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学与文化多元 埃默里·埃利奥特(Emory Elliott)（论文文献综述）
施俞辛[1]（2020）在《论拉尔夫·埃利森的融合思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黑人文学中的“双重意识”以及早年的成长环境与经历的合力作用下,埃利森产生了超越差异、彼此共建的融合思想。在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始终坚持这一宗旨,并通过大量的文学和文化作品不断丰富其内涵。总体来说,埃利森的融合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创作内容上,推动黑人传统与主流文化相融合。埃利森始终坚信,文化融合是解决种族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只有超越文化上的差异和谐相处,美国文化乃至整个美国社会才能具备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第二,在创作形式上,主张表达抗议与宣扬艺术相结合。事实上,从决定成为作家的那天起,埃利森就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既定的创作范式中。尽管先后受到了不同组织、个人的约束和影响,但埃利森坚决地拒绝了一切试图吞噬他的力量,而是以发展的眼光和超越的态度将自己早年受到的多元、复杂的影响融会贯通。第三,在创作目的上,提出追求自由与承担责任相统一。追求个人自由是黑人文学中的永恒主题,但埃利森却重新定义了自由、界定了自由的限度,主动承担起作为黑人和美国人的社会责任,基于此,他的融合思想便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埃利森的融合思想超越了以往狭隘的种族观念和抗议文学传统,这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也引发了后世的激烈讨论。尽管几十年来关于埃利森的争论一直不断,但在当今的美国乃至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超越差异、彼此共建已经成为了发展大势,融合思想的现世意义越来越得到彰显。可以说,埃利森对当代美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20世纪的美国黑人文学打开了新局面,正因如此,其融合思想的内涵与价值应该得到更多重视和研究。
张宪军[2]（2019）在《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一个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面对战后社会问题迭出、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小说家索尔·贝娄感时伤事,以“社会的历史学家”的手笔勾勒出了一副现代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在评论家和记者每每强调他的犹太作家身份时,他曾经予以反驳说:“我写的是美国”。对于他的这种说法,许多人认为他是像绝大多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一样,很介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以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研究者更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贝娄的民族性即犹太性的研究上,但贝娄说的没错,他确实写的是美国,虽然他作品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但他们都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他们,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不可能脱离了美国这个大环境,另外,贝娄的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许多不是犹太人,他不像辛格和马拉默德那样有着狭隘的民族性。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美国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到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发展史。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其创作的“美国性”进行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是一种相对的美国性,它不同于那种广义的美国性,是相对他创作的“犹太性”相对而言的（他文学作品中具有犹太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诸多的文学史着作都将其文学创作归入“美国犹太文学”,但“美国犹太文学”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因为“美国犹太文学”并不是一个创作流派或者是一种文学运动,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思潮、题材内容、内涵倾向、艺术趣味和审美方式上确实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学特征。如果说“美国犹太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建基于犹太作家的出身背景及其对犹太生活的某种运用和表现的话,那么犹太作家除了具有相同的犹太出身背景外,在对犹太素材的具体运用以及对犹太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贝娄之所以公开反对将自己归纳入“犹太作家”行列中,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人,身为一个美国公民,深受美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善于从美国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和生活,因此,美国的社会生活成为他创作中取材的来源。贝娄创作的所体现的“美国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作者通过他们故事的书写所呈现的主要是普通美国市民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仅仅关注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境遇与精神状况。其次,贝娄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从美国的经济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30年代“罗斯福新政”在挽救经济危机上所做的诸多努力,40年代经济逐渐稳定,50年代进入“丰裕社会”,以及后来逐步发展到后工业时期、后现代消费社会）到美国政治的变迁（二三十年代思想领域的宽松,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冷战,民主的异化,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60年代的学生造反,美国开展太空开发和星球大战计划等等）,以及美国城市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但在此后的岁月中,美国的城市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贝娄不仅写出了此后的发展情况,还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处境与思考回溯了此前的情况,特别是芝加哥城市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远远超出了某个特定族裔的狭窄视野。其三,贝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式的理想和价值观:贝娄认为“美国梦”的核心在于平民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富裕”思想的扞卫,以及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言行中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而犹太民族的宗教信念和道德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而常常是他作品中加以反思的对象,而不是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作为坚守的立场与维护的信条。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研究来确立索尔·贝娄作为一个“美国作家”的鲜明形象。这篇论文虽然拟从社会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揭示索尔·贝娄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处理,把美国history变成具有个性色彩的his story,以及其中表现出的社会学思想,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概念去堆砌材料,而是有重点地观照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某些方面,全文分别从纵向——大萧条岁月至美国后现代社会和横向——芝加哥和纽约两座城市着眼,展开叙述,揭示了贝娄是如何通过历史事件、人物命运以及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的相互作用来描写美国的,这里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60年代思想解放、冷战的东西方对抗、美国的太空计划,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温馨与冷漠,信仰的坚守与背叛,城市的暴力与犯罪等等,而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继绪论部分对贝娄研究现状进行疏理,提出自己的论点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之后,论文用六章的篇目对索尔·贝娄的“美国性”展开论述,主要考察贝娄文学作品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平民生活、知识分子状况和美国的城市。第二章《20-40年代:大萧条岁月中的平民生活浮世绘》主要根据贝娄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分析他是如何围绕作品的主人公奥吉·马奇的经历来描写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芝加哥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生百态的,写出了经济危机对社会各阶层造成的影响,美国梦的破灭感,面对破产和失业大潮这些人是如何抗争和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的巨大努力,小说主人公在困顿的境地中是如何一面挣扎一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第三章《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通过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和西特林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告诉人们,随着世异时移,原来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发迹的人在今天已经成为英雄和成功者,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以苦为乐、生气勃勃的时期,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已告结束,粗俗的物质主义的风气熏染了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而被美国社会所毁灭的则是不与社会苟合、热爱善与美、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社会整体对浪漫主义、对诗的激情、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戕害才是今日的“美国的悲剧”。第四章《60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在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恐怖仍在威胁着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害怕动辄得咎,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思想看法保留在内心里,而不是与他人交流。为改变改变美国面貌,青年人发起造反运动,但在造反运动中由于青年人的冲动和偏激,将这场运动引入了歧途,虽然年轻人想要摆脱现代社会体系的束缚,把现实社会变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但运动中的大部分人追求的是自我表现和发泄,而非自我控制,造反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感使的不少青年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或消极避世,或沉沦堕落。贝娄通过赛姆勒在纽约的见闻对极端主义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攻击。第五章《70-80年代:民主的反讽》通过《院长的十二月》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两部作品的分析,说明美国社会虽然对外向来是以标榜自己的民主而着称,但在现代社会中,美国民主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它对国内的种族贫富差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要打破这种现状的行为反而予以打击和压制,为的是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在美国,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当今的美国政府机关以公平正义为名行破坏公民权利之实。第六章《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考察了贝娄的最后的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说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理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浅表层松散的多元化中,生命个体也成为不断游移的存在,他们在性别认同、宗教信仰与性取向、理性思想判断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沉溺在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态和渎神的狂欢之中。第七章《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则从横向对贝娄作品中对美国城市的描写进行了研究,指出贝娄作品的发生地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和纽约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变迁,目睹了它的繁荣与衰败,对它们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更因为纽约和芝加哥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代表和典型,是美国当代文明、当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缩影。所以,在他的揭示下,从大萧条时期城市破败的景象到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大都会多彩缤纷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刘兴璀[3]（2018）在《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研究》文中提出德育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形式,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多元主义文化背景之下的美国高校如何造就一批适应技术发展、市场自由、政治民主的高素质人才,这得益于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校德育方法体系。本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文献搜集、访问调查、历史归纳、案例分析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对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历史进程、理论渊源、主要理论、主要方法以及方法的具体实践进行了深入、完整的研讨,力求在真实还原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原则,植根于美国特有的文化状况、政治制度和民族特点,剖析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对其创新发展的趋势进行推理,以求对我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发展提供合理借鉴。梳理美国建国以来240年的高校发展历史,其德育教学方法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不断的质疑和再质疑的进程,最终形成了多元开放的体系。建国初期美国高校的德育方法继承了殖民地时期9所教派学院的宗教德育方法色彩,但民族国家的独立以及宗教教派的内部分化,单调的宗教方法严重阻碍了统治阶级倡导民主、共和、爱国的道德价值取向,高校德育方法的世俗化改革与宗教德育方法的有限度的调整在不断的冲突、调和中并存。直到19世纪,随着对人的智力的认知、科学的发展,以及实用哲学的出现,德育方法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世俗主义与宗教主义的论争演变成传授知识与教会技能之间的斗争,基于知识价值的学术性方法、以研究为中心的德育方法和基于实用哲学的经验性方法构成了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科学理性的框架。这种理性方法体系基本满足了美国精英化高等教育的需要。二战以后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大众化、普及化,大学生更多地追求以生活为目的的教育,高校德育方法领域的正规方法逐渐弱化,高校德育效果降低,乃至发生学生运动,直到70年代高等教育领域开始进行道德的反思,力图恢复和重建高校德育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特色化、国际化、市场化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等的发展,任何一种主导的德育方法理论或实践都难以满足需要,多元开放的高校德育方法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更新,展现了一个高效运行的高校德育方法领域。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人本主义理论不同程度上为美国高校德育方法奠定了思想基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支撑着每一历史时期高校德育方法变革的主导;人本主义从人的存在出发,阐释人的道德发展与教育的关系,体现人在道德以及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提供了高校德育方法构建的人性论基础;而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强调经验主义的立场、自然主义的原则、工具主义的价值,奠定了德育的实用价值取向。在这三种理论来源基础之上,美国高校德育领域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德育方法理论流派。比较典型的就是全面主义德育方法理论、人本主义德育方法理论和德目主义德育方法理论流派,这些流派内部又涌现了各具特征的理论派别,代表了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德育方法理论发展的特征。如进步德育方法理论将德育教学与社区、事务、服务和活动联系起来,拓展了德育方法的覆盖面,也有效解决解决了道德与现实的冲突;认知发展德育方法理论强调“道德两难问题”、“公正团体”等德育方法,肯定了人自身的思维发展对道德发展的影响;价值澄清德育方法理论致力于“评价”和“价值澄清”过程,通过价值教育活动策略以及具体操作方式的设计,澄清个人的道德价值观。这是三种德育方法理论立足于全面主义德育的立场,是杜威实用主义德育方法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存在主义德育方法理论积极倡导个人的存在和个人的自由选择,鼓励学生在道德学习中要发扬个性,通过学生自我的积极探讨来获取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的准则;关怀德育方法理论强调建立在“关怀”基础上开展德育教学,这两种德育方法理论充分显示了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理论坚持人本主义的德育理念。理性为本的德育方法理论则强调知识路径的德育教学;完善人格德育方法理论强调将完善人格的要素作为内容进行传授,体现了德目主义德育方法理论的显着特点。美国高校德育方法恢复和重建的效果就是涌现了大量的高校德育方法主张,用以指导和变革高校德育具体方法的实施,尤其是近40年以来,美国高校德育专家和倡导者一直积极探索指导有效德育教学的方法,也探索出了众多的成果。例如在高校德育课堂直接教学方法方面,有道德问题论证法、探究教学法、理解性教学法、批判教学法、多元文化教学法等;在高校德育的间接学习法方面,有服务-学习法、联通主义学习法、分散式学习法、科研规范结构等;还有以大学校长为代表的倡导者提出的整合教学方法,如宽阔学习经验法、整合的学术法、跨学科学习法以及科研-教学-学习联合体等。这些有关高校德育方法的主张,不仅深化了人们对高校德育功能的认识,而且确立了方法在高校德育中的地位,为开展丰富多彩的高校德育活动提供了方法指导。理论付诸实践,不仅能够检验理论的科学性,而且能够真正促进目标的实现。在高校德育方法主张下的高校德育方法的具体实践形式是实现高校德育目标的关键。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实践形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各高校德育方法呈现各具特色、多彩缤纷的局面。但总体上离不开以讨论、讲授、渗透为主的课堂教学方法和以网络、科研、服务体验、文化熏陶为主的日常德育方法两种形式。每一种方法都在不同的高校中体现为不同的形态,如讨论法中有新生研讨会、小班讨论、大班分组讨论;讲授包括互动式讲授、办公室时间、校园励志演讲等;渗透教学方法包括“课程串”、跨学科课程等;网络育德法如计算机辅助教学、开放课程、MOOC等;科研育德法如伦理研究、研究伦理、绿色实验室运动、学术诚信教育等;实践育德法包括慈善服务、周末活动等;校园文化育德法如关怀社区、宗教文化、海外游学等,由此体现了美国高校德育方法多元开放的特征。通过对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国高校德育方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形成了全面的德育方法体系,形成开放多样的德育方法实践模式,而且注重采用最新技术更新方法系统,保持其先进性;同时,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多样性又容易导致相互之间的冲突,方法发展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弊端,忽视了其在具体实践中可能产生反面道德影响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立足我国高校德育方法的缺陷,积极构建高校大德育课堂,融合直接德育课、德育渗透课以及各种跨学科德育课,推进我国高校教学-科研-实践相结合,引进和开发新技术型德育方法等,促进我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变革。
郭运[4]（2017）在《论莫里森小说中种族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文中提出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自20世纪60年代末登上文坛,共发表11部长篇小说。每一本都涉及描写黑人家庭中祖孙三代人的创伤,这三代人都有各自的创伤经历,而且这些创伤经历又有前后相继的关系,构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传递。本文旨在运用创伤相关理论来分析莫里森小说中对种族创伤代际传递的叙述。本论文在结构上除绪论外,正文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以创伤的传递者为主体入手,分析创伤从前代传递给后代的机制。笔者着重分析父母辈的创伤以身体为主要媒介对子女产生影响的机制,与祖父母辈的创伤以语言为主要媒介对孙辈产生影响的方式有所不同。第二章则从创伤的继承者为主体入手,针对后代人对前代人创伤记忆的不同反应,分析创伤记忆的两面性给后代造成的伦理困境。莫里森不仅顺向描写先辈创伤记忆对后代产生的影响,还逆向描写后代在面对先辈创伤记忆时或渴望遗忘、或主张铭记的反应,以及或复制、或重构的不同记忆方式。这些不同的选择折射黑人种族创伤记忆的两面性,即它既是后代人构建自我身份的框架,但蕴藏于其中的排外和仇恨情绪也会给种族带来毁灭性灾难。第三章主要从代际传递的创伤是否已经停止这一问题出发,将莫里森的最新作品与前作进行对比阅读,以更深入地了解莫里森对于代际传递的创伤是否停止、能否停止等问题的否定态度。对于黑人种族的创伤是否被治愈,研究者们大多认为从小说人物通过叙述自己的创伤经历而达到和解入手,得出莫里森对黑人种族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的结论。然而并非在莫里森每本小说的结尾创伤都被和解。莫里森最新小说《上帝救救孩子》将故事背景置于创作当下的21世纪,其主题和结构分别与写作时间最早《最蓝的眼睛》和故事时间最早的《恩惠》相呼应。莫里森以祖孙三代的关系为切入口,从个体创伤记忆在家庭中的代际传递,以小见大,研究奴隶制给黑人种族造成的文化创伤记忆在一代代黑人之间的传递。她以此时刻警惕着种族主义给非裔美国人造成的伤害,提醒当代非裔美国人要警惕创伤以新的形式出现。
尚菲菲[5]（2017）在《杰拉尔德·维兹诺的后印第安生存抗争书写》文中研究指明杰拉尔德·维兹诺（1934—）是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作家之一,曾两度摘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他作品颇丰,在创作中巧妙地结合了印第安传统文化与后现AI写作作手法,关注美国印第安人的命运,塑造了格里弗、普劳德家族、差不多·布朗等经典的恶作剧者形象,展现了美国印第安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抗争。国外对于维兹诺作品的研究从后现代主义、印第安性、恶作剧者、诗学、印第安作家的身份等多个角度出发,印证了维兹诺在创作中的多样性:身为印第安作家,他在写作中为印第安人正名,但是也毫不客气地嘲讽某些虚伪的印第安人;他起步于俳句创作,把日本的俳句形式、英语语言和印第安传统文化杂糅求新;他热爱印第安传统,也热衷于挑战一切规矩;他的作品兼具真实性与虚构性。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专门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散见于学术期刊,尚未形成系统性,研究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展,亟需专题性研究。研究成果中缺乏对维兹诺提出的“后印第安”、“生存抗争”等概念的研究,而这些词汇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且被反复强调。本研究运用文本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维兹诺的创作理念和文学作品进行内部研究,借鉴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基础理论,结合美国印第安历史、印第安文艺复兴运动、印第安文化传统,进行外部研究。同时在研究中对维兹诺和主流文学对印第安人的形象塑造进行比较研究,对维兹诺与其同时代的其他印第安作家进行适当的对比研究,深入探究维兹诺对印第安人生存抗争的书写,力争抛砖引玉。“印第安人”这个称谓是哥伦布基于其对美洲大陆的错误认知而提出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到了诸多质疑和挑战,并引发了关于印第安人的称谓之争,其中最有竞争力的两个称谓是“印第安人”和“本土美国人”。维兹诺是一个“词汇的创造者”,受到后结构主义的启发,别出心裁地提出“后印第安”这一称谓来代指生活在美洲大陆上的土着部落居民,并提出了以精神、传统等文化表征的传承代替血缘来界定印第安人的观点。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运动激发了印第安人的身份认知,受成长经历与社会环境的影响,维兹诺意识到在以白人为主导的社会中,印第安人必须要主动寻求生存之道,他为旧词“生存”赋以“抗争”之意,强调印第安人为生存而抗争的主动性。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海上探险引发了对美洲的开发,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新空间和资本积累市场。但是作为美洲土着居民的印第安人的平静生活随之被打破。其后的几百年间,他们创造的文明被蜂拥而至的白人殖民者逐渐侵蚀,他们的美国噩梦成为白人美国梦的垫脚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有功有过,总体来说,世人多褒奖其航海家的精神,维兹诺在《哥伦布的后裔》中颠覆了主流文化为哥伦布塑造的英雄形象,把欧洲文化比喻为死亡文化,打破所谓的“欧洲文明”与“印第安野蛮”之间的二元对立,为被践踏的印第安文化正名,以改写历史的方式展开生存抗争。维兹诺在创作中展现了对印第安人失去的生存空间的关注。印第安人崇尚和谐的自然观,对他们而言,土地是神圣的。他们曾经在广阔的天地中游牧耕种,享受着天人合一的愉悦。遗憾的是,他们在白人殖民者到来后失去了大部分的土地,印第安人口也锐减。印第安文艺复兴运动同期的其他作家大都沿袭“归家”的写作范式,倡导印第安人回归印第安土地与传统。作为一位混血印第安作家,维兹诺承认当代印第安文学作品中祖先流传下来的丰富的传统记忆对白人的主流文学形成了抗衡之势,但是认为这种对印第安传统的回溯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对白人臆造的印第安的回归,可能导致当代印第安人陷入主流文学设定的他者情境,因而并不完全沿袭归家范式的书写。他描绘了印第安人在第三空间的生存图景、去往第四世界的朝圣之旅,激励当代印第安人主动寻求新的生存空间。随着同化政策的实施与唯英语教育的推行,多种印第安语言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最初的印第安传统文学为口述文学,并无文字记载,逐渐从主流文学沦为弱势文学,成为印第安人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失去话语权的写照。印第安人的话语权被剥离后,白人主流文学把印第安人的形象扭曲为野蛮、落后的红色人种。美国学术界在提及印第安文学时,通常有单复数两种形式,单数指的是印第安书面英语文学,复数则包括印第安口述文学。维兹诺的书面文学从口述、对话、场景构建等多个方面融合了印第安文学的口述传统,印第安人对其民族、部落以至个人的称谓的被动接受体现了印第安人话语权的失去,而讲述故事、主动抗争,使印第安人的声音重新回到历史舞台的中心,将是印第安人找回自我、夺回话语权的有效途径。如同基督教徒相信上帝创造了人类和世界一样,印第安人笃信恶作剧者先于人类而存在,并且创造了印第安人和这个世界。恶作剧者形象在当代印第安文学中比比皆是,他们性别模糊、亦正亦邪,代表了当代印第安人,观察洞悉不同人生与社会百态,奋起反抗各种压力与不公,并憧憬成就属于印第安人的美好未来。维兹诺笔下的恶作剧者是他的后印第安勇士,大多数都具有混血的身份,在他虚构的保留地内外、美国内外的世界里实践着生存抗争,证明了混血印第安人的印第安性,展现了印第安人的国际视野,并且反映了印第安人对和谐自然观的崇尚。印第安人遭遇了磨难,但是维兹诺并不希望印第安人把自己定义为受害者,更反对为历史的受害者的身份而欢呼,他并非随意的乐观主义者,但是他相信只要美国印第安人能够从“印第安人”的虚拟框架中解放出来,就能够建构起心理上的主权,进而通过主动的生存抗争成为胜利者。
秦崇文[6]（2017）在《比较视域中的乡土书写与现代性想象 ——以福克纳和贾平凹作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土是人类社会的意义生产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乡土文学是一个十分具有张力的概念,当乡土遭遇现代性,给作家带来的不仅仅是出于创作本能的文学书写,也为作家的现代性想象提供广阔的思想空间。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两国均面临着不同的现代性问题,随着人类社会地球村的实现,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交往密切,在各个层面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对话关系。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美国作家福克纳和中国作家贾平凹的作品作为分析两国现代性的文本,两者都是典型的乡土作家,因文化差异、时代背景的不同,在作品的地域空间书写上具有相似性与关联性,同时在表达上、审美观念等方面有所不同,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认知上有差异也有共鸣。本论文从历史和文化（思想史）角度,通过对乡土、乡愁、现代的文学转向以及现代性的相关理论的梳理,借助福克纳和贾平凹的作品及其相关研究成果,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中对福克纳和贾平凹的乡土书写与现代性想象的逻辑展开进行论述,对中美乡土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比较辨析,见微知着,进一步了解中西方古今文学思想及文化思想的差异性与共通性,以及在面对现代化过程的不同应对策略和书写景观,挖掘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书写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当代价值。论文分五个部分,绪论主要对研究背景、选题缘起、学术史回顾、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创新之处、选题目的以及意义进行概述。主体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从现代性、乡土、乡愁的基本概念出发,剖析在此语境下的作家的文学实践活动,从作家的乡土乌托邦建构与消解、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等方面对福克纳和贾平凹的乡土叙事与现代性想象进行逻辑展开。第二章以对话理论为理论基础,对福克纳和贾平凹的乡土书写进行比较研究,剖析两者乡土书写的差异和汇通性,以及对乡土的互文性进行探讨。第三章分析福克纳和贾平凹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乡土书写探索,从书写的内容、技法层面等进行论述,同时,以福克纳和贾平凹的乡土守望与现代突围为个案,强调乡土书写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当代意义。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现代性不同于美国的现代转化型道路,中国现代性因其具有厚重的“乡土”色彩和“后发外生”特性,在与域外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彰显出特有的乡土中国的当代内涵。乡土作为一种虚构而非实体的存在,亦非对社会历史变迁的“模仿”或“再现”,“乡土文学”是人们在社会建构过程中产生的虚构的想象物。作家的乡土书写是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应激,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文本呈现,作家的话语与修辞成为一种“现代性的症候”,而当不同国度的作家对这一症候做出呈现时,便构成了一种广义的现代性的对话。对话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探讨两者在作品中对本国现代性问题的不同呈现,通过美国现代性的他山之“石”而攻对我国的现代性问题之“玉”。
王媛[7]（2016）在《继承与革新 ——三位“纽约客”作家作品的新现实主义特色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是美国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文学流派如雨后春笋般风起云涌,战后实验派,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犹太文学,女权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流派纷呈,形态各异。文学沿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20世纪美国小说的姹紫嫣红中始终蕴藏着一抹色彩,那就是现实主义。虽然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时期,现实主义被视为是一种过时的,僵死的创作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存在价值,应当摒弃。事实上,现实主义一直是美国小说创作的重要潮流,约翰·契弗,厄普代克等战后小说家一直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美国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合乎规范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融入了新的创作特色,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现实主义,被学界称之为新现实主义或后现代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在战后美国小说中的新发展,它产生于二战后特定的社会状况和文化氛围,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已无力描绘当代社会的混乱无序以及当代人缠绵不愈的灵魂疾病,融入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技巧的新现实主义更能够真实地反映现代人的忧愁与困惑,细致地刻画人物对伦理道德的思考,体现出人文主义的关怀。在创作上,新现实主义小说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场景,通过追求细节的真实,营造出逼真的外表,但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基础上,对现实主义一直奉为圭臬的“真实”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更加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在表现手法上,虚构的情节、实验的方法、不同程度的事实与虚构的交融,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并融入了诸如象征、怪诞、拼贴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出一种幻觉般的真实,使其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乃其新之所在。这种趋势在70年代后现代主义创作“枯竭”之后得以全面爆发,较为明显地体现出自身的特色。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新现实主义小说已成为当代美国小说的主要创作形式。它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变革之间达成了一种衔接与递进,并赋予其开放性。关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定义,国内国外,众说纷纭。纵观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新现实主义小说已经成为当今小说创作的一种潮流,且研究焦点逐渐由理论阐释转向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虽然新现实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受到广泛关注,并有学者将其界定为7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但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演变的过程。这一创作特色在约翰·契弗等小说家的战后作品中已初现端倪,并通过这些小说家的不断实验,创新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因此,本着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本论文将研究重点聚焦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但在跨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风格上有所创新的代表作家和作品上。选取了创作上有所传承,以美国中产阶级为创作对象的三位“纽约客”作家——约翰·契弗、J.D.塞林格、约翰·厄普代克,他们以各自的创作实践推动了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丰富了其内涵。旨在通过对这三位作家和作品的分析,梳理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其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与超越,证明新现实主义小说是符合当代美国社会现状的。面对二战后复杂的社会现实,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尝试用新的创作方式来展现“丰裕社会”表象下的问题,深度地刻画了当代人对身份与存在的焦虑,它借用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却又不只是单纯地追求艺术形式的革新,而是巧妙地结合了传统现实主义情节的完整性与后现代小说拼贴的叙事技巧,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真实地呈现了一幅当代社会的生活画卷。也就是说,对新现实主义的界定不能采用二分法,将其视为传统现实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对立,而是要用一种综合的方式,既体现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又采纳了各种实验派的创作手法,是对二者的融合与超越。它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无论是创作主题,还是叙事风格上,都展现了当代美国小说创作的深度转向。它架起了一座连接传统与实验的桥梁,为枯竭的美国文学指明了出路,是一种时代与历史的自然选择。
徐刚[8]（2016）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华裔美国文学话语流变研究》文中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体系具有丰富的阐释性,因为文学不仅仅是表意的符号,而且还是一种具有文化、政治和性别诉求等蕴涵的话语。因而作家采用不同写作策略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具有再现生活﹑反思自身以及表达诉求等功能。然而,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又使其不同于政治﹑经济等其它话语体系而具有独特之处。因此,在分析文学作品时不应只关注内容而忽视其形式;对文学作品的深入研究应该坚持从形式到内容逐步深入的路径,而不是抛开作品的文学性而单纯地探究其社会功能。否则,文学作品就会失去其丰富的蕴含而沦为没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历史文献式的记录或评说。事实上,作品的文学审美与其社会功能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把文学话语的形式和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对作品形成既全面且又具有深度的阐释。此外,任何文学创作又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因此,文学创作的话语形式和内容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纵观华裔美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其兴起与发展都与美国多元文化语境的形成与变化密切相关。在美国这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里,争取话语权对于少数族裔群体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获得言说和表达的机会,其诉求才能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因此,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在不同社会语境下采取的不同写作策略,实际上都是华裔作家为了表达其特定的话语诉求。基于华裔族群在美国社会历史的生活境况的变化及其应对心态,影响华裔美国文学话语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可分为三大类,即族裔政治的多元文化主义、女权诉求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族裔政治的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华裔美国文学主要以其批判现实主义的抵抗话语来反击种族主义对华裔族群的压迫及其对华裔历史的扭曲。因此,这一时期华裔作家的作品大都采用具有解构意义的华裔族群“小历史”叙事﹑“反英雄”形象的塑造以及反西方传统小说文类的变异等写作策略来彰显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朱路易（Louis Chou）的《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1979）和徐忠雄（Shawn Hsu Wong）的《家园》（Homebase,1991）中,两位华裔作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华裔家族变迁的“小叙事”来揭示整个华裔族群的真实历史,以此来解构美国主流社会霸权话语书写下所谓的“大历史”对美国华裔历史和生活现状的遮蔽;而赵健秀在其作品集《“鸡笼中国佬”和“龙年”》（The Chickencoop Chinaman and The Year of Dragon,1981）中则通过塑造华裔“愤怒青年”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来反抗种族歧视,颠覆西方社会对美国华裔的刻板印象。此外,美国华裔作家劳伦斯·于（Laurence Yep）的《龙翼》（Dragonwings,1975）和赵健秀的《唐老亚》（Donald Duk,1991）一反西方传统成长小说的文类风格,彰显出华裔儿童在充满种族偏见的美国主流社会中独特的生活环境和成长轨迹,从而揭示出种族歧视对儿童成长的危害性,同时也表达出作者对超越中西文化二元对立所持的美好愿望。随着民权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权主义运动也随之风起云涌,因而这一时期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中呈现出明显的女性权益诉求的特征。受女权诉求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影响,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双重抵抗的话语特点,即其文学话语同时反抗男权制和种族主义两大枷锁对华裔女性的束缚。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如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Joy Luck Club,2006）和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76）,通过叙事声音的复调性以及对“中国元素”的运用来展现华裔母女两代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和解,从而生动地表达出华裔女性群体的心声,展现出她们在美国现实生活中文化抉择的困惑与觉醒。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创始人苏珊·兰瑟（Susan Lance）认为,女性作家的独特写作策略不是由女性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而是由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规约决定的。所以,女性叙事话语形式的选择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关。由于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发展,美国政府提出了文化多元的口号,但白人主流社会与少数族裔群体之间享有话语权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却仍然在继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少数族裔作家若要进入美国主流文学并非易事。有时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而作出一些妥协或采用一些迂回的写作策略来应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学审查机制,因而华裔美国文学中显现出的多样化女性叙事话语策略可以反映出华裔族群女性的生存状况及其特定的文化权益诉求。此外,“中国元素”一直是华裔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显着特点,这一点在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华裔女性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元素”通常是以华裔母女之间讲述中国故事的形式而呈现给读者的。这些中国故事往往蕴含隽永,具有反映华裔女性的性别及文化身份诉求的独特话语功能。但与此同时,其话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制约,因而“中国故事”在作品中通常会表现出西方话语政治的无形影响。因此,通过对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笔下中国故事这一独特话语策略的研究,有助于学术界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创作主旨及其作品背后潜在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促使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更为广泛的多元化文化诉求特征,因而华裔美国文学也出现了越界与回归、离散与建构等“多声部”话语共存的现象。如伍慧明（Fae Myenne Ng）在《骨》（Bone,2004）这部小说中的华裔历史与现实创伤书写﹑任碧莲（Gish Jen）的《典型的美国佬》（Typical American,1992）和《应许之乡的梦娜》（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1996）等作品中的身份认同和创伤叙事以及伍邝美（Ng,Mei）在《裸体吃中餐》（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1998）中的华裔女性现代创伤叙事;赵健秀（Frank Chin）的《甘加丁之路》（Gung Din Highway,2004）和汤婷婷的《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1998）两部作品后现代话语的狂欢嬉戏对美国霸权话语的挑战;汤婷婷和谭恩美两位作家的新作《第五和平书》（The Fifth Book of Peace,2003）和《拯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2006）中超越族裔性的普世主义人文关怀的文学话语对西方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创伤而进行的审视与剖析。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华裔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叙事”也呈现出不同的蕴含。有些作品出于商业目的,利用中国文化元素进行华丽展示以博取西方读者猎奇的眼球,有的则对中国历史及文化以夸大扭曲的形式予以呈现,以此来作为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纳的手段。当然,其中也不乏对现实中国的真实呈现。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文化抉择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一方面,以获得商业利益为目的的自我东方主义“中国叙事”书写仍然在继续;另一方面,汲取中国文化优秀传统,彰显华裔族群文化独特性以及超越族裔性的普世主义关怀的文学创作也欣欣向荣。因此,为维护自身族群权益而进行的持续斗争、对超越族裔身份羁绊的美好愿望、对人类普世性价值的关注以及迎合西方读者期待视野的“中国叙事”,构成了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多声部”话语,其中蕴含着当代华裔作家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政治和文化诉求。华裔美国文学伴随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发展,其话语形式经历了持续的演进过程。从总体来看,其最终目的是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争取言说的机会,并力求在美国社会中获得应有的地位。文学作品获得广泛认可的重要标志就是成为文学经典,而华裔美国文学的经典化过程要面临来自西方传统文学经典以及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挑战。因此,通过分析西方传统文学经典建立的标准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因素,有利于看清华裔美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边缘书写”的话语局限性及其健康发展的方向。尼采的美学思想以其酒神精神为核心,并贯穿着他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等主要哲学思想,对当代西方文化与价值观提出了挑战。因此,尼采美学思想对华裔美国文学反抗所谓的西方正典,建构自身文学审美及其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此外,以“彩虹联盟”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强调对差异尊重的思想以及建构具有多样文化表征的文学经典的主张有助于打破二元对立和阶级等级的价值观,摒弃狭隘的西方文学正典观。在一定程度上,“彩虹联盟”的主张有助于回归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那些在讨论经典时经常被忽视的东西,如文学作品的风格﹑愉悦作用以及启蒙方面具有普遍性的审美特质。文学的审美意识作为认识与情感的结合,其表现形态应该是“诗的思想”,即文学话语普世价值观的诗意表达。因此,华裔美国文学要进入经典之列,除了需要摆脱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束缚以外,还需要致力于人类共识普遍价值的诗意体现。虽然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会出现不同的文学经典,但是纵观世界文学的发展,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常常会体现出某种程度上“超越国界”的普世人文关怀,因而成为文学经典评价原则不断演进中的永恒原则。华裔美国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共同影响下的产物,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直接影响着华裔美国文学话语的表达。因此,通过对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华裔文学作品在社会、历史和心理层面的话语实践进行研究,可以揭示出华裔美国文学话语流变的特点及其在争取华裔族群话语权和建构全球性的“彩虹文明”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话语形式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可以更好地阐释华裔作家作品中文学话语的深层内涵,以彰显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对于深入了解美国华裔作家独特的写作策略、了解华裔美国文学类型的演化及其文学创作过程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建构华裔美国文学话语批评理论体系,有助于深入研究华裔文学话语从边缘迈向经典的影响因素,以促进华裔美国文学的健康发展。
张晓敏[9]（2016）在《理查德·赖特小说的文化构建与价值传承研究》文中认为理查德·赖特（1908-1960）作为公认的非裔美国文学作家,其小说、诗歌和政论性散文对非裔美国文学的发展与黑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赖特的作品,诸如《汤姆叔叔的孩子们》（1938）、《土生子》（1940）、《黑孩子》（1945）、《局外人》（1953）、《野蛮假日》（1954）和《长梦》（1958）等均已被视为非裔美国文学经典。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产物,是基于作家所处年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而创作出来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必须关心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同时政治、社会和历史也为作家的的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素材。作为黑人群体的一份子,赖特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个黑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里意味着什么：城市里种族之间的藩篱与禁闭,法律上的不合理,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都使当时的美国黑人苦不堪言。在那个种族主义充斥美国社会的年代,作为知识分子的赖特用笔墨控诉了他的愤懑。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赖特小说的创作意图和思想内涵,特别是从小说中塑造的黑人形象入手,分析其内心活动、行为模式与语言表述,既有助于理解作品主题内涵与叙事策略相互统一的文学性贡献,也为观察美国20世纪前半叶的种族主义逻辑与社会现实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论证,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赖特在1945年之前“抗议”文学主题特征鲜明,因此被学术界视为“抗议小说”创作阶段。这些文学作品主要指赖特的四部中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孩子们》、《土生子》、《黑孩子》和《长梦》。其中,最后一部小说《长梦》是赖特旅居法国时创作的作品,但在题材上同样彰显了“抗议”的主题。在这些“抗议”题材的小说中,赖特重复着一个主题：在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不仅是当时美国社会种族偏见的直接衍生物,而且也阻碍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理解赖特“抗议小说”类型定位所遵从的文化逻辑较为恰当的方式是探讨他的创作意图和作品内涵,因此,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通过剖析赖特及同时期黑人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困境,从作家的创作意图入手,剖析作品的思想内涵,从而为赖特“抗议小说”文化逻辑的形成提供可信服的论证。赖特的“抗议小说”既向读者展示特定时代城市贫民区中黑人的痛苦挣扎,也细致地表现出黑人个体乃至美国边缘群体的反抗精神,其用意不仅仅在于描写黑人在美国的悲惨遭遇,而且试图通过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来唤醒黑人的反抗意识,同时也警示白人否定黑人性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赖特的“抗议小说”可被视为黑人在面对社会压迫、被迫生存于杜波伊斯所言的“双重意识”、远离传统文化的困境下艰难地在美国寻找自我认同、反思黑人民族性的缺陷、并试图重新塑造“黑人性”的尝试。这种文化逻辑是理解赖特小说的关键,也是赖特对非裔美国文学传统所做的杰出的贡献。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如果说赖特通过“抗议”题材的小说展示了他特有的文化逻辑,那么,细腻的心理描写和象征主义手法是赖特小说艺术的一大特色,或者说,也是他所采用的一种叙事策略。因此,从心理描写、甚至是从对心理变态者的准确刻画出发,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福柯的权力机制来剖析赖特小说中人物复杂的心理,阐释主人公看似变态、残忍、冷漠的行为背后所存在的必然性与象征性,是解读赖特文本的必由之路。赖特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可分为两个层次进行剖析,即表层的仇恨、恐惧和压抑以及深层的、或者说是潜意识层面的梦境与幻觉,而心理动机的背后则是外部社会因素所造成的。在真实细腻的心理描写基础上,赖特能娴熟地运用隐喻和象征的手法,表现出主人公存在意义上的荒诞性。如果说心理探索重在揭示白与黑、强与弱、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那么赖特笔下主人公的种种心理症候,也正是美国当代政治的反映与隐喻,从中不难发现赖特在政治和哲学上对传统二元对立结构的超越,以及由这种超越所带来的美学风格与叙事策略的转变。显然,作为“抗议文学”的先驱,赖特是哈莱姆文艺复兴和芝加哥文艺复兴运动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其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赖特对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阶级问题和黑人文化问题所做出的文学反思,拓宽了非裔美国文学的题材与主题。正是缘于赖特的卓绝贡献,美国着名黑人学者勃莱顿·杰克逊甚至把1940年至1957年这段时期称为“赖特时代”。赖特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非裔美国作家的杰出代表,掀起了一场文学改革的潮流,引领了一大批作家,其作品中蕴涵的社会价值观在现当代非裔美国文学中得到了传承与发展。赖特拒绝迎合白人读者的阅读口味,坚持展现美国黑人自己的声音,从而改变了非裔美国作家创作的前景。在非裔美国文学史上,正因为有了赖特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才迎来了后来的詹姆斯·鲍德温、拉尔夫·埃利森和托妮·莫里森等非裔作家的辉煌成就,从而使非裔美国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赖特的小说创作是非裔美国人文化发展与自身觉醒意识不断强化的必然结果。从文学史意义上讲,赖特的重要作用在于承上启下,开创了非裔美国文学新的历史篇章。在其创作中,赖特不仅强调黑人民族的自省与反思,同时也对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予以关注。从文本创作上看,赖特的一系列作品赋予了非裔美国小说以新的主题元素、丰富的表现手法与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连接哈莱姆文艺复兴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再度繁荣的非裔美国文学的桥梁。除了作为成功的小说家被载入史册以外,赖特对于种族问题、阶级压迫等社会问题也时常撰文,直抒己见,还是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美国黑人社会活动家；此外,赖特与约翰·里德俱乐部等美国左翼文艺界的合作与分歧,对于中国学术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文艺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新的社会需求和新的阐释理论为重新评估赖特的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空间。赖特小说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与丰富性都值得学术界做进一步的挖掘和阐释。
张艳萍[10]（2015）在《《海华沙之歌》与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文中指出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是19世纪美国家喻户晓的诗人,也是获得国际声誉的第一个美国诗人。朗费罗的显赫声名来自于其对美国民族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这位学者型诗人一生致力于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既有关于创建美国民族文学的自觉的理论诉求,又凭借天才的语言禀赋翻译了来自十种欧洲语言的大量诗歌,为美国文学在欧洲文学传统这一平台之上尝试脱胎换骨式的革新奠定了基础,而其享誉世界的《海华沙之歌》则是把题材的本土化和艺术形式的本土化完美融合的典范之作,堪称19世纪美国民族文学的瑰宝。独立战争后,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迫不及待地召唤一种独立于英国文学的美国民族文学。但当时的美国作家面临着美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诸多困境。其一,用美语能不能创作出迥异于英国文学的美国文学?其二,民族文学的核心问题是民族性,而美国文学的民族性首先取决于文学题材的本土化。在这一方面,美国作家面临着许多困难。华盛顿·欧文不无遗憾地意识到美国作家缺乏具有美国特色的素材,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也曾陷于美国作家在本土题材的占有方面远逊于英国同行的尴尬与自卑。在如何建设美国民族文学的讨论中,以沃尔特·钱宁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所倡导的观点引人瞩目,那就是把吸纳印第安口头文学传统作为建设美国民族文学的一条途径。在众声喧哗之中,一些作家怀揣梦想默默耕耘。时至19世纪20年代,欧文和库珀已经为美国文学赢得了国际声誉。但是,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英国文学笼罩在美国文学上的阴影。美国文学所面临的这种困局直到1855年随着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的问世而得以部分化解。朗费罗认为,使欧洲文学传统的优秀元素与美国自身文学元素水乳交融,才能建立起超越英国文学传统的独立的美国文学传统。为此,朗费罗翻译了大量欧洲诗歌。这样,朗费罗便为美国诗人搭建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欧洲诗歌平台。不仅如此,朗费罗还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将培养国际文化视野的理念传承给了更多的美国作家。艾兹拉·庞德和T·S·艾略特无疑是朗费罗最出色的后继者。通过艾略特和庞德,这一理念被更多的美国作家所继承,成为美国作家创建美国民族文学航程中长明的灯塔。朗费罗在其大学毕业演讲《我国本土的作家》中就前瞻性地提出了采用印第安题材来创作美国民族文学的主张,而在《我们国家的文学的精神》一文中,朗费罗对美国民族文学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刻。在朗费罗看来,美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发展敞开了可能性。朗费罗关于题材本土化的呐喊代表了后革命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学民族主义者的心声。而库珀、帕克曼和朗费罗自己的那些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作品则佐证了题材本土化是建构美国民族文学的必经之路。朗费罗的理论诉求与创作自觉,都是其建构美国民族文学的强烈使命感的必然产物。《剑桥美国文学史》指出,朗费罗在构建美国民族文学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语言谱系方面的问题,而其解决方案涉及到语言层面和历史层面,《海华沙之歌》则实现了这两个层面的完美融合,这是因为,在语言层面,《海华沙之歌》使用了印第安词汇,在历史层面,《海华沙之歌》采用了印第安题材。我们认为,上述看法不能涵盖《海华沙之歌》在美国民族文学建设进程中的全部价值。事实上,《海华沙之歌》在诗歌题材本土化和诗歌艺术本土化两个方面为美国民族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海华沙之歌》的素材来源是19世纪美国历史学家亨利·R·斯库克拉夫特的着作,即《美国印第安部落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史学和统计学资料汇编》和《阿尔吉克研究》。朗费罗以斯库克拉夫特的印第安文化研究成果为依据,在创造性地借鉴斯库克拉夫特所收集的印第安神话传说的基础上,以印第安文化英雄海华沙为主角,再现了印第安文明进程中的五大文明成果,全景式地展现了印第安文化的诸方面,包括印第安人的宗教、礼仪、价值观等。根据奥吉布瓦印第安人对《海华沙之歌》的理解,可以肯定,在用英语保存印第安文化方面《海华沙之歌》功不可没。而印第安文化对《海华沙之歌》的重要价值则在于使其获得了题材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印第安题材赋予《海华沙之歌》独特的本土气质,这表明,印第安文化是美国民族文学的独特资源。作为一部印第安人的墓志铭,《海华沙之歌》也有其缺陷。在该诗的结尾,朗费罗安排他笔下的那些印第安人接受基督教传教士的教导,与登陆美洲的殖民者达成了和解。我们认为,这一缺陷并非仅仅体现了朗费罗的个人偏见。在美国,不论是殖民地时期的白人作家,还是19世纪20年代以皮袜子系列成名的库珀,甚至是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马克·吐温、海明威和福克纳,都受到美国白人意识形态的左右,在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贯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作家,他们首先是白人。在美国文化过滤机制的支配下,朗费罗把那些印第安人处理成了心甘情愿屈服于白人的弱者。作为印第安人历史的代言者,朗费罗充分行使了他选择性地书写印第安人历史的自由。美国白人作家往往以双重态度对待印第安人,作为一位具有国际文化视野的学者,朗费罗也不能超越他作为美国白人的身份局限,他的诗歌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文学中印第安问题的色彩。在诗歌艺术方面,诚如《剑桥美国文学史》所言,那些印第安词汇解决了朗费罗在语言层面面临的难题,但是,在我们看来,真正使《海华沙之歌》迥异于英国诗歌的元素不止于此,而在于朗费罗创造性地借鉴了印第安文学和欧洲文学的口头传统。朗费罗创造性地借鉴了印第安神话传说。他移植并重构了印第安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借鉴了印第安神话传说的叙事艺术,包括叙述者的现身、超叙述结构、线性叙述顺序、三迭式重复、三角形角色关系和传奇时间等。朗费罗借鉴了《荷马史诗》和《卡勒瓦拉》结构情节的方式,把诗歌主人公海华沙的n型生命轨迹作为贯穿全诗的特定的序列,按照这一序列将二十个独立的叙事片段缀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朗费罗匠心独具地使用印第安术语,并借鉴欧洲史诗的程式,使二者完美融合,创造了一系列程式和程式系统,革新了英语诗歌语言。《海华沙之歌》形式上最醒目的特征是遍地开花的平行结构。我们认为,19世纪的批评者指责朗费罗剽窃《卡勒瓦拉》的平行句法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研究表明,朗费罗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圣经诗歌、荷马史诗中的平行结构,而真正触动他的可能是《卡勒瓦拉》和印第安诗歌中频繁出现的平行结构。平行结构是口头文学的基本文体形式,而大量的平行结构是造就《海华沙之歌》形式独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印第安文学和欧洲文学的口头传统因子在《海华沙之歌》中生根发芽,使该诗熠熠生辉,实现了诗歌艺术的本土化,给读惯了英国诗歌和带有英国味儿的美国诗歌的读者耳目一新之感。因此,创造性地借鉴印第安文学和欧洲文学的口头传统,是朗费罗使自己的诗歌获得货真价实的美国性的一条重要路径。美国文学是一个历史概念。从这一概念的提出和美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两个方面来看,美国文学都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的概念。“美国文学”是一个极富争议的概念。美国文学的本土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各个时代对美国文学的美国性的看法会有所不同,这个问题在T·S·艾略特那里已经论述得很充分了。我们认为,试图为“美国文学”探寻一个十全十美的定义是徒劳的,而在时间流中动态地考量美国文学之美国性的嬗变才是智慧之举。T·S·艾略特认为,美国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美国文学的美国性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一个时代的美国文学的美国性会取代前一个时代的美国文学的美国性。从库珀到吐温,美国民族文学的美国性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首先通过题材的更迭表现出来。在库珀和朗费罗时代,印第安题材是美国民族文学的宠儿。但是,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印第安问题悄然退向幕后,黑人问题大步走向前台,跃升为美国的首要问题。相应地,在美国的民族文学中,黑人题材就取代了印第安题材。朗费罗以他那个时代的方式投身于建设美国民族文学的洪流,为那个时代美国民族文学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朗费罗怀揣梦想与激情倾力创作的《海华沙之歌》,是19世纪美国民族文学中当之无愧的瑰宝。这部诗歌集中体现了朗费罗关于建设美国民族文学的理念,那就是,将欧洲文学传统与美国自己的文学元素融为一体,以美国自身为素材,才能创造出富有美国特色的原创性作品。这一理念在美国星火相传,使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作家受益匪浅。可以说,朗费罗为美国民族文学所做的贡献,不仅在具体创作方面,更在宏观战略方面。自从独立战争以来,美国人长期被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卑感困扰。朗费罗细水长流的创作,蒸蒸日上的业绩,令英国诗人望尘莫及的诗艺,以及举世瞩目的盛誉,带给美国人的除了自豪还是自豪。这种姗姗来迟的文化自豪感对于努力建设独立的美国文化的美国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朗费罗为美国文学甚至美国文化所做的贡献,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虽然朗费罗在当代美国学界遭遇令人尴尬的冷清,但是,文学的良心不容许历史遗忘这样一位为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诗人。
二、美学与文化多元 埃默里·埃利奥特(Emory Elliott)（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学与文化多元 埃默里·埃利奥特(Emory Elliott)（论文提纲范文）
（1）论拉尔夫·埃利森的融合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融合思想的历史溯源与埃利森的个性选择 |
| (一)黑人文学中的“双重意识” |
| (二)埃利森的成长环境与早年经历 |
| 二、黑人传统与主流文化相交融 |
| (一)继承黑人传统 |
| (二)接受主流文化 |
| (三)多元文化协同发展 |
| 三、表达抗议与宣扬艺术相结合 |
| (一)黑人文学中的抗议传统和埃利森的左翼生涯 |
| (二)埃利森对抗议文学传统的逃离 |
| (三)抗议与艺术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 |
| 四、追求自由与承担责任相统一 |
| (一)埃利森对个人自由的追求 |
| (二)承担对黑人民族的责任 |
| (三)承担作为美国人的责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索尔·贝娄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的索尔·贝娄研究 |
| 1.2.2 中国的索尔·贝娄研究状况 |
| 1.3 本论文的目标、方法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论文所要达到的目标 |
| 1.3.2 作为象征资本的“美国性” |
| 1.3.3 深刻的社会观察家:社会学研究思路的引入 |
| 1.3.4 小说家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历史学家:新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 |
| 1.3.5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 |
| 第2章 20-40 年代:大萧条岁月的平民生活浮世绘 |
| 2.1 美国的“福斯塔福式背景” |
| 2.2.1 二三十年代的芝加哥众生相 |
| 2.2.2 大萧条时期黑人聚居区场景 |
| 2.2.3 中产阶级的破产 |
| 2.2.4 失业、流浪与反抗斗争 |
| 2.2 大萧条的孩子 |
| 2.2.1 贫家儿童初长成 |
| 2.2.2 在大萧条的日子里 |
| 2.2.3 奥吉·马奇的后经济危机岁月 |
| 2.3 贫困的雌性化 |
| 2.4 美国梦破灭了吗? |
| 第3章 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 |
| 3.1 美国进入丰裕社会 |
| 3.2 波西米亚精神的衰微与洪堡之死 |
| 3.3 西特林:顺向社会化与精神复归 |
| 第4章 60 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 |
| 4.1 麦卡锡主义的遗毒与赫索格的沉默 |
| 4.2 造反之后:在爆发之中堕落 |
| 4.2.1 局外人还是局内人? |
| 4.2.2 青年人为什么要造反? |
| 4.2.3 我们需要离开地球吗? |
| 第5章 70-80 年代:民主的反讽 |
| 5.1 社会批评:被压制的声音 |
| 5.2 假花:不识庐山真面目 |
| 5.2.1 民主社会的婚姻:爱的缺失与爱的堕落 |
| 5.2.2 美国政府机构:为谁辛苦为谁忙 |
| 第6章 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 |
| 6.1 后现代及其特征 |
| 6.2 拉维尔斯坦:生活在半梦半醒之间 |
| 6.3 成也恣仿,败也恣仿 |
| 第7章 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 |
| 7.1 美国城市与文学想象 |
| 7.1.1 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 |
| 7.1.2 城市特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7.1.3 缘何有“城愁”? |
| 7.1.4 观察城市的角度:在地性的体验与跨地性的审视 |
| 7.2 城市与城事:地理空间、政治与文化的表征与居民生活 |
| 7.2.1 作为地理空间结构的芝加哥与纽约 |
| 7.2.2 作为政治与文化表征的芝加哥与纽约 |
| 7.2.3 城与人:作为市民生活的芝加哥与纽约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3）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发展进程 |
| 一、建国初期高校德育方法的世俗化变革 |
| (一) 高校世俗德育方法的萌芽 |
| (二) 宗教德育方法有限度的调整 |
| 二、19世纪高校德育方法的科学确立 |
| (一) 基于知识价值的学术性德育方法的确立 |
| (二) 以研究为中心的德育方法的确立 |
| (三) 基于实用价值的经验性德育方法的确立 |
| 三、二战之后高校德育方法的曲折发展 |
| (一) 战后大学正规德育方法的弱化 |
| (二) 60年代学生运动与高校德育方法系统的崩溃 |
| (三) 70-80年代高校德育方法的恢复与重建 |
| 四、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校德育方法的多元发展 |
| (一) 高校特色化德育方法的发展 |
| (二) 高校国际化德育方法的发展 |
| (三) 高校市场化德育方法的发展 |
| (四) 高校技术化德育方法的发展 |
| 第三章 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理论渊源 |
| 一、自由主义的理论影响 |
| (一) 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溯源 |
| (二)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发展 |
| 二、人本主义的理论呼吁 |
| (一) 存在主义的理论思考 |
| (二) 个人主义的理论担当 |
| 三、实用主义的理论基石 |
| (一) 经验主义的理论立场 |
| (二) 自然主义的理论原则 |
| (三) 工具主义的理论张扬 |
| 第四章 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理论 |
| 一、全面主义德育方法理论 |
| (一) 进步主义德育方法理论 |
| (二) 价值澄清德育方法理论 |
| (三) 认知发展德育方法理论 |
| 二、人本主义德育方法理论 |
| (一) 存在主义德育方法理论 |
| (二) 关怀德育方法理论 |
| 三、德目主义德育方法理论 |
| (一) 理性为本的德育方法理论 |
| (二) 完善人格德育方法理论 |
| 第五章 美国高校德育的主要方法 |
| 一、直接德育方法 |
| (一) 道德问题论证法 |
| (二) 探究教学法 |
| (三) 理解性教学法 |
| (四) 批判教学法 |
| (五) 多元文化教学法 |
| 二、间接德育方法 |
| (一) 服务-学习法 |
| (二) 联通主义学习法 |
| (三) 科研规范结构 |
| 三、整合德育方法 |
| (一) 宽阔学习经验法 |
| (二) 整合学术法 |
| (三) 跨学科学习法 |
| (四) 科研-教学-学习联合体 |
| 第六章 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实践模式 |
| 一、美国高校课堂德育方法的实践模式 |
| (一) 研讨模式 |
| (二) 讲授模式 |
| (三) 渗透模式 |
| 二、美国高校日常德育方法的实践模式 |
| (一) 网络育德模式 |
| (二) 科研育德模式 |
| (三) 实践活动育德模式 |
| (四) 校园文化育德模式 |
| 第七章 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评价与启示 |
| 一、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评价 |
| (一) 合理性 |
| (二) 局限性 |
| 二、美国高校德育方法对我国的启示 |
| (一) 构建大德育课堂 |
| (二) 教学-科研-实践三结合 |
| (三) 开发新技术型德育方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论莫里森小说中种族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问题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三节 莫里森的创作之路 |
| 第一章 祖孙三代的创伤记忆 |
| 第一节 三代人经历的种族创伤 |
| 第二节 身体对父辈创伤的直接性重演 |
| 第三节 语言对祖辈创伤的间接性重演 |
| 小结 |
| 第二章 后代选择的伦理困境 |
| 第一节 创伤记忆的两面性 |
| 第二节 记忆还是遗忘 |
| 第三节 复制还是重构 |
| 小结 |
| 第三章 种族创伤的持续重演 |
| 第一节 从“黑鬼”到“黑美人” |
| 第二节 黑白冲突的模糊化 |
| 第三节 难以治愈的种族创伤 |
| 小结 |
| 结语：无尽的种族创伤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5）杰拉尔德·维兹诺的后印第安生存抗争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多样书写：维兹诺的文学成就概述 |
| 第二节 维兹诺文学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思路及意义 |
| 第一章“后印第安”和“生存抗争”的界定 |
| 第一节 从“印第安”到“后印第安” |
| 一、“印第安”：哥伦布的错误命名 |
| 二、尚无定论的称谓之争 |
| 三、维兹诺的“后印第安”说 |
| 第二节 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与印第安“生存抗争” |
| 一、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 |
| 二、“生存抗争”：为了生存的抗争 |
| 第二章 历史的抗争——哥伦布神话的改写 |
| 第一节 哥伦布之后的美国变迁 |
| 一、丰裕社会：白人的美国梦 |
| 二、印第安人的美国噩梦 |
| 第二节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功过说 |
| 第三节 《哥伦布的后裔》：戏仿与改写 |
| 一、从英雄到小丑：哥伦布的形象颠覆 |
| 二、从蛮夷到文明：为印第安文化正名 |
| 三、从阿美利加到阿斯尼加：历史轨迹的改写 |
| 第三章 生存空间的争夺——新世界的塑造 |
| 第一节 失去的土地逝去的族人 |
| 一、囿于藩篱：印第安人的保留地 |
| 二、魂归何处：印第安人口的变化 |
| 第二节 印第安文艺复兴的“归家”范式 |
| 一、印第安身份的回归 |
| 二、印第安典仪的回归 |
| 第三节 维兹诺的新世界书写 |
| 一、维兹诺的“出走”历程 |
| 二、第三空间：治愈灵魂之殇 |
| 三、第四世界：重启朝圣之旅 |
| 第四章 话语权的争夺——口述与文字的融合 |
| 第一节 消失的话语权 |
| 一、岌岌可危：同化政策下的印第安语言 |
| 二、蛮化扭曲：主流话语中的印第安人形象 |
| 第二节 印第安文学的单复数 |
| 一、口述传统：纯正的印第安文学 |
| 二、书面文学：用他者的语言叙事 |
| 第三节 维兹诺的话语权抗争的书写 |
| 一、口述话语的书面呈现 |
| 二、话语权的失去的书写 |
| 三、话语权的归来的书写 |
| 第五章 恶作剧者的抗争——后印第安勇士书写 |
| 第一节 印第安文学中的恶作剧者 |
| 一、印第安故事中的恶作剧者 |
| 二、当代印第安文学的恶作剧者书写 |
| 第二节 安尼什纳堡的恶作剧者传说 |
| 第三节 维兹诺的恶作剧者多元书写 |
| 一、混血勇士：沿袭印第安的传统 |
| 二、国际勇士：穿越东西方的屏障 |
| 三、后印第安勇士的文化依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比较视域中的乡土书写与现代性想象 ——以福克纳和贾平凹作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福克纳与贾平凹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论文特色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乡土书写与现代性想象的逻辑展开 |
| 第一节 现代性与乡土文学生成语境 |
| 第二节 乡土、乡愁与空间 |
| 第三节 乡土乌托邦世界的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两种“乡土”的对话：本土想象与民族寓言 |
| 第一节“约克纳帕塔法”场景与“商州—西安”天地 |
| 第二节 个人主义与天人合一 |
| 第三节 他者视域与乡土实践的互文性 |
| 本章总结 |
| 第三章 后现代语境中乡土书写探索 |
| 第一节 社会之镜与理想之灯 |
| 第二节 西方境界与中国气魄 |
| 第三节 文化突围与乡土书写的当代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 |
（7）继承与革新 ——三位“纽约客”作家作品的新现实主义特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称谓与界定 |
| 第二节 论文选题的研究现状及学术意义 |
| 一、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研究现状及学术意义 |
| 二、新现实主义视域下的三位作家研究 |
| 第三节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约翰·契弗 |
| 引言 |
| 第一节 冷漠的评判者 |
| 一、城市生活——《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和《巨型收音机》 |
| 二、新英格兰的传统美德——《瓦普肖特纪事》 |
| 第二节 郊区生活的介入者 |
| 一、圣洁的郊区生活 |
| 二、寻找现实的出路——梦境 |
| 三、现实主义语境中的寓言故事——弹丸公园 |
| 第三节 被囚禁的灵魂——禁锢与自由 |
| 第二章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 |
| 引言 |
| 第一节 《麦田里的守望者》 |
| 一、碎片式的叙事 |
| 二、异化主题 |
| 三、语言 |
| 第二节 格拉斯故事系列 |
| 一、拼贴的情节 |
| 二、无法融合的少年智者——格拉斯一家 |
| 三、宗教的救赎 |
| 第三章 约翰·厄普代克 |
| 引言 |
| 第一节 《马人》——天国与尘世之间的挣扎与沉思 |
| 一、卡德威尔与客戎的共通 |
| 二、现实与神话的融合 |
| 三、天国与尘世的交接 |
| 第二节 《兔子四部曲》——用散文写成的史诗 |
| 一、《兔子，跑吧》——理想与现实的对立 |
| 二、《兔子归来》——兔子的“教育”之旅 |
| 三、《兔子，富了》——个体与社会的融合 |
| 四、《兔子歇了》——兔子寻求之旅的终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8）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华裔美国文学话语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华裔美国文学与多元文化语境 |
| 第二节 华裔美国文学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华裔美国文学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华裔美国文学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选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价值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和主要观点 |
| 三﹑本论文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第一章 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发展与美国华裔境况的变化 |
| 第一节 从“熔炉”神话到多元文化:美国多元文化语境的形成与发展 |
| 一﹑文化一元论的枷锁 |
| 二﹑文化多元论的悖论 |
| 三﹑多元文化主义内涵的多重性 |
| 第二节 多元文化语境形成前后美国华裔心态的变化 |
| 一﹑失语与自闭 |
| 二﹑由迷惑到觉醒 |
| 三﹑同化与迎合 |
| 四﹑离散与寻根 |
| 第二章 华裔美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话语 |
| 第一节 族裔政治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话语 |
| 一﹑族裔政治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 |
| 二﹑华裔美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话语的特点 |
| 第二节 小叙事与大历史——解构的叙事话语 |
| 一﹑华裔族群创伤历史的折射：唐人街单身汉社会的真实呈现 |
| 二﹑穿越时空的个人叙事: 历史回溯与家园追寻 |
| 第三节 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华裔“愤怒青年”的抗争话语 |
| 一﹑典型原则与华裔“愤怒青年”形象的塑造 |
| 二﹑迷惘“华裔牛仔”的无望抗争 |
| 三﹑华裔“愤怒青年”的觉醒 |
| 第四节 小说文类风格的变异——华裔反传统成长小说的话语意蕴 |
| 一﹑西方传统成长小说与华裔反传统成长小说 |
| 二﹑精神的流浪与回归 |
| 三﹑童真的视角与深层意蕴 |
| 第三章 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女性叙事话语 |
| 第一节 多元文化主义与华裔女性文学话语 |
| 一﹑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中的女权主义诉求 |
| 二﹑华裔女性文学话语的双重抵抗 |
| 第二节 华裔女性叙事话语的复调性 |
| 一﹑华裔女性叙事策略与性别身份政治 |
| 二﹑华裔女性叙事话语的隐喻性及深层文化蕴含 |
| 第三节 华裔女性作家作品中“中国元素”的话语功能 |
| 一﹑中国文化的回归 |
| 二﹑华裔女性主义的展示 |
| 三﹑话语政治影响下的华裔女性东方叙事 |
| 第四章 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多声部”话语 |
|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华裔美国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 |
| 一﹑文化全球化的形成及其影响 |
| 二﹑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的文化趋同性与多样性博弈 |
| 第二节 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的离散性创伤叙事话语 |
| 一﹑离散与离散性创伤叙事 |
| 二﹑历史与现实重负下的抉择 |
| 三﹑“金色幽默”表象下的深层焦虑 |
| 四﹑失衡的世界与分裂的主体 |
| 第三节 华裔后现代文学话语的对话性与狂欢化 |
| 一﹑颠覆性的华裔后现代主义文学话语狂欢 |
| 二﹑华裔后现代文学话语的混杂性与文化诉求 |
| 第四节 越界中的回归——去族裔化写作与中国题材叙事话语 |
| 一﹑超越族裔性的普世主义——中国文化的隐喻式启迪 |
| 二﹑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国叙事”的多重蕴含 |
| 第五章 华裔美国文学的经典化之路 |
| 第一节 文学经典化与华裔美国文学“边缘书写”的话语局限性 |
| 一﹑文学经典与经典化 |
| 二﹑华裔美国文学“边缘书写”的话语局限性 |
| 第二节 价值重估——尼采美学的启示 |
| 一﹑尼采美学思想所蕴含的解构性与建构性 |
| 二﹑尼采美学对美国华裔文学经典化的启示 |
| 第三节 跨越彩虹——普世价值观的诗意表达 |
| 一﹑文学创作普世价值观的追求 |
| 二﹑华裔美国文学普世价值观的诗意表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理查德·赖特小说的文化构建与价值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理查德·赖特：现代非裔美国小说之父 |
| 第二节 国外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国内研究评述 |
| 第四节 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赖特的个人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
| 第一节 赖特小说的本土创作源泉 |
| 一、城市聚居区的藩篱和禁闭 |
| 二、政治和经济上的“二等公民” |
| 第二节 赖特文学创作的域外影响 |
| 一、存在主义主题：来自法国的影响 |
| 二、政论性文学的源泉：亚非经历 |
| 三、英语俳句的创作：来自日本的影响 |
| 第二章 赖特小说的文化逻辑与政治伦理 |
| 第一节 赖特小说的文化逻辑：黑人民族心理的转型 |
| 一、奴性十足的“汤姆大叔”范式 |
| 二、杜波依斯与黑人的“双重意识” |
| 三、赖特笔下的“坏黑鬼”：新时期黑人民族心理的转型. |
| 第二节 超越二元对立：赖特小说的政治伦理 |
| 一、政治伦理与文学 |
| 二、赖特的政治观念与文学表达 |
| 三、跨越种族与阶级的书写 |
| 第三章 赖特小说的创作意图和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对《大小子离家》中“私刑”的揭露和批评 |
| 一、不公正的经历与被施以“私刑”的命运 |
| 二、个人成长与自由意识的觉醒 |
| 第二节 对《土生子》中的权力压制与个体行动的揭露与批评 |
| 一、别格的“新黑人”形象 |
| 二、别格的命运与权力机制 |
| 第三节 《黑孩子》：关于“自己”的神话 |
| 一、一个黑奴的现代叙述 |
| 二、对宗教的矛盾心理 |
| 三、对白人与黑人之间关系的反思 |
| 四、对美国社会的观察 |
| 第四节 《长梦》：无法实现的“黑人梦” |
| 一、关于“成长”的悲剧 |
| 二、成长的困惑及其动因 |
| 第四章 赖特小说中的心理探索与叙事策略 |
| 第一节 社会压迫下的心理畸变 |
| 一、压抑导致的仇恨心理 |
| 二、对宗教的怀疑与摒弃 |
| 三、无可逃遁的恐惧感 |
| 四、畸形社会下的绝望心理 |
| 第二节 《野蛮的假日》中的创伤与困境 |
| 一、焦虑心理的精神分析学审视 |
| 二、权力机制在小说中的体现 |
| 第三节 意象和象征的叙事策略 |
| 一、《土生子》中的意象和象征：凸显种族隔离的主题 |
| 二、《黑孩子》中叙事技巧：彰显“我”的成长 |
| 三、《长梦》中的意象和象征：烘托成长主题 |
| 第四节 赖特对自然主义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
| 第五章 赖特对黑人文学传统及创作思想的传承 |
| 第一节 赖特小说中的奴隶叙事与黑人文化价值观 |
| 一、赖特的新奴隶叙事 |
| 二、赖特小说中的黑人音乐 |
| 三、赖特的黑人“美国梦” |
| 第二节 “赖特派”作家的形成与影响 |
| 第三节 赖特对左翼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左翼思想与文学 |
| 二、赖特作品对于左翼思想的体现 |
| 第四节 赖特对当代非裔美国作家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海华沙之歌》与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后革命时期建设美国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 |
| 二、朗费罗关于构建美国民族文学的理论探索 |
| 三、朗费罗及其《海华沙之歌》在19世纪美国民族文学中的地位 |
| 四、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创新点和难点 |
| 上编印第安文化：美国民族文学的独特资源 |
| 第一章 《海华沙之歌》的素材来源 |
| 一、《序诗》中关于《海华沙之歌》素材来源的说法 |
| 二、朗费罗日记、书信中的相关记述 |
| 三、斯库克拉夫特的相关说法 |
| 四、奥吉布瓦印第安人表演《海华沙之歌》中的场景 |
| 五、诗歌内容与素材之间的对应关系 |
| 第二章 《海华沙之歌》：“印第安人的墓志铭” |
| 第一节 《海华沙之歌》与印第安人的文明进程 |
| 一、印第安神话传说中的文化英雄：诗歌主人公海华沙的原型 |
| 二、诗歌主人公海华沙与印第安人的五大文明成果 |
| 第二节 《海华沙之歌》与印第安人的宗教 |
| 一、诸神各司其职 |
| 二、灵魂不死 |
| 三、图腾崇拜 |
| 四、成年礼 |
| 五、神圣与世俗的分野 |
| 第三节 《海华沙之歌》与印第安礼仪 |
| 一、海华沙的婚宴与印第安人的婚宴仪式 |
| 二、明尼哈哈为玉蜀黍田祝福与印第安人的播种仪式 |
| 三、明尼哈哈们收获玉蜀黍与印第安人的收获仪式 |
| 四、“海华沙哭亡友”与印第安人的悼亡仪式 |
| 第四节 《海华沙之歌》与印第安人的价值观 |
| 一、勇士形象与印第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
| 二、女性形象与印第安女性审美观 |
| 第五节 海华沙的宿命与印第安人的人神关系 |
| 一、海华沙的宿命 |
| 二、印第安神话传说中主动的神与被动的英雄 |
| 三、人类认识自我进程中所构建的人神关系 |
| 第六节 《海华沙之歌》的结尾与印第安人的衰落 |
| 一、海华沙幻觉中印第安人的未来 |
| 二、海华沙的退场抑或死亡 |
| 三、西进运动中美国政府的印第安政策对朗费罗的影响 |
| 第三章 《海华沙之歌》的缺陷与美国白人作家的身份局限 |
| 第一节 朗费罗对印第安人的双重态度 |
| 一、野蛮人抑或文明人 |
| 二、返回印第安神的身边抑或接受基督的福音 |
| 第二节 选择性叙述：被隐蔽的暴力与被放大的和平 |
| 一、哥伦布：“把他们都教化为我主的信徒” |
| 二、“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是基督教徒的责任” |
| 三、暴力伴随着基督教在美洲的传教活动 |
| 四、筛选与书写 |
| 第三节 1854年以前印第安人的文本性存在 |
| 一、殖民地时期写实性文学对印第安人的双重态度 |
| 二、库珀的印第安叙事对印第安人的双重态度 |
| 第四节 朗费罗《迈尔斯·斯坦迪士的求婚》中的印第安人形象 |
| 第五节 1855年后美国经典作家笔下的印第安人形象 |
| 一、马克·吐温笔下的印第安人形象 |
| 二、海明威笔下的印第安人形象 |
| 三、福克纳笔下的印第安人形象 |
| 第六节 印第安人的宗教皈依与美国白人的殖民主义意识 |
| 下编 借鉴口头传统：美国民族文学独特的艺术路径 |
| 第一章 朗费罗对印第安神话传说人物形象的借鉴 |
| 第一节 《海华沙之歌》中海华沙形象的构建 |
| 一、诗歌题名的选择：“海华沙”或“麦尼博兹霍” |
| 二、印第安神话传说人物形象海华沙或麦尼博兹霍的核心特征 |
| 三、海华沙或麦尼博兹霍的诞生 |
| 四、海华沙或麦尼博兹霍的成长 |
| 五、对麦尼博兹霍形象的分解与改造 |
| 六、对其他印第安神话传说人物形象的移植与改造 |
| 第二节 《海华沙之歌》中其他主要人物形象的构成 |
| 一、伊阿歌形象的构成 |
| 二、瑙柯密、齐比亚波等人物形象的构成 |
| 第二章 《海华沙之歌》与印第安口头文学叙事艺术 |
| 第一节 叙述者的现身 |
| 一、起源神话的结构模式 |
| 二、《海华沙之歌》中叙述者的干预性话语形式的功能 |
| 第二节 超叙述结构 |
| 一、叙述分层界说 |
| 二、印第安神话传说中的超叙述结构 |
| 三、《海华沙之歌》中的超叙述结构 |
| 第三节 叙述顺序 |
| 一、《海华沙之歌》中顺叙与错时叙述的分布 |
| 二、印第安神话传说中的顺叙 |
| 三、《海华沙之歌》中的顺叙 |
| 第四节 叙述频率 |
| 一、口头文学中的三迭式重复 |
| 二、《海华沙之歌》的三迭式重复的来源 |
| 三、《海华沙之歌》的三迭式重复的特征 |
| 四、《海华沙之歌》三迭式重复的艺术效果 |
| 第五节 主人公、对头与相助者或敌对者之间的角色关系 |
| 一、朗费罗对印第安冒险故事三角形角色关系框架的移植 |
| 二、三角形角色关系框架的艺术效果 |
| 第六节 传奇时间 |
| 一、传奇时间与偶然的巧合 |
| 二、偶然的巧合出现“之前”的时间点的重要作用 |
| 三、传奇时间的抽象性 |
| 四、传奇时间与空间的抽象联系 |
| 五、传奇时间中机遇的决定权 |
| 六、传奇时间中人物的“一如故我” |
| 第三章 朗费罗对欧洲史诗“编织”技巧的借鉴 |
| 第一节 《海华沙之歌》结构情节的口头传统特征 |
| 一、二十个独立的叙事片段按特定序列缀合成一个整体 |
| 二、《荷马史诗》对《海华沙之歌》结构情节的方式的影响 |
| 三、《卡勒瓦拉》对《海华沙之歌》结构情节的方式的影响 |
| 第二节 《海华沙之歌》与朗费罗的印第安文化“编织”技巧 |
| 一、与主人公相关的文化元素的编织 |
| 二、与次要人物相关的文化元素的编织 |
| 第四章 《海华沙之歌》的程式及程式系统 |
| 第一节 程式、程式系统与口头传统 |
| 一、米尔曼·帕里关于“程式”及“程式系统”的界说 |
| 二、程式与荷马史诗的口头性质 |
| 第二节 《海华沙之歌》的程式类型 |
| 一、《海华沙之歌》中“形容词+人物名称”的程式 |
| 二、欧洲史诗中关于名字的程式 |
| 三、《海华沙之歌》中的整行程式 |
| 第三节 《海华沙之歌》中的程式系统 |
| 一、程式系统及其生成 |
| 二、《海华沙之歌》中的程式系统 |
| 三、《卡莱瓦拉》中的程式系统 |
| 四、《诗经》中的程式系统 |
| 第四节 《海华沙之歌》中的程式和程式系统的价值 |
| 一、朗费罗的选择：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创作民族文学 |
| 二、无韵扬抑格四音步的引入与《海华沙之歌》原创性的获得 |
| 三、无韵扬抑格四音步与印第安词语的结合：革新诗歌语言的策略 |
| 四、程式与程式系统：呈现印第安文化的媒介 |
| 第五章 《海华沙之歌》的平行结构 |
| 第一节 平行结构与口头传统 |
| 一、南斯拉夫活形态英雄史诗歌的平行式 |
| 二、平行结构是圣经诗歌的基本文体形式 |
| 三、平行结构是《诗经》的基本文体形式 |
| 第二节 《海华沙之歌》平行结构比较研究 |
| 一、诗行之间的同义平行关系 |
| 二、意群之间的同义平行 |
| 三、一种特殊的同义平行 |
| 第三节 《海华沙之歌》平行结构的来源 |
| 一、印第安歌谣与《海华沙之歌》 |
| 二、芬兰史诗《卡莱瓦拉》与《海华沙之歌》 |
| 三、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
| 第四节 《海华沙之歌》平行结构的艺术效果及价值 |
| 一、平行结构的艺术效果 |
| 二、平行结构的价值 |
| 结语 |
| 一、本土题材与美国民族文学的身份确认 |
| 二、继承世界文学传统与美国文学的艺术革新 |
| 三、朗费罗：19世纪中叶美国民族文学的开拓者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美学与文化多元 埃默里·埃利奥特(Emory Elliott)（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拉尔夫·埃利森的融合思想[D]. 施俞辛.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2]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D]. 张宪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3]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研究[D]. 刘兴璀. 武汉大学, 2018(01)
- [4]论莫里森小说中种族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D]. 郭运. 暨南大学, 2017(02)
- [5]杰拉尔德·维兹诺的后印第安生存抗争书写[D]. 尚菲菲. 吉林大学, 2017(09)
- [6]比较视域中的乡土书写与现代性想象 ——以福克纳和贾平凹作品为例[D]. 秦崇文. 北方民族大学, 2017(02)
- [7]继承与革新 ——三位“纽约客”作家作品的新现实主义特色研究[D]. 王媛. 吉林大学, 2016(08)
- [8]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华裔美国文学话语流变研究[D]. 徐刚. 吉林大学, 2016(08)
- [9]理查德·赖特小说的文化构建与价值传承研究[D]. 张晓敏. 吉林大学, 2016(10)
- [10]《海华沙之歌》与美国民族文学的建构[D]. 张艳萍. 武汉大学, 20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