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远古复仇

一、《史记》与古代复仇（论文文献综述）

程铂智^[1]（2021）在《《仙侠五花剑》女侠形象研究》文中指出“慕侠”是中国长久以来的传统心理,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侠客为世人所喜爱。而侠客之中的女侠形象又是一特殊的群体,她们体现出了与其他侠客不一样的特点,同时也颇受读者喜爱。女侠形象在“唐传奇”中就很丰富,及至明清时期达到了创作的高峰。此时的女侠形象有多种艺术表现,但多依附于男性或回归于家庭,如《儿女英雄传》的十三妹、《三侠五义》的沙凤仙、沙秋葵等。而清末沪上印行出版的《仙侠五花剑》中却将女侠作为主要人物,小说情节由女侠白素云、薛飞霞以及花珊珊展开,女侠人物推动着情节的发展,男侠由女侠的情节而生。作者通过对女侠身世及人物经历的描写,为读者展现出晚清时女性生活的困境,并又通过塑造仙侠世界来表达女性凭借行侠、修炼之路改变自己的命运。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是选题的缘由和意义以及前人对女侠形象的研究综述,关注既有成果的重要价值及不足,构筑《仙侠五花剑》研究的女侠形象重点,包括仙侠关系、创作动机及社会因素等。正文共四章。第一章简介《仙侠五花剑》作者孙玉声以及其创作小说的目的,分析小说描写的仙侠世界的价值意义,揭示仙侠在小说中起到拯救者、传授者及仙侠世界的仙剑、神药提供者这三种角色。第二章为本文重点,首先是女侠形象溯源,梳理自古至清末的女侠形象。其次是对该小说女侠形象进行分析,在小说中出现的红线女、聂隐娘等唐代女侠形象,与唐传奇中女性形象进行对比,见出《仙侠五花剑》对唐传奇人物形象与叙事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比较而言,《仙侠五花剑》中的三位女侠白素云、薛飞霞、花珊珊,以及民女雪贞,兼具忠孝两全、视身如命、知恩图报等善良品质与性格特征,亦即更具时代特色。第三章从作者所处时代的女性地位,女性被长期物化的世俗观念、明清时期女性贞节观、晚清娼妓的昌盛、女性才情与侠情等维度,观照作者笔下女侠的悲惨遭遇、奇异经历以及性格变化,揭示作品中女侠观念的复杂性及其社会因素。第四章仙侠入世及女侠形象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揭示女侠群像亦仙亦侠的复杂特质与生命意识——在仙侠指引下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弱女子,不仅能独立于世还可以回馈社会。清代是创作女侠形象的高峰时期,尤其在社会发生剧变的晚清,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也影响着武侠文学创作。《仙侠五花剑》中的女侠形象也体现着它独有的特点和价值。这一研究深入晚清文学为人忽视的侧面,能借此了解晚清对女性及女侠的思想情感及慕侠社会心理。

陈曦^[2]（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程令政^[3]（2020）在《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文中提出睡虎地秦简发现之前,关于秦及西汉早期的刑罚制度,学界对其认识长期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1975年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改变了这种局面。秦简里的各种律令条文,使学界系统性的研讨秦的刑罚制度成为了可能。随后,1983年张家山西汉早期律令简牍资料的出土,使得这种复原与探讨得以在更坚实的基础上进行。张家山汉简不但提供了远多于睡虎地秦简、以刑律律文形式存在的资料,而且两者相距约40年左右,这就为精确而系统的探讨“汉承秦制”这一问题提供了立体的、可视的基础。时间的差距还意味着刑罚制度变迁演变的轨迹,内中具体刑罚类型的源起与兴废之线路,在这一前提下都得以揭示出来。加上后来又有了主要以秦律令为主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和以具有丰富的刑徒管理、服役资料着称的里耶秦简这两种出土资料,此外西北出土的汉简里也存在不少法律方面的内容,这一切都为复原与构建秦及汉初的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秦及汉初的刑罚制度,在汉文帝十三年的刑制改革中,迎来了其生命的终结。这一时间下限的确定,使得我们可以结合其所改革的旧刑制,以其作为终点反馈回去,上溯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秦简,将这一时段的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的基本脉络梳理清楚并展示出来。本文就是基于这一背景而展开的一项关于秦及汉初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的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在对该时段刑罚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厘清该时期刑罚种类的实态并复原其体系。文章共分四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依次说明了选题背景、研究对象及范围、先期研究及存在问题、研究方法等项内容,并在最后着重讨论了本文所用简牍资料的性质问题。第二章,刑的起源与本质属性。本章主要就刑的含义、起源及本质属性展开讨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刑的含义的分析,意在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探讨刑的古义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尝试厘清法律意义上的刑的多层含义,最后得出刑的主要含义——特别是在秦及西汉前期——是“肉刑”的结论。第二部分是在刑主要指“肉刑”的基础上,根据古代“兵刑一体”的观念,以及同害刑/反映刑的原理,来说明刑的起源。战争和同害刑/反映刑是中国古代刑罚产生的两大主要途径。第三部分是关于刑的本质属性的分析。第三章,秦及汉初的刑罚体系:以死、刑、耐为中心而展开。由刑的产生方式所决定,刑从本质上来说,其基本的功能就是区分、标识与人格否定。在本文所处理的历史时段里,作为其主体刑罚的死、刑、耐三个刑等尤其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以此认识为基础,本文尝试复原出这一时段的刑罚体系。本章主要围绕着死、刑、耐这三个刑等而展开,对每一个刑等中的具体刑罚种类做了分析,在此基础之上,确定了每一种刑罚的等序、位阶,以及其在刑等内部的相互位置,由此而使整个刑等的等次关系得以明晰。同时,由于此前影响刑罚体系正确构建的主要原因,是错误的理解了肉刑/耐刑和劳役刑之间的关系,本章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由刑的本质所决定,劳役刑可以看作是肉刑的自然延伸,因此只能是肉刑或耐刑的下位刑罚。这样的话,在刑罚体系里,劳役刑就不能据有一级刑等的位置。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整个刑罚体系才能构建起来,并均衡有序、条理分明。第四章,汉文帝的刑制改革: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的终结。以死、刑、耐为中心的秦及西汉初期的刑罚体系,在汉文帝十三年的时候,迎来了其生命的终结。此后我国的刑罚体系即改变了以肉刑为主的原本面貌,走上了一条以劳役刑为主的更为合理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于秦汉时期的刑制问题来说,文帝改革乃是一大关键。这一改革一方面结束了旧刑制,另一方面又开创了新局面。本章即探索这一改革过程中的刑制变化诸问题。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在下面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首先,秦及西汉前期的刑罚体系仍具有比较强烈的肉刑色彩,因此其主要是由死、刑、耐这三个刑等构成。劳役刑由肉刑和耐刑所涵括,并不在一级刑等之列。如果以学界通行的主从刑架构来说明,则肉刑与耐刑是主刑,劳役刑是从刑或附加刑。其次,得出上述观点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对刑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受刑的产生方式的影响,这一属性表现为对受刑人的人格否定,具有“民事死亡”的效果。从肉刑的本质属性上来说,通过残人肢体的方式使受刑者感受到肉体的痛苦仅仅是一个方面,甚至不是主要的方面;肉刑的实质在于区分、刻印、标识与身份降等。再次,在对刑的产生方式以及刑罚体系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五刑制度并非一开始就如同其在秦汉时期所呈现的那样严整而有序,它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每一种刑罚类型,可能本来都有着自己特殊的起源与适用背景。经过长时期的相互调整与适应之后,在我们目前所见到的秦汉刑罚体系里,方呈现出一种井然有序的相对成熟状态。我们熟知的旧五刑,里面的刑名与其在刑罚体系里位阶,既不是被“制定”出来的,也非成于一时,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能够想象有一个从类型众多且不齐整到数目逐渐减少然后序列化的过程。最后,在探讨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的过程中,尝试解决了前辈学者有所探索但遗留至今的若干问题。

王立武^[4]（2020）在《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嬗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游侠作为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的特殊群体,历经萌芽、兴起、兴盛、衰落和再度繁荣的发展阶段。随着封建皇权及文化专制制度的确立,东汉班固以后,史学家不再为游侠立传,但游侠并没有消亡,而是隐藏于社会各个阶层蓄势待发。汉魏之际天下大乱,游侠之风复兴,这一时期游侠的书写从史传转移到诗歌吟咏、小说写作等领域,并呈现出新的书写特点,对后世诗歌、小说及辞赋等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21世纪以来,关于“侠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总体来说,“侠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游侠形象、游侠史等方面,从“游侠书写”这一角度对“侠文学”进行研究的并不多。因此本论文从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入手,研究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概貌、书写特点及其发生嬗变的原因,这些研究对于挖掘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影响和价值具有积极的意义。本论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主要是综述学术界对游侠的研究成果,阐明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嬗变的研究意义。正文主要分为4个部分进行研究,即游侠溯源及发展概貌、汉魏之际游侠文学概述、汉魏之际游侠书写新变、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影响与价值。第1章主要研究游侠的起源、种类与特征,并总结东汉中期以前游侠的发展过程。第2章主要论述汉魏之际世风与士风的变化以及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特点,通过对汉魏之际游侠作品进行整理统计,总结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艺术特征。第3章在对汉魏之际有关游侠书写的作家作品进行统计的基础上,总结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三种转变,探析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发生嬗变的原因。第4章主要对汉魏之际游侠书写进行定位,概括总结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嬗变对后世诗歌、小说、辞赋及其他文体所产生的影响,将汉魏之际游侠文放置于文学史中,探究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文学价值。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本论文的论述进行总结。汉魏之际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两汉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国家从统一走向分裂,国家政权的分裂又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解放了思想。各种文化与思想相互碰撞,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发达、文学创作繁荣的局面。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发生转变是建立在汉魏之际封建制度衰落的基础上的,且在创作体裁、艺术形象塑造以及创作内容三个方面发生新的变化,其原因不仅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文学发展自身的影响。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新变对后世诗歌、小说等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给盛唐游侠诗、唐传奇的创作带来了直接的影响。

朱曼玉^[5]（2020）在《《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史家经典和文学范例的《史记》,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生成与发展、写人摹事的艺术与技巧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蒲松龄镕经铸史,奋武揆文,他所创作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从《史记》和《聊斋志异》这两部宏伟巨着在创作动机、创作思想、创作技巧等方面显露出的相似性和典型性来看,《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史记》为《聊斋志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资源,从求奇尚曲的创作追求到采善罚恶的批判精神再到崇尚侠义、崇拜英雄、雅好悲剧的史家审美,在《聊斋志异》中都得到了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它是《聊斋志异》取得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的成功助力。本文正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司马迁其人对蒲松龄的影响,设置了三个小节的内容:司马迁着史动机对蒲松龄的影响;司马迁精神气质对蒲松龄的影响;司马迁审美取向对蒲松龄的影响。第二部分论述《史记》文体结构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主要以《史记》评论形式、纪传体体例、主题构建等三个方面为切入点,来探究《史记》文体结构对《聊斋志异》的影响。第三部论述《史记》文本内容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主要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主题旨意三个方面入手,探究两部作品在文本内容上的内在联系。第四部分论述《史记》艺术手法对《聊斋志异》的影响,探究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艺术、语言艺术、叙事艺术等方面的渊源关系。

杨婵娟^[6]（2020）在《元杂剧春秋战国历史剧研究》文中认为历史剧作为元杂剧中一种重要的题材类型,在现存完整的一百六十二部元杂剧当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以往对元杂剧历史剧的研究,注重对其整体以及单一剧本的研究,而忽略其以朝代划分为种类的研究。元杂剧历史剧中的许多作品都是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背景而进行创作的,即春秋战国历史剧。这类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思想内容丰富,艺术创作手法独特,其中不乏名家名作,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主要从历史与文学的角度对元杂剧当中的春秋战国历史剧作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全文除过绪论和结语两部分之外,以四章为主体来展开论述。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分析选题的研究意义。第一章主要对春秋战国历史剧的概念进行界定。首先根据前人关于历史剧的几种观点,再结合自己的一些认识,对历史剧这一概念作出界定;在此基础之上,对元杂剧当中春秋战国历史剧的标准进行限定,根据此种标准,对春秋战国历史剧的概念进行定义。然后对一些戏曲目录学着作以及戏曲作品当中的春秋战国历史剧进行整理,包括剧目的名称、作者、存佚、收录、本事来源等情况,根据着录剧目的存佚以及收录的版本,统计出现存完整的春秋战国历史剧十六部,并以此为对象进行研究。第二章主要对春秋战国历史剧的本事来源进行考证。元杂剧当中的春秋战国历史剧,主要取材于史传记载的一些历史人物事迹,其人其事在《左传》《史记》《列女传》等史书中均有记载,都可找出其本事出处。其中取材于《史记》的剧本有十二部,取材于《左传》的剧本有四部,取材于《列女传》的剧本有三部,还有一些作品的本事取材于其它史书。本章重点论述《左传》《史记》《列女传》当中对春秋战国历史剧的记载。第三章主要对春秋战国历史剧的题材类型进行分类。根据其内容将春秋战国历史剧分为政治斗争题材、报仇报恩题材、伦理道德题材及其它题材,每种题材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身处元代的杂剧作家,深受社会的压迫和歧视,无力改变社会现状,只能向历史寻求寄托,借历史题材抒发内心的愤懑之情,正所谓“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春秋战国历史剧的各种题材类型都注入了杂剧家强烈的思想感情,以及对时代兴亡的感叹。第四章主要对春秋战国历史剧的艺术审美特色进行分析。历史剧虽然取材于历史,但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注入了自己的主观情感,借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同时,历史剧要以戏剧的形式进行演出,为了使作品广受欢迎,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必然要迎合观众的审美趣味。春秋战国历史剧在艺术上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特色,其以史写心的创作特性、鲜明的虚构意识以及求奇尚异的审美情趣都使作品更富意味。结语部分对论文的主要观点以及未尽的思考进行总结和陈述。

高安琪^[7]（2020）在《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是具有独特地位和价值的一类杂剧。这类杂剧选材来源的历史跨度大,但题材来源的文献比较集中,在现存元杂剧中所占比例也比较大,但此前对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的研究不够深入,因此,对此类元杂剧进行深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第一部分梳理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的主要内容及其地位。大致将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的内容分为五类,分别是忠奸斗争、国家冲突、人物的政治斗争、求取功名、伦理道德及其它。相对来说,婚恋剧较少,公案剧几乎没有,但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将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放在整个元杂剧史上进行分析以探讨其地位,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现存元杂剧,二是可见的元杂剧存目。现存元杂剧主要从元明两代元杂剧选本来看,《元刊杂剧三十种》就收录了九种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收录二十八种,约占所收元杂剧的五分之一,《元曲选》则收录了十八种。可见的元杂剧存目难以统计准确的数量,朱权的《群英所编杂剧》所录杂剧数目大约有五百四十六种,其中有作者可考的就有一百零一种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傅惜华的《元代杂剧全目》收集的元代杂剧数目有五百五十种,其中有一百二十九种属于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从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可见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在元、明两代是很繁荣的。第二部分是对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的题材来源进行深入考察。从其题材来源以及根据元剧作家对题材选取和运用,可见其写实与虚构的特点。可将其分为两大类进行分析,一是以写实为主,二是以虚构为主。写实为主的杂剧在创作过程中比较尊重史实,所叙之事基本来源于史书,虚构成分较少,只是为了加强表达做一些添饰,如增设了一些虚构人物,构设了一些情节。以虚构为主的杂剧在具体的创作中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部分杂剧以虚构为主,但其中心事件是有史实依据的,另一部分也是多虚少实,但史无其事,这类杂剧也是以虚构为主,杂剧所叙中心事件没有史实依据,甚至只是借名戏。第三部分是分析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的艺术特点。先从这类元杂剧的选材特点分析,主要概括为两点。一是片段式选材,是指杂剧有选择性的选取片段文献典籍记载的内容进行创作,这一特点是其他题材元杂剧也具有的。二是选取的事件多为名事奇事,三国南北朝题材元杂剧也有这个特点,但其他题材元杂剧则主要是以选取奇事为主。接着分析杂剧塑造的类型化人物,大部分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的人物具有相同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类型化。最后分析语言风格,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的语言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总体上是以悲壮或豪壮为主的。第四部分探究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的影响。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戏曲和小说两个方面。明清戏曲有很多与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同题材的作品,这些杂剧或传奇受元杂剧影响较深,可从《昭君出塞》、《云台记》、《金锁记》等同题材作品的分析中窥见一二。明清小说也有受此类杂剧的影响,其中影响较深的是明人余邵鱼的《列国志传》。对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进行多角度的研究,每一角度的研究都可以发现一些相关特点,有助于深刻认识这类杂剧的意义和价值。

曹雨杨^[8]（2020）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文中指出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据碳14年代测定为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主要为楚系。经整理,2010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内容包含《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祭公）》《楚居》等九篇;2011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内容包含《系年》一篇;2012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内容包含《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赤鹄之集汤之屋》等八篇;2013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内容包含《筮法》《别卦》《算表》等三篇;2015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内容包含《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於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六篇;2016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内容包含《郑武夫人规孺子》《管仲》《郑文公问太伯（甲、乙）》《子仪》《子产》等五篇;2017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内容包含《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越公其事》等四篇。本文主要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柒）》的三十六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对简文中一些未能解决、讨论较多的疑难字词进行串联集释,收集各家观点以及研究成果,同时对诸家观点尽量客观分析并补充自己的意见,下编在归纳总结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对简文进行重新校注,力求反应当下学界的研究成果。限於篇幅,本论文仅选择《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部分。

江雪^[9]（2020）在《东汉《春秋》经传政治功能研究 ——以《后汉书》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春秋》是两汉经学中的显学,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层面,《春秋》经传体现出的政治原则普遍为君臣所遵守,将其作为议政依据。《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诏令奏议、君臣言辞中就征引了大量与《春秋》经传有关的内容,这些征引内容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春秋》经传在东汉政治活动中作用的新视角。从先秦及西汉着作所引《春秋》涵义看,《春秋》逐渐从泛史书意义上的《春秋》凸显出来,但是《春秋》三传的名称尚未完全从《春秋》中分离出来,他们没有将《春秋》经与三传区分开,引三传而常称《春秋》。在经历了先秦和西汉的发展之后,《后汉书》中所载《春秋》的涵义呈现出一种新的特点,引用时明确经、传,《春秋》经传的名称已基本分离。前人标举“仲尼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此说虽然夸大了《春秋》的作用,但据实而论,汉代人确实没有把《春秋》经传当成空洞的理论,而是将《春秋》经传实实在在地付诸实践。两汉社会经义至上,经过汉儒和谶纬之说的发挥,《春秋》更加的政治化和神学化,具有深厚的政治价值,成为一部至高无上的法典,在决狱、断事领域广泛应用;除此之外,大臣、儒者还会借用《春秋》所记载的灾异,与现实发生的灾异相结合,劝谏君主,解决现实中存在的政治问题。《春秋》被司马迁称之为“礼义之大宗”,加之“三传”对“礼”的强调,以及《春秋经》中大量与“礼”有关的记载,《春秋》经传在东汉被广泛用来参与宗庙谱序、继承废立等“礼”学问题的讨论。东汉学者对《春秋》经传的引用没有严格的今古文限制,《左传》虽然没有立于官学,但是《左传》在东汉是今、古文经学兴衰沉浮的一个显着向标,其地位也在不断地升高,呈现出崛起之势。

魏凤鸣^[10]（2020）在《《史记》齐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典范之作,塑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历史人物形象,本文以《史记》齐人为研究对象。在此之前,《史记》人物群体研究多从性别、职业角度切入,从地域角度切入的研究较少。《史记》人物个案研究涉及齐人的研究论文数量较多,多是集中于一两个齐人的史实考辨或形象分析,缺乏综合视角。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中的齐人进行整理统计、分类研究,力图分析出司马迁对其所书写的齐人的刻画与考量。论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基础宏观性的研究。第一章对《史记》中,齐地的历史变迁和疆域变化、齐人数量、齐人籍贯判定与描述方法进行统计分类,将齐人历史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进行整体观照。第二章关注齐人群体特征。关于西周封建形成的各个文化区不同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群体性格,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已有相关讨论。这种讨论说明他意识到了不同文化区人们群体性格的差异。在具体的齐人书写塑造中,司马迁也有意地凸显这一点。过去很多研究者困惑于司马迁对齐人传记书写的奇特倾向,如果从司马迁对齐人群体性格的关注与塑造角度理解,可以提供解决此问题的新思路。本文认为司马迁对齐人群体的关注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对智谋和功业的重视,在社会风气上的表现是对人才的重视,即尊贤尚功;在个人层面则是崇尚智谋、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二是重视权变,即齐人总体上倾向于圆融变通,鲜少有胶柱鼓瑟的顽固不化之人。三是开放务实的倾向,齐地临海、工商业发达、政治民主,齐人的性格也受到这种开明自由氛围的影响,呈现兼容并包、阔达匿智的特点。论文第三章选取《史记》着重刻画的、具有典型性的齐人进行对比研究,将面临相似处境的齐人的选择与行为进行对比,探究司马迁叙写这些人物时的特殊用心。因为内容较多,分为上下两部分。在上半部分以管仲、晏婴,孟尝君、鲁仲连为例。比如管仲和晏婴,太史公将之同传。两人同是春秋齐国闻名遐迩的杰出政治家,管仲辅佐桓公称霸、晏婴讽谏一心为公,管鲍之交千古称颂、晏婴正直举贤荐能,一奢一俭,一霸一治,一盛一衰,是春秋贵族政治家的代表。相比于《左传》刻画的详细,《史记》对春秋时人的塑造更简省,同时在书写材料上又有新的增添和改写。这反映了两书着述体例和书写目的的差异,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司马迁对轶事的关注。不同于管晏二人同为流芳千古的先贤,后世对孟尝君和鲁仲连这两个战国后期齐人的评价一贬一褒。与同样记载两人事迹的《战国策》相比,《史记》的记载详略处置更合理,更便于塑造人物形象。田文与鲁仲连出身和地位一尊一卑、一贵一贫,而在思想境界上却是前者自私自利、后者大公无私;前者利欲熏心,后者视钱如粪土。史公在两人的传记中所用的手法与篇章结构一繁一简、对比鲜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二人迥异的情感倾向。对先秦两组齐人的对比研究即第三章的内容。第三章下半部分以四位齐地军事家、四位在汉朝中央政府任职的齐人官员的列传为例,剖析《史记》的情感态度、以人系史的写作特点。太史公为田穰苴、孙武、孙膑、田单四位先秦齐国军事家立传,反映齐地兵学的发达。在田穰苴和孙武的传记中着重强调军纪的重要性,在孙膑与田单的传记中则突出二人的智谋奇计。四人练兵作战的方式反映出从春秋到战国军事思想的变化,即从“堂堂之阵”到“出奇设伏”的转变。《刘敬叔孙通列传》和《平津侯主父列传》是司马迁为高祖、武帝两朝在中央政府任职的齐地政治家所写的两篇合传,以此四人为代表,反映西汉中前期齐人在西汉朝廷中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对比两篇列传,可以看到西汉政府内政外交各个方面政策的发展变化、汉高祖和汉武帝两朝政治生态的差异、司马迁对齐人“多诈”一面的批评;与《汉书》对四人的书写相比,司马迁的书写笔触更犀利、同时又饱含深情。最后,我们通过以上章节中对《史记》齐人群体的定量定性分析、历时共时分析,探讨了司马迁书写齐人的材料选择、谋篇布局和描写手法、褒贬态度。通过与其他文本的对比,考察《史记》对史料的增删、对齐人书写的侧重、对齐人心性品质的关注。越是深入,越是惊叹于《史记》一书的体大精深,司马迁对笔下的历史人物热情地赞扬其优点、毫不留情地揭露其缺点、悲天悯人地同情其失败或被迫害的命运,不愧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二、《史记》与古代复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史记》与古代复仇（论文提纲范文）

（1）《仙侠五花剑》女侠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论文提纲范文）

（4）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元杂剧春秋战国历史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9）东汉《春秋》经传政治功能研究 ——以《后汉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史记》齐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史记》与古代复仇（论文参考文献）

• [1]《仙侠五花剑》女侠形象研究[D]. 程铂智.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1(12)
• [2]《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3]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D]. 程令政. 吉林大学, 2020(12)
• [4]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嬗变研究[D]. 王立武. 阜阳师范大学, 2020(06)
• [5]《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研究[D]. 朱曼玉.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20(02)
• [6]元杂剧春秋战国历史剧研究[D]. 杨婵娟.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7]先秦两汉题材元杂剧研究[D]. 高安琪.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8]《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D]. 曹雨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9]东汉《春秋》经传政治功能研究 ——以《后汉书》为中心[D]. 江雪.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10]《史记》齐人研究[D]. 魏凤鸣. 吉林大学, 2020(08)

标签：三国志论文;  肉刑论文;  史记论文;  三国论文;  三国志平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