国地方志及现代地方水利志中有关纪录为研究对象,考察民国云南水利文献各载体的记述特点。重点研究民国水利工程文本的特点,为学者研究云南水利提供参考资料,为当代政府治理提供参考。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民国时期云南水利资料述论,第二章民国时期云南主要的水利工程文本述论,第三章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微探。系统阐述各种文献的内容、体裁特点;论述社会情景、编纂群体对文本结构、内容纪载的影响,考察文本之间的关系,探讨文本内容的丰富性、时代性、专业性。通过讨论,笔者认为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文本纪载内容丰富,既有专业性水利知识,又有“业余性”水利纪载,包括相关章程、法规,地方掌故等;第二,文本编纂秉承纪录工程、以资传世的初衷,其中还涉及“勒石”课功传统以及编纂文本以资借鉴的初衷;第三,文本编纂思想发生变化,呈现由工程文本到水利专门志书发展的趋势;第四,文本集中体现民国云南水利科技的发展;第五,文本集中体现民国云南发展水利的视野:全国性的水利发展视野和发展省内公益事业的视野;第六,文本体现云南兴办水利事业的特色:政府极力倡导,民众积极响应、倾力支持。
俞世恩[10]（2017）在《现代性与民族性：1929年“大上海计划”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历史学科为基点,吸收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城市、规划等多学科知识进行交叉研究,从全球城市现代化发展和城市规划史的视角,通过分析“大上海计划”（1929年）的产生、内容、实施及失败的原因等,来透视近代上海在当时应对现代化与民族独立统一这两个时代主题时的困境与努力。文章主要依托史料,以美国“芝加哥计划”为参照,从全球视野探求“大上海计划”诞生的背景,说明该计划的出现既是上海日益发展为国家经济中心的内在需求,也是国民政府巩固政权、追求民族复兴的需要。通过阐述“大上海计划”的主要内容,阐明近代上海的现代化建设因内蕴了民族独立与民族复兴的要求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统一。在梳理“大上海计划”的实施中,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揭示计划虽有助于促进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但其实践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族尚未独立的制约;并通过介绍“大上海计划”之后的城市规划活动,分析该计划产生的深远影响,认为民族独立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虽已凸显出来,这些后续规划也继承了“大上海计划”的思想精髓。但在动荡时代,政府关注的并非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而是国家统一。最终,文章强调城市规划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反映。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元素会对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产生影响。“大上海计划”就是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现代化建设需要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
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第1卷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第1卷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煤粉气化炉激冷室关键部件模拟分析及结构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 |
| 1.1.1 煤气化技术发展现状 |
| 1.1.2 煤气化技术比较 |
| 1.2 气流床气化炉激冷室 |
| 1.2.1 气化炉激冷室的常见结构 |
| 1.2.2 激冷室的工作过程 |
| 1.3 气化炉数值模拟现状 |
| 1.3.1 对气化反应的模拟研究 |
| 1.3.2 对下渣口的模拟研究 |
| 1.3.3 对激冷室结构的模拟研究 |
| 1.4 数值模拟基本理论 |
| 1.4.1 计算流体力学及其应用 |
| 1.4.2 物理模型 |
| 1.4.3 边界条件 |
| 1.5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思路 |
| 1.5.1 本文研究的内容 |
| 1.5.2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2 激冷室关键部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 2.1 宝塔型下渣口结构 |
| 2.2 模型及网格划分 |
| 2.2.1 模型简化及网格划分 |
| 2.2.2 网格质量 |
| 2.3 模拟设置 |
| 2.3.1 求解器设置 |
| 2.3.2 操作条件设置 |
| 2.3.3 多相流模型 |
| 2.3.4 边界条件 |
| 2.3.5 控制参数设置 |
| 2.4 模拟结果分析 |
| 2.4.1 非激冷态模拟结果 |
| 2.4.2 激冷态模拟结果分析 |
| 2.5 其它影响因素分析 |
| 2.5.1 耐火层的分析 |
| 2.5.2 管材材质分析 |
| 2.5.3 焊接性能分析 |
| 2.6 激冷室运行分析 |
| 2.7 激冷水管线泄漏分析 |
| 2.8 本章小结 |
| 3 激冷室关键部件改进优化的措施 |
| 3.1 阶梯型下渣口结构 |
| 3.2 网格划分和边界条件 |
| 3.2.1 网格划分 |
| 3.2.2 边界条件 |
| 3.3 模拟结果分析 |
| 3.4 宝塔型和阶梯型渣口模拟结果对比 |
| 3.5 其它方面的改进 |
| 3.5.1 耐火材料的选择 |
| 3.5.2 销钉的焊接优化 |
| 3.5.3 下渣口盘管泄漏修复 |
| 3.6 下降管和破泡条的改进 |
| 3.7 激冷水管线磨损泄漏的原因分析及优化探讨 |
| 3.8 本章小结 |
| 4 改造前后运行情况分析 |
| 4.1 渣口热损 |
| 4.2 渣口温差 |
| 4.3 渣口环隙温度 |
| 4.4 氧煤比 |
| 4.5 比氧耗 |
| 4.6 气体组分分析 |
| 4.6.1 气体组分在线检测分析 |
| 4.6.2 气体组分手动分析 |
| 4.6.3 二氧化碳产物分析 |
| 4.6.4 残碳对比分析 |
| 4.7 渣口及激冷室部件检修情况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5 结论及未来展望 |
| 5.1 结论 |
| 5.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导师简介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长安八水”历史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说明 |
| 一、长安八水 |
| 二、水环境 |
| 三、水生环境 |
| 四、水利系统 |
|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相关研究概述 |
| 二、简要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长安八水”与早期文明 |
| 第一节 关中自然地理及水环境概述 |
| 一、关中自然地理环境概述 |
| 二、“长安八水”自然地理概况 |
| 第二节 “长安八水”与华夏源脉 |
| 一、华夏文明起源的既往认识 |
| 二、“长安八水”与华夏族生存的自然环境 |
| 三、“长安八水”与华夏源脉 |
| 第三节 丰水、镐水与丰镐二京 |
| 一、丰水、镐水 |
| 二、丰水、镐水与丰镐二京 |
| 三、丰镐二京的池沼 |
| 第四节 泾水与郑国渠的开凿 |
| 一、先秦时期的泾水 |
| 二、郑国渠与泾水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由秦渭水贯都到西汉“八水六渠” |
| 第一节 秦建都咸阳与渭水贯都 |
| 一、从栎阳到咸阳 |
| 二、渭水贯都 |
| 第二节 渭水南北的池泉利用及渭河三桥 |
| 一、渭水南北的凿井用水 |
| 二、引渭水之兰池的建设及利用 |
| 三、其他池泉 |
| 四、渭河三桥 |
| 第三节 “长安八水”的提出与西汉长安都市水利 |
| 一、司马相如《上林赋》与“长安八水”的提出 |
| 二、潏水——长安城主要的供水之源 |
| 三、昆明池与长安都市水利 |
| 第四节 西汉“长安八水”与“六渠”的兴修 |
| 一、渭水水运与漕渠 |
| 二、泾河水运与白渠、六辅渠、樊惠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魏晋北朝“长安八水”与隋唐“八水九渠”的构建 |
| 第一节 魏晋北朝时期的“长安八水” |
| 一、魏晋北朝时期“长安八水”的史料记载 |
| 二、魏晋北朝时期“长安八水”与水利工程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八水”变迁与“九渠”的兴修 |
| 一、隋唐时期“长安八水”的历史概况 |
| 二、隋唐时期“九渠”的兴修 |
| 第三节 “八水九渠”与国都长安的供排水系统 |
| 一、隋唐长安的供水系统 |
| 二、隋唐长安的排水系统 |
| 三、“八水九渠”与隋唐长安都市水利系统评价 |
| 第四节 隋唐“长安八水”与其他渠系的凿疏 |
| 一、泾水与三白渠的疏修 |
| 二、渭水与成国渠的复兴及其他渠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宋元明清时期“长安八水”的变迁与渠系 |
| 第一节 宋元时期“长安八水”变迁及其城周水利系统的构建 |
| 一、宋元时期的“长安八水” |
| 二、泾水与农业水利系统的构建 |
| 三、浐水与都市水利再复苏 |
| 第二节 明代“长安八水”变迁及其渠系系统 |
| 一、明代的“长安八水” |
| 二、泾水与西安府近郊农田水利的构建 |
| 三、浐水、潏水与西安府城市水利系统的构建 |
| 第三节 清代“长安八水”的利用及井泉的发展 |
| 一、清代“长安八水”的变迁 |
| 二、龙首渠、通济渠的废毁与都市凿井汲水的发展 |
| 三、清代井灌的发展与引“长安八水”小型农田水利的兴起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长安八水”与建国后的西安水利建设 |
| 第一节 民国“长安八水”的利用与发展 |
| 一、民国时期的“长安八水” |
| 二、通济渠的整修与都市凿井汲水的新发展 |
| 三、民国“关中八惠”与农田水利的复兴 |
| 第二节 建国后“长安八水”的利用与西安水利建设 |
| 一、建国后“长安八水”的利用与渠系的全面复兴 |
| 二、“引汉济渭”与“八水润西安”规划的提出 |
| 本章小结 |
| 结语与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基于模糊层次模型的水电工程环境影响因素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水电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研究动态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本文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生态环境评价理论分析 |
| 2.1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与目的 |
| 2.1.1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内涵 |
| 2.1.2 水电工程生态环境影响特点分析 |
| 2.2 本文的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学理论 |
| 2.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水电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方法 |
| 3.2 评价指标体系确定的原则 |
| 3.3 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因子 |
| 3.3.1 建立指标体系并进行指标筛选 |
| 3.3.2 评价标准建立的原则 |
| 3.3.3 评价标准 |
| 3.4 评价因子数据收集及其标准化 |
| 3.4.1 定量指标计算数据收集及处理方法 |
| 3.4.2 定性指标的分析与估价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水电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模型建立 |
| 4.1 评价方法 |
| 4.1.1 层次分析法 |
| 4.1.2 德尔菲法 |
| 4.1.3 灰色关联分析法 |
| 4.1.4 各种评价方法的不足 |
| 4.2 本文选择的评价方法 |
| 4.2.1 对评语、因素集及评价对象进行选定 |
| 4.2.2 评价因素权重分配矩阵的设定 |
| 4.2.3 Fuzzy评判矩阵R的构建 |
| 4.2.4 模糊层次综合性评测 |
| 4.3 水电工程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步骤 |
| 4.3.1 对次准测层中包含的数据进行确定 |
| 4.3.2 一级评价——求出理想数据 |
| 4.3.3 二级评价——对准测层数据进行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水电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模型案例分析 |
| 5.1 工程A基本概况 |
| 5.1.1 气候 |
| 5.1.2 水文 |
| 5.1.3 泥沙 |
| 5.1.4 土壤 |
| 5.1.5 水生生物 |
| 5.1.6 陆生生物 |
| 5.1.7 湿地生态 |
| 5.1.8 社会经济 |
| 5.2 评价因子取值依据 |
| 5.3 工程A生态环境影响的模糊评价 |
| 5.3.1 三级评价单元 |
| 5.3.2 二级评判单元 |
| 5.3.3 最终结果—一级评价部分 |
| 5.4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分析 |
| 5.5 工程A生态环境问题及保护对策 |
| 5.5.1 工程A生态环境问题及影响分析 |
| 5.5.2 工程A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
| 5.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基于坝群影响与水文生态响应关系的河流生态流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坝群建设造成水文生态累积影响研究 |
| 1.2.2 河流生态流量研究 |
| 1.2.3 河流水文-生态响应关系研究 |
| 1.3 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水库群影响流域生态流量评估框架构建 |
| 2.1 水库群影响流域生态流量评估框架主要理论基础 |
| 2.1.1 河流连续、非连续体概念 |
| 2.1.2 洪水脉冲概念 |
| 2.1.3 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概念 |
| 2.1.4 自然水文情势概念 |
| 2.1.5 多尺度水文-生态响应关系概念 |
| 2.1.6 生态流量“弹性”目标管理概念 |
| 2.2 水库群影响流域生态流量评估框架相关方法 |
| 2.2.1 水文改变指标方法 |
| 2.2.2 IHA数据量可信度评价方法 |
| 2.2.3 河流水文过程模拟方法 |
| 2.2.4 水文-生态响应关系构建方法 |
| 2.3 水库群影响流域生态流量评估框架 |
| 2.4 小结 |
| 第3章 金沙江中游流域水文变动与坝群影响识别 |
| 3.1 流域概况 |
| 3.1.1 地形地貌特征 |
| 3.1.2 河流水系分布 |
| 3.1.3 气候条件 |
| 3.1.4 坝群建设情况 |
| 3.1.5 社会经济状况 |
| 3.2 流域水文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
| 3.2.1 径流和降水数据 |
| 3.2.2 流域径流和降水总量变化趋势 |
| 3.2.3 流域年平均径流深和平均降水量变化 |
| 3.2.4 径流和降水年际的变差系数 |
| 3.3 流域水文改变评估及结果 |
| 3.3.1 IHA计算数据量评价结果与影响因素分析 |
| 3.3.2 各支流坝群建设引起的水文改变影响分析 |
| 3.3.3 流域坝群累积建设引起的水文改变影响分析 |
| 3.4 坝群建设特征因素与水文因子变化的关系 |
| 3.4.1 流域坝群数量与水文因子改变关系 |
| 3.4.2 流域坝群累积高程与水文改变程度关系 |
| 3.4.3 流域坝群装机容量与水文特征改变关系 |
| 3.4.4 流域坝群平均间距与水文特征改变关系 |
| 3.4.5 流域坝群累积库容与水文改变程度关系 |
| 3.5 小结 |
| 第4章 流域水文-生态响应关系与生态流量需求确定 |
| 4.1 水文生态数据准备 |
| 4.1.1 水文生态数据采样点布置 |
| 4.1.2 水文基础数据收集与径流模拟 |
| 4.1.3 生态基础数据集 |
| 4.2 关键生态水文因子组确定 |
| 4.2.1 生态水文因子筛选 |
| 4.2.2 关键水文因子组生态学意义 |
| 4.3 水文生态变化量化响应关系构建 |
| 4.3.1 河道内鱼类水文-生态量化响应关系 |
| 4.3.2 河岸带植被水文-生态量化响应关系 |
| 4.4 生态流量关键水文因子变动阈值 |
| 4.4.1 生物学干扰指数分值计算方法 |
| 4.4.2 河流生态系统健康典型指标阈值 |
| 4.4.3 生态流量关键水文因子变化阈值 |
| 4.5 基于水文-生态响应关系的流域生态流量需求确定 |
| 4.5.1 河道内鱼类丰度保护的生态流量需求确定 |
| 4.5.2 河岸带植被覆盖度保护的生态流量需求确定 |
| 4.6 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主要结论 |
| 5.2 研究的创新点 |
| 5.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明代的多元农书观 |
| 第一节 一般性观察:文集中的“农书” |
| 第二节 分类性观察:目录中的“农书” |
| 第三节 专门性观察:农书的自我认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农书数量考辨 |
| 第一节 明代农书数量初考:以《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为中心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一:增加 |
| 第三节 明代农书数量校正之二:删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农书汇考 |
| 第一节 《中国农学书录》所录明代农书补正 |
| 第二节 明代稀见农书考述 |
| 第三节 明代已佚农书辑考 |
| 第四节 《农说》撰者马一龙新考 |
| 第五节 《树艺篇》新考 |
| 第六节 再论《沈氏农书》与《乌青志》 |
| 第四章 明代农书的内容、作者与时空:与宋代比较 |
| 第一节 明代“狭义”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宋明农书内容的比较 |
| 第三节 宋明农书作者的比较 |
| 第四节 宋明农书时空分布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农书的撰写特点:以花谱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花谱述略 |
| 第二节 作为交往工具的花谱 |
| 第三节 作为自然知识的花谱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农书的生产:从《树艺篇》到《汝南圃史》 |
| 第一节 《树艺篇》与农学知识的获取 |
| 第二节 《树艺篇》与《花史》:农学知识的两次加工 |
| 第三节 《汝南圃史》的完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农书的传播:以官刻农书为中心 |
| 第一节 明代官刻农书考述 |
| 第二节 明代农书的官刻过程 |
| 第三节 农学知识的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明代农书的阅读:《救荒本草》与《野菜谱》 |
| 第一节 从私密阅读到开放阅读 |
| 第二节 开放阅读与“荒政取向”的延续 |
| 第三节 从开放阅读到多元阅读 |
| 第四节 讨论:写作、刊刻与阅读 |
| 第九章 明代农书与地方社会:以《亳州牡丹史》为例 |
| 第一节 亳州牡丹与《亳州牡丹史》 |
| 第二节 《亳州牡丹史》所录亲友小考 |
| 第三节 《亳州牡丹史》所见明代亳州花事活动 |
| 第四节 《亳州牡丹史》中的阶层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9）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旨趣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旨趣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水利、水利工程和农田水利 |
| (二) 文本与情景 |
| 三、学术回顾 |
| (一) 全省范围内水利事业的研究 |
| (二) 具体河流、湖泊治理等相关水利事业研究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述论 |
| 一、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现存概况 |
| 二、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纂述概况 |
| 三、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的特色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报刊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一、省内官方刊物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二、省内其他机构刊物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三、省外刊物中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第三节 档案中的云南水利资料述论 |
| 一、档案中水利资料的系统性 |
| 二、档案中水利资料的研究性 |
| 三、档案资料的原始记录性应用研究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水利专书及近代地方志和现代地方水利志中水利资料述论 |
| 一、民国时期水利专书 |
| 二、现代地方水利志书 |
| 第五节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相关简表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云南主要的水利工程文本述论 |
| 第一节 部分完结报告书 |
| 一、《仙云两湖口工程处完结工程事略》的编纂概况 |
| 二、《仙云两湖口工程处完结工程事略》的主要内容 |
| 三、《仙云两湖口工程处完结工程事略》的社会情景 |
| 第二节 疏浚河道水利计划书 |
| 一、《南盘江上游水利工程计划书附概要》 |
| 二、《西畴县畴阳河两岸水利计划方略》 |
| 第三节 工程勘测纪载书 |
| 一、《云南南盘江水利监督署正江实勘报告书》的编纂情况 |
| 二、《云南南盘江水利监督署正江实勘报告书》的主要内容 |
| 三、《云南南盘江水利监督署正江实勘报告书》的社会情景 |
| 第四节 工程实施经过书 |
| 一、《昭鲁水利工程志》 |
| 二、《云南宾川龙公海治平渠工程概略》 |
| 第五节 民国后期水利工程专书 |
| 一、《嵩明嘉丽泽水利工程处卅四周年概览》的编纂情况 |
| 二、《嵩明嘉丽泽水利工程处卅四周年概览》的主要内容 |
| 三、《嵩明嘉丽泽水利工程处卅四周年概览》的社会情景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微探 |
| 第一节 水利工程文本纪载内容的变化 |
| 一、水利工程文本纪载内容的专业性变化 |
| 二、水利工程纪载文本内容的“业余性”变化 |
| 第二节 水利工程文本的编纂初衷 |
| 一、纪录工程、以资传世 |
| 二、“勒石”的纪录传统 |
| 三、编纂文本以资借鉴 |
| 第三节 编纂思想的变化：由工程文本到水利专门志书的发展趋势 |
| 第四节 民国云南水利科技的发展 |
| 第五节 民国发展水利事业的视野 |
| 一、发展全国性水利的视野 |
| 二、发展省内公益事业的视野 |
| 三、水利工程发展的其他视野 |
| 第六节 民国时期云南水利事业的兴办特色 |
| 一、政府极力倡导 |
| 二、民众积极响应与倾力支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现代性与民族性：1929年“大上海计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大上海计划”的诞生 |
| 第一节 租界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租界的出现: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畸形现象 |
| 二、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 |
| 三、上海城市现代化面临的困境 |
| 四、近代上海华界的市政建设实践 |
| 第二节 近代上海城市规划的鲜明特色 |
| 一、近代城市发展状况及专业规划的出现 |
| 二、“芝加哥计划”:上海城市规划的主要样板 |
| 三、西学为用:清末以来的中国城市发展及规划实践 |
| 四、复兴为本:近代上海积极谋求城市发展的表现 |
| 第二章 “大上海计划”的出台与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重任在肩:计划的出台 |
| 一、国民政府的期望 |
| 二、历任市长的努力 |
| 第二节 与外比肩:计划的主要内容 |
| 一、内在需求:重点聚焦另辟新城 |
| 二、以港兴市:积极建设“东方大港” |
| 三、合理布局:全面改建交通系统 |
| 第三章 “大上海计划”的实施与失败 |
| 第一节 计划的实施:改造与新建并行 |
| 一、旧城区的改造 |
| 二、新市区的开发 |
| 三、各方合力推进 |
| 第二节 计划的失败:天灾与人祸 |
| 一、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
| 二、当局决策不够成熟 |
| 三、战争打击接连不断 |
| 第三节 一对个案的比较:市政府新屋与国际饭店 |
| 一、市政府新屋:中西合璧的典范 |
| 二、国际饭店:摩登现代的象征 |
| 第四章 “大上海计划”的继承和影响 |
| 第一节 从双核到一统:日占时期的城市规划 |
| 一、日占时期上海城市规划的演变 |
| 二、殖民性:日占时期上海城市规划的新特点 |
| 第二节 现代性的凸显:“大上海都市计划” |
| 一、“大上海都市计划”产生的理论背景 |
| 二、“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基本内容 |
| 三、“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基本特点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第1卷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煤粉气化炉激冷室关键部件模拟分析及结构优化[D]. 马宝国. 浙江大学, 2021(02)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3]“长安八水”历史地理研究[D]. 王建国.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4]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5]基于模糊层次模型的水电工程环境影响因素评价研究[D]. 陈晨. 燕山大学, 2019(06)
- [6]基于坝群影响与水文生态响应关系的河流生态流量研究[D]. 张汶海. 清华大学, 2019(02)
- [7]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8]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9]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文本研究[D]. 谢太芳. 云南大学, 2018(01)
- [10]现代性与民族性：1929年“大上海计划”研究[D]. 俞世恩.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