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导弹”玛格丽特·撒切尔

一、“爱国者导弹”撒切尔夫人（论文文献综述）

林高松^[1]（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制度,是国家开展兵役工作的法律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兵役制度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研究分析兵役法律制度所包含的法理价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按照“理性分析、历史沿革、价值定位、内外环境、完善之道”的逻辑顺序分五章展开研究。第一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从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兵役实体法律制度、兵役程序法律制度等为研究起点,对兵役法律制度的内涵外延进行科学界定,系统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地位作用,为论文撰写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按照古代、近代和新中国等三个阶段系统梳理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发展脉络,系统分析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从体系构成、实质内涵和主要问题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兵役法律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现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现代化局部战争需要、退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第三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所蕴含的法理价值进行全面阐述,一是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二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三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四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五是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等,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第四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这是新时代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根基。从五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防实力同步增强,二是我国总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局部战争威胁始终存在,三是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四是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军人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五是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第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完善之道。主要从兵役法律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一系列对策措施,力求为国家兵役机关开展兵役法律制度建设提供参考。一是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二是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三是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持续为国家提供优质的兵员补充,确保国家总体安全,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张程^[2]（2019）在《欧洲防务一体化发展进程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欧盟已经从地区一体化组织发展成了全球经济行为体与重要政治角色。但寻根溯源,经济利益并不是欧洲一体化的本源性动力,是西欧的安全诉求、防务战略推动着欧洲从分裂走向了联合。然而,作为一体化的起点与最初的目标,防务领域却成为了欧洲一体化的“落后生”: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停留在“战略自主”阶段,防务政策的决策程序至今没能挣脱政府间主义的把控。由于缺少共同预算,承载了诸多希望的战斗群概念最终仅成了一个摆设。冷战后,欧洲防务一体化经历了“圣·马洛声明”之后的辉煌,亦遭受了政府主权债务危机的打击。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52%的民众赞成脱欧。这一结果让不少“欧洲派”人士认为:“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春天来了”。然而,英国真的是导致欧洲防务一体化举步维艰的罪魁祸首吗?欧盟与北约有22个共同成员国,两大组织的总部都设在布鲁塞尔,欧盟为什么要撇开北约另起炉灶?欧盟建设独立军事力量以来,北约与欧盟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特朗普甚至声称要退出北约,美国真的会退出北约吗?跨大西洋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本文认为,单纯从“国际权力体系”的角度出发,很难发现和平环境中导致欧盟防务合作失败的真正原因。因此,本文采取了自由政府间主义视角,通过对这一理论的分析、论述与调整,将这个偏重于经济一体化的多因理论框架应用到了防务一体化的研究中。由于国防工业的特殊性与政府的主导地位,文章亦在理论中引入了影响防务一体化偏好密度的经济变量,搭建了全文的分析框架。虽然本研究仍将地缘政治利益作为一国防务政策的目标,但剔除了防务政策的“高级政治”属性,将防务一体化视为成员国在非强制性、信息充足的欧盟政府间谈判中取得的累加性成果,通过分析成员国的防务一体化偏好、相对博弈权力与博弈战略,对上述问题试做回答。本文以欧洲防务合作的发展为主线,梳理了欧洲国家在冷战时期、冷战后与英国脱欧公投后三个时期中,分别以西欧联盟、欧盟为制度载体的防务一体化进程,对其每一阶段中防务合作的主要内容、形式与特征进行了析论。而后,本文运用一体化偏好密度决定谈判结果、塑造一体化进程的逻辑框架,分析了成员国的地缘政治目标与国防工业利益,得到以英国为代表的“大西洋派”、支持德国与法国的“欧洲派”、坚持务实主义政策的中东欧国家和爱尔兰等中立国家的防务一体化偏好,以此作为分析防务一体化相关谈判结果（西欧联盟的复苏、战斗群概念和欧洲国防工业指令等）的核心变量。最后,本文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分析了北约与欧盟关系,将北约视为一种改变欧盟成员国博弈权力的“深化联盟”策略,探讨了北约对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影响,以及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欧盟成员国的防务一体化偏好差异与较低的偏好密度是欧洲防务合作屡次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和平环境中,成员国地缘政治目标的重合范围小,安全利益亦不受盟国政策外部性的严重影响。各成员国在欧盟防务谈判中的博弈空间较小,实施旁支付、议题联系的意愿与余地均不足,谈判也不容易取得成果。由于防务政策的特殊性,防务一体化成为了法国、德国推进欧洲政治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因此,两国无法在谈判中以单边替代政策、“结盟替代”策略威胁对手就范,只能通过妥协换取对方的支持。因此,欧洲防务一体化成果中更多体现了“大西洋派”等国家的偏好。再者,国防工业合作、军事力量共享的经济效益虽然对成员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对依赖欧洲市场的法国、德国的影响较明显,对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整体作用尚不显着。英国的退出虽然为欧洲防务合作提供了动力,但对防务一体化的影响弊大于利。欧盟不仅失去了一个军事大国、核大国,更失去了一座跨大西洋关系的桥梁。英国离开后,法国、德国将从“战友”转变为统一又对立的微妙关系。欧盟权力体系的重塑会是一个长期过程,引发的动荡可能减少成员国的防务合作意愿。虽然欧盟与北约的成员国大部分重叠,但由于成立背景、主导力量、运行机制、甚至基本章程上的差异,这两大组织无法相提并论。由于美国的军事实力与在北约中的霸主地位,欧盟在防务问题上难以真正撇开北约,实现独立。北约作为“大西洋派”国家在谈判中的“深化联盟”策略,为这些国家提供了额外的谈判筹码,这也使欧洲防务合作更难达成。本文认为,欧洲防务一体化仍处于初级阶段,北约的防务地位不会动摇,“互补”将成为跨大西洋关系发展的核心原则。

宋超^[3]（2017）在《美国对波兰剧变、转轨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建立单极霸权作为全球战略目标。面对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美国迅速调整全球战略,试图在欧亚大陆加强自身存在,构筑对美国霸权有利的跨欧亚安全体系。波兰作为中东欧地区大国,是东、西欧地理上的连接点,文化上的交融点,更是周边邻国、域外大国争夺、争取的重点与热点。对美国而言,波兰的地理位置关键,向西能够影响欧盟,向东可以牵制俄罗斯,恰好可以作为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战略支点。美国在波兰转轨过程中提供了大量帮助与支持,力图将波兰拉拢到美国阵营中,并希望以波兰为模板,在中东欧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推广民主。本文以美国对波兰的政策为切入点,全面研究了美国对波兰剧变、转轨与发展的影响。重点论述了美国对波兰剧变后政治经济转轨的影响,研究了美国对波兰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的影响及美波关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在美国如何帮助转轨国家进行制度建设、如何推动其民主转型等问题的研究上具有一定创新性。波兰的转轨与发展是中东欧国家中的成功案例,通过研究美国政策对波兰的影响,有助于理解美国对“新兴民主国家”的帮扶措施,对研究美国如何通过对外政策建立单极世界和稳固全球霸权很有意义。全文核心章节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研究了美国对波兰的影响与波兰剧变的关系。本章全面梳理分析了冷战结束前美国与波兰的关系,包括美波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如何支持波兰重新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怎样帮助波兰争取独立自主,冷战时期美国对波兰政策的演变等。本章的重点是,美国利用苏联改革的时机,对80年代兴起的波兰“团结工会”实施了帮助,最终促成“波兰剧变”的发生。本章为分析冷战后美波关系的特殊性和美国对波兰的影响建立了研究基础。第二章研究了美国政策对波兰政治经济转轨的影响,讨论了美国对转轨国家的帮扶政策在波兰的实施情况。政治上,探讨了美国政府和具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如何指导波兰制定宪法和实行西方选举制度,分析了美国的文化战略如何帮助波兰巩固民主体制;经济上,分析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为何能够成为波兰转轨初期的选择,又为何在波兰的实施效果要强于其他国家;探讨了美国以怎样的政策和支持方式促进波兰转轨;由于美国对欧盟东扩的支持也是对波兰转轨的间接促进,本章还讨论了欧盟东扩及波兰入盟的过程对波兰政治经济转轨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第三章探讨了波兰加入欧盟后美国与波兰关系的发展。本文认为加入欧盟是波兰完成转轨的标志。本章重点论述了美国与入盟后的波兰的关系,从美国对入盟后波兰的政治经济影响和对波兰能源支持两方面展开讨论。政治影响方面,研究了美国如何在波兰不同总统执政时期与波兰发展关系、美国对波兰领导人的支持、美国非政府组织对波兰民主巩固的影响等问题。经济影响方面,论述了美国资本在波兰加入欧盟后的投资规模始终保持较高水平,美国与波兰发展了良好的经济关系。在美国对波兰能源支持方面,探讨了波兰国内能源需求以及对俄罗斯能源高度依赖的客观现实,美国帮助波兰破解能源难题,支持波兰能源进口多元化选择;美国在技术上积极支持波兰,在波兰页岩气开采暂时遇冷的情况下,美国还在与波兰合作开发和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满足波兰能源多样化需求。第四章着重分析了美国对波兰国家安全的影响。分析了波兰为何愿意在安全上倚重美国;论述了美国实施“北约东扩”战略的原因,以及加入北约对波兰国家安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分析了美国“东欧导弹防御计划”的前因后果、意义以及对波兰国家安全的影响,梳理了美国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的历程,讨论了反导系统将为波兰带来的技术上、军事上、经济上的额外利益。分析总结了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对波兰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第五章研究了美国对波兰政策产生的国际影响。本章着重分析了波兰对美国全球战略格局的重要意义,讨论了美国将波兰作为推广民主的榜样,并利用波兰巩固冷战时期形成的政治与军事同盟等问题,探讨了美国怎样通过对波兰政策来从地缘战略层面遏制与影响俄罗斯。此外,本章从政治、经济与安全三方面分析了美波关系对欧盟的影响,论述了美国与波兰特殊关系对欧盟的“分化”作用和对美欧关系的“粘合”作用。由此可见波兰作为支点国家对美国的重要作用,以及美国在对外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如何将别国为已所用,盘活棋局。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波兰剧变的发生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内因起主要作用;其次,美国的政策对波兰的成功转轨具有一定影响,尤其在波兰的制度建设和民主转型中有所体现;第三,美国对别国的帮扶必有所图,绝非“无私奉献”。美国一方面扶植波兰成为在世界推广民主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美国通过自身实力保障了同盟国家核心诉求,并借此完善自身的地区战略部署,对俄罗斯进行地缘战略干扰与遏制,对欧盟施加影响。探讨美波关系对地区事务的影响,能够推知美国在全球其他地区战略布局意图。我国周边地区不乏美国盟友,美波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冯潇然^[4]（2014）在《威慑有效性研究：不同类型比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主要脉络是从理论分析到案例检测。从理论分析中总结一些具体的规律,再使用案例加以检测。研究的理论问题是国际关系中威慑的有效性,具体研究对象是影响不同类型威慑实现的因素。威慑战略是冷战开始后大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对当时国际格局的维持与变动发挥决定性作用；冷战结束后,威慑战略的核心地位有所动摇,但依然是大国战略的基石之一。鉴于威慑战略的重要性,威慑战略背后的理论建构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显学。威慑理论是对威慑概念进行界定和运行规律进行总结的理论。在威慑理论研究中,对如何实现有效威慑的研究是重点之一。本文的主旨是,通过对已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学习,在深入剖析、掌握威慑概念的基础上,对先贤们在威慑有效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通过梳理已有的研究路径,了解影响威慑有效性的诸多因素,并探讨这些因素在国际关系现状中新的应用,希望能在威慑理论这一宏伟的建筑上添砖加瓦。国际关系中的威慑,是指威慑方以强制力为后盾威胁被威慑方,使之感到得不偿失而被迫中止先前的意图。对威慑有效性研究的主要路径包括强理性主义路径、认知理性主义路径和建构-诠释路径,研究层次则包括超国家、国家以及亚国家层次。本文采用认知理性路径,通过理论分析——案例检验方法,得出如下结论：威慑实力是威慑有效性的基础。基于核武器与常规武器截然不同的物理效用,核威慑与常规威慑具有不同的威慑有效性。其有效性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类威慑实力的计算标准不同、影响因素不同、影响因素作用的效果也不同。能够影响核威慑实力可信度的主要因素是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国家核战略、新防御技术和核武器效用逆序效应,而影响常规威慑可信度的是现役军事实力对比、特定战术运用和同盟变化。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核威慑对上述影响因素的变化并不十分敏感。相比核威慑,常规威慑效力对相对军事实力变化、战术对比和同盟的变化更为敏感；这些因素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常规威慑的效力。在威慑的意志可信度方面,威慑意志的缺失和表达不充分是最常见的问题。造成意志不足现象的基本原因相同,包括利益佯谬、自我威慑效应和廉价信号。这些不利因素可以通过威慑互动双方的交流学习、部分依赖于偶然性策略和昂贵信号的释放等加以克服。在威慑信息的传达方面,信息的传递渠道和被威慑方对信息的知觉是关键。信息传递渠道的不可靠和被威慑方对信息的错误知觉都会影响威慑信息的传达,造成威慑效力的变化。反扩散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国家安全战略基石,反映出美国的绝对安全观。反扩散威慑是美国反扩散战略的具体手段之一。在叙利亚化武危机中,在美国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和舆论准备、并表达出坚定打击决心的情况下,叙利亚政府被迫放弃保存／使用化学武器,并最终作出全部销毁化学武器的决定。叙利亚放弃化学武器这一事实,从客观上达到了反扩散威慑的效果。美国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反扩散威慑的成功,来源于对威慑有效性要素的把握。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核威慑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无法动摇；在战略或政策制定中,以常规手段实现威慑目标必须更为审慎,且必须考虑常规威慑失败后的预备方案；加强国家间相互交流和学习,对威慑意志的表达和信息的传递都有正面效用。

李泽生^[5]（2013）在《英国布莱尔政府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1997-2007）：一种国家投射欧洲化研究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相对于一体化的其它领域,欧盟（欧共体）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合作既迟且缓,欧盟也因为力量上的不对称性常被诟病。但自1998年布莱尔联合希拉克发表《圣马洛宣言》以来,该领域似乎“时来运转”,成为了之后近10年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新的亮点。然而10年中英国的态度远非一成不变,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伊拉克危机就是个例子。本文从国家投射欧洲化视角分析布莱尔执政时期英国发起和推动（或冷落）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原因,以及它对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建设的整体进程和具体内容的影响,并从中归纳本研究带给英欧关系以及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启示。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绪论,综合介绍了本项研究的缘起、意义、国内外现有研究状况、论文结构、研究方法和使用材料等。第二章是对本论题研究的准备,介绍了作为一种分析视角的欧洲化,以及二战结束到布莱尔政府上台之前,英国在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建设方面的态度。欧洲化作为一体化进程中欧共体/欧盟行为体性日渐丰满在理论研究上的反映,聚焦欧共体/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互动,以及互动产生的影响。欧洲化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的特性,本文所关注的是后者即国家投射欧洲化的进程,它指的是成员国寻求把国家层面的规范、主张以及政策内容投射到欧盟层面,以影响欧盟层面的制度形成和治理实践的过程。二战结束后英国奉行“三环外交”,在欧洲合作上持“有限责任”立场,即提供支持,但不深度介入,冷战形成后安全上依靠美国,选择通过更广泛的跨大西洋框架提供集体防务;在欧洲大陆国家建设共同防务努力失败的背景下,北约确立了自己在欧洲防务制度中的至尊地位,而苏伊士危机暴露出英国追求世界大国目标时的力不从心,自此英国更专注通过北约借美国的力量保障欧洲的安全;1984年之后西欧相关国家重新激活西欧联盟,英国渐渐承认欧洲在安全上有自身需要的事实,并接受西欧联盟作为欧洲的安全平台,但是仍然拒绝欧盟直接染指防务问题。第三章分析了英国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上态度转变的背景原因,以及从《圣马洛宣言》发表到“9 · 11”恐怖袭击之间英国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发展上的态度和影响。冷战结束引起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欧盟一体化的加速增加了英国对欧盟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发挥一定角色的期待,新工党上台执政后把这样的期待转化成了具体的政策主张。在具体发展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过程中,英国通过带头制定和贯彻“赫尔辛基纲要目标”,牵头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能力发展,并成功地把“最小主义”主张欧洲化到了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欧盟军事委员会和欧盟军事参谋部等新的基础性制度当中,还通过促进解决第三国关系等推动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和北约之间制度关系的确立,从而把前者锚定为了后者的“小伙伴”。第四章分析了“9 · 11”之后美国政策发生变化、跨大西洋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英国对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态度及其影响。“9 · 11”之后,饱含单边主义的美国新外交政策“布什主义”迅速形成,并在伊拉克问题上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跨大西洋危机。如此之下,英国对欧盟的角色期待和欧盟的角色可能之间有了冲突,结果英国选择追随美国,政策表现出了鲜明的大西洋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特征,欧盟（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遭遇了冷落。就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而言,英国安全与防务政策在这阶段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都出现了重新国家化的现象;英国与发起和推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老伙伴法国之间关系的恶化是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陷入停滞的原因也是表现;法德轴心的重新复活,则让英国再次面临边缘化的危险,纵然是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第五章分析了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英国重新重视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背景原因,以及英国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态度和影响。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跨大西洋关系得到了迅速的恢复,英国欧洲化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大环境得到了基本的复原。而且“9 · 11”恐怖袭击凸显出的非对称性威胁的严肃性和欧盟的进一步扩大等继续增加了包括英国的成员国对欧盟在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的角色期待。在推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战略文化方面,英国通过库珀的参与“得天独厚”地把自己的风格和偏好传入了《欧洲安全战略》文本;能力发展方面,英国仍然主导了“2010纲要目标”的制定和推进,但是其力推能力提升和限制制度发展之间的张力已经渐渐显示出来,欧盟战斗群和欧盟防务局就是例子;制度方面,除了主动提出、推动设立欧洲理事会主席职位之外,英国开始较为被动,但是通过积极介入,最终仍能把自己的“最小主义”和大西洋主义欧洲化入新的制度当中。第六章分析了布莱尔之后,布朗和卡梅伦政府关于作为布莱尔遗产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态度,以及对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影响。布朗和卡梅伦政府对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都没有布莱尔般的热情,但是两个政府发表的重要安全和防务文件表明,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发起时相比,英国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以及对欧盟的角色期待等并没有发生变化。在具体政策发展方面,英国人阿什利被任命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并协调了欧洲对外行动署的设立;联合政府对欧盟防务局的态度变得暧昧,这增加了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国在关于设立欧盟指挥部问题上态度的改变也将考验英国在该问题上的传统立场。《英法条约》虽然和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英法合作培养出的互信等将有助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最后一部分作为结束语,在对英国欧洲化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结果进行总体评价的基础上,分析了英国欧洲化成功的原因,以及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上的努力可能给英国和欧洲关系带来的影响,并简要归纳了欧洲化研究视角给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发展带来的启示。

李凤菊^[6]（2011）在《两次海湾战争时期的英国对美政策》文中指出本文主要是从两次海湾战争期间英国对美政策的发展变化来阐述英美关系。在1990-1991年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发动了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英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美国最忠实的支持者。一脉相承的是在21世纪初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英国又一次积极主动地倒向美国,充当美国的“铁杆盟友”。但是,我们不能仅此就推断英美正在恢复战后的“特殊关系”,或者说英国奉行“追随外交”。事实上,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本质即英国的国际角色定位问题。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言,对中外学术界关于本论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论述本论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以及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提出本文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本文第二章是背景部分,讲述了二战以来英国对美关系的发展演变,主要是从战后英国外交的总体设计——“三环外交”、冷战以来英美关系的特点以及战后英美中东政策三个角度展开的。二战后英国政治、经济外交实力江河日下,大国地位受到挑战。面对这一现实,丘吉尔推出了“三环外交”,其中将与美国的关系放在显着地位,英美“特殊关系”由此形成,它成为战后英国多任领导者贯奉行的外交准则。然而,“特殊关系”中始终包含着不特殊因素。随着欧共体实力的增长,英国不能忽视它的存在,选择加入其中。但是,英国并没有因此放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战后的英国内部疑欧与亲欧派并存。1958年巴格达发生政变,导致亲西方政权的倒台,英美立即作出反应,准备武装干涉,最终出于综合考虑取消军事打击。其中,英美两国的态度非常重要。这也成为冷战后英美对伊拉克政策的先例。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论述的重点部分。第三章笔者主要是以海湾战争为背景来透视英国对美政策的。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成为事实后,美国立即做出反应,充当“世界警察”,最终通过努力,建立了一个美国控制下的国际军事打击联盟,发动了海湾战争。在这次战争进程中,英国发挥着积极作用,无论是在安理会的外交还是在军事打击行动中,英国都表现出积极支持美国的一面。而传统的老欧洲国家法国由于不信任英美联盟、继续执行“戴高乐路线”,在整个过程中都持“三心二意”的态度。德国也因为道义原则只是有限地参与其中。英国不同于其欧洲盟友全力“追随”美国,有其内在的原因,而不是仅仅为了“追随”而“追随”,英国的目标不是甘愿做美国的小伙伴,而是重塑日不落帝国形象。第四章对英国与伊拉克战争进行了论述。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没能彻底将萨达姆政权推翻,为美国再一次发动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作了铺垫。不同于第一次海湾战争,这次战争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美国的行动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谴责,令人瞩目的是,法德等欧洲大国公然反对,拒绝参与其中。然而,英国依然给予美国最大程度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影响安理会决议、为发动战争寻找借口以及积极参与军事行动等方面。但是,在这次事件过程中,英国不是一味的“反水”欧洲盟友,而是更加重视他们的态度,不断在欧美之间回旋。本文第五章主要是对英国在两次海湾战争中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原因分析。笔者首先对两次海湾战争中英国的态度进行了比较,进而从英国在中东的传统利益、英美两国高层的互动、英美两国共同的文化传统以及英国自身的定位等方面阐述,最终得出英国的自身定位是决定两次海湾战争中英国态度的关键因素。本文结束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随着欧美关系的改善,英国在欧美扮演平衡者、协调者的作用很可能会有所强化。英国自身定位问题,将决定英国未来的外交走向以及英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王玉婷^[7]（2010）在《布莱尔政府时期的英国安全战略（1997-2007年）》文中指出国家安全问题历来是国际政治中的问题,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的是首要需求,也是一国需求发展的基本保证。冷战后初期,（1990年-1997年）英国安全战略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包括：出现了英国安全范围扩大和延伸的局面；大幅度裁减军力,施行“少而精”的军事战略；高度重视英美特殊关系和回归欧洲安全。这一时期,英国安全利益也因遭遇安全战略困境而受到很大影响。比如,“新自由主义”所暴露的弊端导致英国经济的衰退、通货膨胀严重和高失业率；英国对欧美外交困境直接影响到英国的安全利益；军事安全战略的困境也制约着英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目标。这些问题是布莱尔新政府必须正视的,并对布莱尔时期的英国安全战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布莱尔上台执政后,英国面临着日趋综合化、多元化的安全问题,这促使布莱尔政府的英国安全观随之发生变化。根据新的综合安全观,布莱尔政府提高了经济安全、合作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强调军事力量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手段；重视“软实力”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确定了现阶段的英国安全战略目标：维护本土及其属地安全；促进英国在全球的经济利益；确立英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强调“反恐”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促进国际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布莱尔政府一直把应对外部军事威胁作为国家安全要解决的根本任务。“9·11”恐怖事件爆发之前,布莱尔政府把提高英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应对日益增多的地区性冲突作为主要任务,并通过维持最低限度的核战略、军事联合战略、强制配合等战略来达到目的。“9·11”恐怖事件爆发之后,英国把提高英军作战效能,加强应对非对称性威胁和“失败国家”作为主要任务,并通过加强跨国反恐合作、施行网络中心战和加强本土防御战略来保证实现。冷战后,传统的集体或均势安全均暴露缺陷和不足,无法适应各国安全保障的需要。布莱尔政府也意识到必须在更加广泛的世界范围内加强与他国的安全合作。这一时期,英国合作安全战略主要体现为：加强英美特殊关系,包括输出共同的价值观、共同应对地区突发性安全问题、支持美国和北约主导的欧洲安全体系、共同推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尽管布莱尔政府长期保持着与美国合作的态势,但毕竟两国国家安全利益并非完全一样,两国政府在环境问题、反恐和欧洲安全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和立场皆存在着差异与矛盾。同时,布莱尔政府大力加强欧洲安全合作,主要体现在大力促进欧盟机制的改革和发展、推动欧盟安全机制发展等方面。英国还积极开展双边与多边安全合作,维护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参与世界热点地区的维和行动。在布莱尔政府时期的英国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战略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战略,追求着维护英国经济安全,进而强化国家总体安全保障的目标。布莱尔政府根据英国面临的经济挑战和威胁,提出了英国的总体经济安全战略目标和任务。首先,布莱尔政府通过有效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英国的宏观调控,以保证英国经济持续有效的发展,降低英国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其次,布莱尔政府通过吸引企业投资、加大对外贸易出口量、加大政府公共支出和重视企业创新和高新技术企业来增强英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再次,布莱尔政府还通过独立于欧元区之外、维护英国在欧盟财政预算上的利益等办法来保持英国的经济独立性,保护英国的自身经济利益。最后,布莱尔政府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英国经济安全的重要部分予以考虑,它主要面对和处理疯牛病和口蹄疫、能源安全问题和低碳经济问题。布莱尔政府时期的英国安全战略的出发点和动力始终是国家安全利益,其安全战略具有继承性和独立性,它对后任政府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带来了影响。积极影响是：改善了国内安全机制,强化了安全保障系统；提升了英国在欧洲安全的地位；推进了英国和各国的安全合作,扩大了英国的国际影响。消极影响是：招致欧洲对英国的不信任,尤其是英国追随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削弱了英国的国际影响；英国的经济安全也受到挑战。总体上看,布莱尔政府在英国安全战略上所起的作用,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所决定的。

米牙子^[8]（2009）在《情流感》文中研究指明一小时候宇文轩最着迷的事是想知道蝉是怎样脱蝉衣的,一件晶莹透亮的蝉衣,纹路细腻而清晰,极度地精致,让宇文轩几乎不能相信那是真的。但每次都抵抗不了与黑夜是孪生兄弟瞌睡的诱惑,而功亏一篑。有兴趣的时候没控制力,到有控制力的年龄又失去了兴趣。

李杉^[9]（2009）在《国家联合体的强制外交：联合体内部动力学角度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从冷战后强制外交的实践看,一个国家很少单独实施强制,而多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强制对手。但是,理论上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却较为薄弱。现有的研究多是基于实证基础上的经验罗列,而不是具有一定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的理论化结论。本文试图从联合体内部动力学的研究视角来解析上述现象。本文根据联合体内部动力结构的不同,将联合体划分为凝聚型、霸权型、协调型和漂移不定型等四种类型。本文提出了分析联合体内部动力结构的三个维度,即联合体内各成员国在冲突问题上的利益相容性、各成员国的相互依赖性和各成员国在冲突问题上所涉及利益的大小关系。本文认为,联合体内部的动力结构对影响强制外交的各种变量都具有较强的渗透能力,进而影响强制外交的整个运作过程及其结果。同时,联合体内部的动力结构也受到四方面因素,即道义因素、国际组织因素、军事因素和联合体内部的成本分摊和激励机制的影响。结合强制外交的运作机制,本文从联合体的组建、强制方的决策、强制方发出要求和威胁、对手的反应以及强制方的反应等五个层次,阐述了联合体的内部动力结构的三个维度通过向其他因素渗透而作用于强制外交,以及道义、国际组织、军事和联合体内部的成本分摊和激励机制四因素通过影响联合体的内部动力结构而作用于强制外交全过程的机理。从冷战后的实践看,强制方基本上都采用了霸权型联合体或漂移不定型联合体来实施强制。因此在案例部分,本文撷取了海湾危机和第一次朝核危机两个案例,详细分析了霸权型联合体和漂移不定型联合体的内部动力结构作用于强制外交的机理。本文的结论是,联合体内各成员国在冲突问题上的利益相容性越高,对强制外交的正面作用则越大;相容性越低,负面作用则越大。在利益相容性高的联合体内,各成员国相互依赖的不均衡会造成联合体内部“抛弃”与“牵连”的安全困境,不利于强制外交的成功;在利益相容性低的联合体内,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意味着联合体政策协调难度的减小,联合体“内耗”的降低,更有利于强制外交的成功。各成员国在冲突问题上所涉及利益的大小关系,既可能帮助克服联合体内部“抛弃”与“牵连”的安全困境,有助于强制的成功,也可能加重联合体内部的安全困境,不利于强制的成功。强制方可以通过争取配置理想的内部动力结构,提高强制外交成功的可能性;同时,强制方也可以通过控制四方面的影响因素,来改善不理想的内部动力结构,从而提高强制外交成功的可能性。

苏晓宇^[10]（2008）在《美国对中亚军事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亚国家独立后,美国对中亚的政策虽然几经调整,但是美国在对中亚的战略设计上却保持了一定的思维惯性,即控制欧亚大陆腹地的地缘战略思想;使中亚成为遏制俄罗斯、中国、伊朗等中亚周边大国的战略支点;以及运用军事、经济、政治三种手段推进对中亚国家的控制。而作为美国霸权扩张利器的军事手段在美国对中亚的渗透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美国中亚军事战略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1、19921995年美国对中亚采取了“核不扩散战略”,以推进中亚的无核化;2、19962005年美国对中亚实施了“军事支点战略”;3、2006年至今（2008年）美国对俄罗斯拒止其进入中亚战区采取了“反拒入战略”。在俄罗斯看来,美国在中亚的军事扩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挑战。俄罗斯在国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面对美国中亚军事战略的步步进逼,将在中亚采取“反美军事渗透”政策,以掌控中亚地区的军事主导权,扞卫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利益。中亚国家则从“战略平衡”的理念出发,对美国中亚军事战略总体采取了防范与合作的两面态度,以求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在90年代,中亚国家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进展顺利。911事件后,中亚国家基于多方面考虑加快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步伐。而“颜色革命”后,中亚国家又普遍对美国中亚军事战略加强了防范。对中国来讲,为防范美国中亚军事战略的发展,确保中亚这一中国战略大后方的邻接地区的军事安全,在近期的未来需要下好三盘棋:一是在多边层面,我们应积极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扩大在中亚的军事政治影响力,根据欧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在提升上合组织政治、经济合作功能的同时,适时深化上合组织的安全功能;二是在双边层面,我们要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军事合作,继续向中亚国家提供武器装备、军事人员交流和培训,与中亚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逐步扩大在中亚的军事影响力;三是在单边层面,我们应不断提高自身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我在西部地区设防的军事力量的信息化作战能力。

二、“爱国者导弹”撒切尔夫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爱国者导弹”撒切尔夫人（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欧洲防务一体化发展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美国对波兰剧变、转轨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威慑有效性研究：不同类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5）英国布莱尔政府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1997-2007）：一种国家投射欧洲化研究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两次海湾战争时期的英国对美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7）布莱尔政府时期的英国安全战略（1997-2007年）（论文提纲范文）

（8）情流感（论文提纲范文）

（9）国家联合体的强制外交：联合体内部动力学角度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美国对中亚军事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爱国者导弹”撒切尔夫人（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D]. 林高松. 武汉大学, 2020(04)
• [2]欧洲防务一体化发展进程研究[D]. 张程. 山东大学, 2019(02)
• [3]美国对波兰剧变、转轨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宋超.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4]威慑有效性研究：不同类型比较[D]. 冯潇然. 复旦大学, 2014(03)
• [5]英国布莱尔政府与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1997-2007）：一种国家投射欧洲化研究视角[D]. 李泽生. 南京大学, 2013(01)
• [6]两次海湾战争时期的英国对美政策[D]. 李凤菊. 南京大学, 2011(10)
• [7]布莱尔政府时期的英国安全战略（1997-2007年）[D]. 王玉婷. 武汉大学, 2010(05)
• [8]情流感[J]. 米牙子. 西部, 2009(02)
• [9]国家联合体的强制外交：联合体内部动力学角度的分析[D]. 李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07)
• [10]美国对中亚军事战略研究[D]. 苏晓宇. 外交学院, 2008(04)

标签：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北约成员国论文;  爱国者导弹论文;  欧盟总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