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发行部所售图书目录

一、本刊发行部售书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龙艳芸^[1]（2020）在《民国三大儿童期刊之《福幼报》（Happy Childhood Magazine，1915-1951）研究》文中认为《福幼报》是基督教在华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所创办的一份专门面向儿童的宗教期刊,宗旨为:“培养儿童德性,增长知识”。它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了三十七年之久,销路遍及全国,刊中登载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宗教、文学、科学、地理、卫生等知识,对中国社会和儿童产生了超过宗教层面的影响。而迄今为止,该刊物仍然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结合《福幼报》原始资料与历史资料,旨在梳理它从雏形到完备的发展历史,探索其每个时期呈现的不同特点,试图概括其发展脉络,还原其历史面貌,并发掘它的社会价值与意义。论文正文共分为五章,各章梗概如下:第一章围绕“《福幼报》的诞生”这一事件展开,主要描述了它的创办背景,创刊时的宗旨、资金来源等基本情况,探析了有关《福幼报》两个尚有分歧的关键点,即它的创刊时间和与广学会另一儿童期刊《成童画报》的关系。第二章分析的是初期发展的《福幼报》,时间是1915年至1937年。叙述了草创期（1915—1927）和发展期（1927—1937）两个阶段的概况,重点分析了变化之处。还有初期发展中《福幼报》的宣传和销售问题,和这个时期主编季理斐夫人的介绍和她对《福幼报》的影响。第三章是1937到1941年间处于繁荣期的《福幼报》。介绍了这一时期的主编梁得所的生平和他给《福幼报》带来的改变,《福幼报》处于繁荣期时呈现的特点,还有在抗日战争初期与社会进行的互动。第四章聚焦迁往成都复刊后的《福幼报》,时间是1942年到1945年。书写了《福幼报》迁往成都的来龙去脉,介绍了在复刊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成都时期的主编薄玉珍,以及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福幼报》呈现的新内容。第五章的时间跨度为1946年到1952年,从《福幼报》重回上海出版到它的终刊。分割成了三个板块,分别是《福幼报》重回上海、新中国成立后的《福幼报》还有《福幼报》的终刊,其中重点论述了第二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它的转变及其原因。另外,在附录中详细列出了本论文所收录的《福幼报》具体馆藏及目录。

郑明明^[2]（2018）在《良友文学广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良友公司是民国时期创办于上海的一家中型民营图书出版机构,以其特色的出版物成为民营中小出版机构的代表之一。民国时期,出版界的激烈竞争,促使书业广告蓬勃发展起来,出版机构几乎是有新书出版,必广而告之。良友公司在图书的广告宣传上也竭尽全力,结合自身实力和出版物的特点,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进行各种样式的广告宣传。本文在对良友文学广告进行系统梳理、整理的基础上,试图概括其文学广告本身的特点,考察良友文学广告对良友文学书刊传播、接受的作用,分析良友文学广告的价值向度。绪论整体梳理良友公司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主营业务,介绍编辑赵家璧与良友文学及其广告之间的紧密联系,总结本论题目前的研究状况及运用的研究方法。第一章对良友文学广告的构成进行研究。良友文学广告的载体类型多样,不仅包括自己出版的期刊、图书,编辑发行的图书目录、样本,还包括发行量大的报纸以及专业性文艺期刊。良友文学广告的内容丰富而全面,包括出版物的出版信息、促销信息以及征稿信息。此外,从文案和图像两方面,具体分析良友文学广告的图文表现。第二章总结良友文学广告的广告策略。不仅在版面设计上灵活编排,在文案创作上巧妙构思,而且配合良友公司多种营销方式,综合运用多种广告宣传载体,形成纵横交错的立体广告发布模式。第三章分析广告对良友文学在传播与接受互动关系中的作用。首先通过广告传递了良友公司出版文学书刊的信息,其次培养良友文学的读者并引导读者消费,最后为良友公司的品牌形象塑造提供了助力。第四章考察良友文学广告的价值向度。作为一种“副文本”,本身具有相当的文学审美性,而且与作品之间形成了阐释与被阐释的关系。良友文学广告还记录了许多的文坛故事,保存了众多作家、编辑的笔墨,是难得可贵的文学史料。

黄勇军^[3]（2018）在《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文中提出在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史上,影视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既为我国影视剧的创作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影视文学增添了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创作样式;它既是影视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现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影视小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少有研究者总结其创作成就,关注其在影视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梳理其发展演变脉络,探讨其创作规律。因此,开展对影视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对于梳理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完整面貌;对于拓展影视史的研究范围,总结影视创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启迪和促进当前影视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电影小说是电影和小说两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文学与电影的双重属性,既是电影文学的重要样式,也是小说艺术的全新品类。电视小说是对电视剧或电视剧本进行文字改编和再度创作而形成的小说,它的创作模式、文体形态、本质属性等都与电影小说相似。影视小说则是为了言说的便利而对电影小说和电视小说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简称。鉴定是否为影视小说应坚持两大基本准则:一是在创作依据上必须是根据电影/电视剧本或影像文本进行的改编与再创作,二是在创作时间上必须是在影视作品拍摄过程中或摄制完成之后。只有如此才能正本清源,廓清影视小说认知上存在的误区,为维护影视小说文体形态的纯正性与独立性打下坚实基础。中国现代电影小说的生成与发展和中国现代电影以及现代小说的生成与发展紧密相连。1910年代初以周瘦鹃等为代表根据外国电影改编的“影戏小说”为我国早期电影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借鉴。而根据中国本土电影改编的电影小说的早期形态电影本事以及“影戏小说”则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1930年代以后电影小说成为“文学新品种”并得到文学界的承认,1940年代中后期电影小说更进一步成熟并开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解放后电影小说进入了缓慢的发展阶段,“十七年”电影小说在多重挤压下犹如戴着沉重枷锁的“舞者”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艺术形成的“辉煌”与“惨淡”的“舞台”上艰难“起舞”曲折前行。新时期电影小说则出现了缓慢而艰难的复苏,但并未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创作局面。1990年代以后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影像文本的电影和纸质文本的文学二者双向“合谋”的共同诱导与塑造下,这一时期的电影小说呈现出了全新的、别样的风格与特色,并推动电影小说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由于我国电视剧发展的相对落后导致电视小说的诞生比电影小说晚近七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蹒跚来迟。电视小说经历了1980年代的短暂沉寂后在九十年代迅速崛起,并由1990年代及以前的创作者文体意识懵懂、艺术水准粗陋、市场接受程度低下而逐渐走向21世纪以后的文体创作自觉、运作模式娴熟、优秀佳作叠现的成熟与繁荣阶段。电视小说以及电影小说也在新世纪逐渐取代影视文学剧本成为影视文学的“最重要类型”。在厘清电影小说与电视小说演化历程总结其发展规律并由此建立影视小说系统的生长谱系基础之上,从文体的角度深入影视小说内部探讨其文体建构的策略及其特色可以发现,影视小说既广泛借鉴了影像叙事的技巧,又充分发挥小说艺术的优长,将影像性与文学性有机结合,也因此成为影视对文学影响最为典型的代表,成为影视与文学联姻产生的“宁馨儿”。影视小说是蕴含影视基因最为丰沛、受到影视影响最为深刻、借鉴影视艺术形式最为多样、运用其相关技法最为成熟的小说文本形态。其中,被誉为“电影的灵魂”的蒙太奇作为电影最基本的镜头语言对影视小说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也最为广泛和深远。此外,影视小说借鉴影视的空间结构形式和影像视听技巧,以时空的有意错落、重置、交叉、破碎等打破情节的逻辑性与连续性,以多重空间的叠合、并置、交错等摒弃传统单一的时间线性叙事模式,凸显共时性与现时性的“空间化”叙事效果,表现出明显有别于传统小说的艺术技巧与审美特征,成为现代小说空间化的“最突出的代表”,也是影视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所具有的独异性和规定性之一。文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活动,从影视小说的外部生态场域来考察影视小说的生成与运作情况可以发现,以出版社为主体的传播媒介对影视小说的生成与发展有着枢纽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作为生产精神产品能动主体的出版社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为影视小说的繁荣既提供了重要保障又激发了不竭动力。同时,在影视小说生成链上的三大相关主体——作为影视剧生产制作主体的投资出品方、作为影视小说创作主体的改编创作者以及作为物化载体媒介主体的图书出版社中,改编创作者作为关键主体直接决定影视小说的艺术水准与市场价值,影视投资制作方则以其广泛的市场影响和强劲的资金实力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三者在遵循影视剧生产规律、小说创作规律、图书出版规律“三大规律”基础上多方联动,互融共生,以各自强大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各方资源要素参与影视小说的创作生产与营销运作,推动影视小说在新世纪迅速发展并走向全面勃兴。

张国伟^[4]（2017）在《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1899-1945）》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来是学术界的重要课题,既有的研究多倾向于从内容翻译、文本变迁、重要观点解读和图书版本等方面展开研究。但它的传播,不只是思想内容层面的传布,更有媒介的物质力量的流动。清末以来的印刷技术,经历了从雕版印刷到以铅活字印刷为主的重大变化。以铅字印刷为基础的出版活动日益受到人们的信赖,并逐渐成为新型的产业,主动参与到社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来。20世纪初叶,在马克思主义不断壮大的过程中,这些物质化的图书报刊的大量生产和传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另一种形态。本研究将借助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将研究视角放回到历史语境中,分析彼时新式传媒如何塑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群体,怎样刊载呈现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如何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着作,以及社会规则对马克思主义着作出版的影响,以此考察作为文化现象和产业形式的出版与马克思主义着作及其思想在中国传播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本论文在大量阅读、梳理1899年至1945年有关马克思主义着作书刊出版史料的基础上,重新呈现了以若干经典着作为代表的中译本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不断被引入、传播的历史过程,考察了传媒与早期思想传播者的关系,出版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影响,各种出版机构的出版发行活动,社会环境对马克思主义着作的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着作的传播影响等内容。通过对此类图书在当时中国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出版、发行、流通和阅读等一系列环节的重新呈现和分析,把对思想传播的研究转化为对图书着作的传播研究,从而探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如何形成改造社会的重要思想力量。本研究重点查阅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民国时期总书目》、《生活全国总书目》以及近几年出现的《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红藏》等资料,发现了不少以往未被注意的马克思主义着作中译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图书目录数据库。研究通过查阅相关档案,收集和统计了中译本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不同版本的定价和发行量等信息,考察了彼时出版机构为此类图书制定的出版策略,对比分析了多种马克思主义着作的营销活动。研究还同时发现,中国共产党和党的积极分子组织的出版机构在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出版活动中,已经主动运用出版产业的运作规律;上海的中小型出版机构在1930年代出版了彼时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和通俗类图书通过这些工作,本研究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着作及其内容在中国传播的不一样的图景。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并非只是单纯的图书出版流通活动,而是涉及到多种因素,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清末民初,印刷技术的改进,形成了新的出版形态,为新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准备;出版的变迁,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的形成,也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出版;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各种出版机构均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出版发行,文化追求、政治理想、商业利益等因素都发挥着作用,而上海中小型出版机构在此间表现非常活跃,出版销行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着作;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出版传播,不仅与出版行业有密切关系,还受到法律、政府规定等社会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具有的革命性思想性,经由早期图书报刊的传播和展示,在社会上形成了初步的认同。这一认同又经出版业和传媒机构的表征,在社会上逐渐产生了更深层的认同,刺激了新一轮的着作出版和传播。这些发现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参考。

胡砚捷^[5]（2017）在《北新书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成立于1925年的北新书局,前身为北京大学新潮社。作为民国时期典型的中小书局,北新书局的出版历程极具特色。此研究课题旨在从出版史的角度来探讨北新书局在近代中国出版业中的作用和影响。并希望能够通过对北新书局的研究,来展现20世纪中国出版业的多样化业内形态,及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与文化出版业发展的关系的侧面。文章绪论部分阐述了北新书局研究的现状、现存的史料,以及研究的意义和研究的思路与创新。第一章通过对史料的整理和归纳,较为详细地展现北新书局的历史发展脉络,力求还原北新书局的成立、发展、鼎盛和没落的三十年历程。第二章进一步分析北新书局出版物的类型与特点,总述了北新书局丰富多彩的出版物,并分析了北新书局新文学出版、通俗文艺出版和教育出版三种出版类型的特点。第三章透过对出版物类型与特点的分析,归纳了北新书局以李氏家族为中心的人事布局和总店与分店并举的经营管理机制两个出版经营管理特点。第四章阐释了北新书局的兴衰原因。本文认为,北新书局的兴衰发展,受到了时代更迭、社会发展、经济制约、经营决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北新书局兴起于新文化运动的兴盛,但由于社会和经济等多方制约,导致其最终走向消亡。另外,本文附录对北新书局的书目进行了详尽整理,以呈现北新书局书籍出版的全貌。

宋应离^[6]（2017）在《五十春秋铸华章 离而不休续新篇——记图书发行家郑士德》文中研究指明今年是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的日子,宋应离先生特赐稿本刊,通过对图书发行家郑士德先生生平事迹的回顾,总结他为我国图书发行事业所做的突出贡献,为新一代图书发行工作者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以此纪念新华书店80华诞。

胡晓^[7]（2016）在《学术转型视野下民国四大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现代学术机制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刊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学术相对封闭的治学方式,为学者提供了及时发表和了解研究成果的机会,亦建构了展开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的公共平台。因此,作为传播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学术期刊对学术发展的意义至关重要。民国时期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重要阶段。而促进这一时段学术迅速发展的关键就是学术期刊的创刊与出版传播。以“民国四大学术期刊”着称的《国学季刊》、《燕京学报》、《清华学报》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因及时介绍国内外学术前沿动态,刊发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学术大师而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成为彼时学术期刊中的典范。它们在创造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对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即以这四种学术期刊为考察对象,在史料爬梳的基础上,以1923-1949年为时间节点,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等方法,勾勒四种期刊的历史发展进程,比较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编辑出版主体与客体方面的异同,并追寻这四种期刊作为体现民国最高学术水平的代表,在学术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怎样影响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藉此总结四种学术期刊在期刊史和学术史上产生的作用和意义,为现代学术期刊在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能够积极主动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价值与实践借鉴。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考察四种学术期刊各自的创刊过程与基本情况的介绍。包括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创建及《国学季刊》的制度规定；燕京哈佛学社的建立及其与《燕京学报》的关系；《清华学报》的复刊过程,中央研究院及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建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创办。第二部分,论述四种学术期刊主编的学术思想及其与刊物宗旨的关系,同时,利用四种期刊作者发表文章的数量,分析比较四种期刊作者群体的分布情况、构建方式的异同,以探析围绕期刊展开的编、着学术共存之关系。论文认为,四种期刊的主编经历了从学术眼界一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上的区别于传统学术与文化的现代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引导了刊物的现代性学术方向。除了编辑群体之外,《国学季刊》比较重视以国内外在相关学术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作为作者对象,《燕京学报》倾向于发掘学术新人与培养少壮学者；《清华学报》主要以清华大学同人作为作者群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创刊前期以高校顶尖学者充实作者队伍,后期则主要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担任作者群体。四种期刊学术共同体的不同组建方式对近代学术的转型均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三部分,围绕四种学术期刊的编辑宗旨,将刊物置于现代学术分科的背景下,以文本解读为主,比较分析四种期刊各自的学术内容、传播特色的异同及其对学术转型的影响。论文认为,历史学、语言学文章在四种刊物中占有较多分量,除此之外,《国学季刊》刊发了大量金石学、古器物学的文章；《燕京学报》注重在文学和艺术学,特别是戏曲方面的研究,刊载了许多该学科的奠基之作；而侧重于社会调查,一些对改善国计民生有实际借鉴意义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章是《清华学报》所关注的重点；《史语所集刊》则结合史语所内学术研究工作,在通过调查、实验获得新资料基础上,成为近代开展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尽管四种期刊在学科领域上各有侧重,但因其文本都重视新材料的运用、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了新的视角和注重对国内外学术前沿的把握与推介,为中国学术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对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四部分,主要对四种期刊的编排版式和运营模式展开比较论述,剖析其编辑出版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发展历程。四种期刊在不拘文体格式、采用横行排版和新式标点的总体格局下,又在封面、页码、插图、索引等编排细节上显示出不同的特色。这种对期刊外部形式的变革,本身就代表了传统学术期刊的转型。同时,四种期刊在经费、印刷、发行、销售等出版各个流程中的组织与安排,也使得刊物具有了现代期刊出版市场化的雏形。第五部分,总结四种期刊在学术史和期刊史上的历史意义及对于当代学术期刊出版的启示与借鉴。

张新强^[8]（2015）在《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流通与阅读（1927-1937）》文中认为20世纪30年代,作为思想界的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国民党执政的环境中,反成为社会的“主干思潮”,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那么,还原当时文化战线上国共围绕马克思着作进行的交锋,进而探析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土壤,有助于弄清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深层思想文化因素。本文不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强求思潮与其受众之间的联系,而从书籍的出版、流通与阅读这样的传播逻辑去探寻思潮背后的负载,即以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来探寻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力:不只关注马克思着作的出版数量与种类,还要探讨谁在生产马克思书籍?原因何在?书籍出版后如何到达读者手中?读者如何吸收着作所载信息,以及如何再现学说的意义?论文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192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以中共的成立为界点,分别考察了马克思学说译介及马克思着作中译本的出版情况。第二部分,考察了1927-1937年马克思主义着作的出版情况。其中包括出版的语境、经费来源、印刷装帧,以及翻译群体、出版机构和成书状况。第三部分,探寻马克思主义着作的流通网络。着重考察在国民党的查禁之下,马克思着作何以公开或秘密地运载、买卖、传递和保存。第四部分,重现马克思主义着作的阅读世界。通过时人笔记、批注、书评,寻找阅读的痕迹和形式,以窥探读者阅读马克思着作后的收获,揭示阅读产生的意义。第五部分,通过描绘马克思学说载体的传播路线,揭示马克思主义从“符号”向“价值趋向”的演变路径。结语,论述马克思主义从学说到思潮的转变。从马克思着作的出版、流通和阅读来看,马克思学说在当时不仅是作为中共的主义而存在的,而且是作为一种可普遍运用的社会科学而大行其道的。

张敏^[9]（2015）在《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初期,随着图书馆文化的“西学东渐”、近代图书馆事业和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图书馆学期刊应运而生。1915年12月创刊的《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期刊的肇始。此后至1949年,历经初创、兴盛发展、艰难发展、复苏恢复四个发展阶段,基于学术研讨、业务交流、国际合作、阐扬传统、藏书推介、沟通读者、理念宣传等缘由,全国各地陆续创办了164种图书馆学期刊。这些期刊,在地域上集中于苏浙沪及北京、广东等地,从编辑出版主体来看,主要有公立图书馆、私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图书馆协会和学会等类型。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刊载内容较为多元:一是对中国传统文献学和目录学的传承和拓展,王献唐等文献学家对此做出卓越贡献;二是对近代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的译介与研讨,刘国钧和杜定友等由此奠定了“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的学术地位;三是记载馆史和馆务报告,开展图书馆界动态信息交流;四是向社会灌输“读书救国”理念,推介图书,指导读书方法。受经费支绌、人员短缺、受众面窄、时局动荡等因素的困扰,多数图书馆学期刊存续时间不长、刊期不稳定,发行量较小,学术影响力有限,但也有若干种典型刊物存续时间较长、编辑出版规范,相对稳定地集聚了一批学者,在图书馆学史、图书馆学期刊史、图书馆学教育史乃至民国学术史、民国报刊史等领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力。其中,最早创刊的《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是图书馆学期刊初创期的代表性刊物。《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是民国时期唯一一所图书馆专门学校主办的图书馆学期刊,呈现出鲜明的教学与科研并重、教师学生校友共同编辑的特色。北平图书馆主办的《图书季刊》是中英双语文字出版的图书馆学期刊,不仅素以高学术水准的撰稿队伍着称,也推动了国内外图书馆学的学术交流。从历史作用来看,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不仅保存了丰富的图书馆史及相关文化史的文献资源,传承了“爱国、爱馆、爱书、爱人”的图书馆精神,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学术团体的形成和图书馆学学科体制的确立。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发展历程与特点也为当代图书馆学期刊在功能指向、内容体例、优势发掘、学科传承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胡明宇^[10]（2012）在《预告、呈现、揭示 ——文学广告视角的现代文学传播研究（1915-1949）》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学界对现代文学广告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分别从不同角度系统收集、分析、整理和研究现代文学广告。对现代文学广告的关注和研究得益于学界对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视，现代文学广告是现代文学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1915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这一时间段内，刊载在报刊、图书上的文学广告的数量是十分庞杂的。不仅刊载广告的媒体丰富多样，包括了报纸、杂志和书籍本身，就报纸和杂志来看，还包括纯文学报纸/杂志、准文学报纸/杂志以及非文学报纸/杂志；刊载的内容更是风格多样，新文学作家撰写的文学广告文学意味足，书卷气浓，具有现代书话的特征，通俗文学作家撰写的文学广告通俗、直白，商业气息重；同时撰写文学广告的作家队伍的数量也十分庞大，其中不乏现代文学名家和大家。在数量如此庞杂的现代文学广告背后，存在一个共性的东西：现代文学广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现代文学发展史，凸显了一定时期内的“文学生态”。本文认为，现代文学广告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视角、是分析和揭示现代文学传播的重要渠道；透过对典型文学广告的分析，可以“再现”现代文学的发生过程。绪论部分概述了之前关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相关问题以及现代文学广告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论文的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对数量庞杂的现代文学广告的选择，本文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文学广告的选择要具有典型性，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类型之一，文学广告要能成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视角、文学广告应是分析、揭示现代文学传播的重要渠道；同时文学广告应能“再现”典型文学事件的发生过程以及“还原”特定时期的“文学生态”。其次，现代文学传播史就是传播媒介（主要是报纸、文学期刊和图书）不断出现、发展和丰富的历史；就是文学社团不断建立、新旧更替的历史；就是文学样式(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通俗文学）不断多元发展的历史；就是受众逐步接受的历史。结合本课题研究的时间概念，本文将1915年至1949年划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分别选择不同的侧重点，从文学广告的角度分析文学期刊、图书的编辑出版；分析文学社团的建立和新旧更替；分析不同文学样式多元发展的特征。顺着这一思路，本论文分为五章予以具体探讨：第一章探讨了文学环境的转型和现代文学广告产生、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文学环境的转型是促使现代文学广告出现的最直接的动力。文学广告的本质是商品广告，只不过这个商品比较特殊，文学广告是在报纸、文学期刊和书籍上出现的、以文学书刊宣传为主要内容的广告信息。作为商业行为，文学广告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有作者、读者、媒介三个方面的原因。作为一种传播行为，广告主是广告传播活动的起点，如果广告主不想做广告，广告传播行为就不会产生。文学广告的广告主是作家，准确地讲是现代职业作家，收取稿酬，以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他们是十分乐意并十分迫切地想为自己的作品做广告的，由此，文学广告产生的动力有了，文学广告传播的起点有了；如果说广告主是广告传播活动的起点，那么受众（读者）则是广告传播行为的终点和目标，作家是十分乐意并十分迫切地想为自己的作品做广告的，读者对文学广告也是有需求的；有了起点和终点，广告传播行为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还有媒介，印刷技术的革新、报馆/书局/报刊数量激增以及现代文学广告传播媒介的重要特征——多种刊物均属于同一家书局，广告资源共享和相互做广告，带来了广告信息传播的重复效应，文学广告传播效果显着提升。在简要分析文学环境的转型和文学广告“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后，第一章还概述了文学广告从“牌记”到报刊广告的发展过程；由文学大家、名家参与文学广告撰写而形成的现代文学广告的“大手笔写小广告”的重要特征以及现代出版机构的文学广告宣传。第二章从预告、呈现、揭示三个关键词出发，文章对文学广告和文学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述。本文指出，文学广告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现代文学传播层面。所谓传播，即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人类社会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从传播的社会性质而言，它又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它既是一种行为，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系统。1915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中，由于文学创作、出版的繁荣，使得文学书、刊大量面世。如何使文学书刊、文学作品顺利到达读者手中，如何在作家和读者之间建立一个共通的意义空间，文学广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文学广告预告了文学书刊、文学作品的诞生，文学广告除了对具体文学作品内容进行预告外，还对具体文学期刊的创刊和出版进行了预告。其次，文学广告所起的“预告”的功能和效果，不仅受制于预告的内容，就文学期刊的出版预告而言，更受制于文学广告刊载的渠道。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期刊出版预告刊载的渠道，对于扩大期刊和书局的声誉影响重大。第三，文学期刊上刊载的各类“社告”，包括创刊号社告、新开设栏目的社告等等，都是重要的文学广告文字，对于预告和揭示杂志的性质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文学广告的“呈现”功能而言，本文认为文学作品、文学期刊的出版预告常常以作品简介、期刊办刊宗旨为主要内容，在预告中也就“呈现”了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文学期刊的风格特色。除此之外，文学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一定时期的文学生态。本文以刊载在《文艺新闻》1931年6月8日第13号至7月13日第18号上的“用作品的名字来给作家起绰号”的广告文字为例，深入阐述文学广告是如何“呈现”一定时期文学生态的。所谓文学广告的“揭示”功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揭示”包含了“预告”和“呈现”的内容，只不过在程度上有所区别；狭义的“揭示”，则着重强调透过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的同一报纸、期刊或不同报纸、期刊关于同一个文学活动、文学事件的广告宣传文字，揭示文学活动、文学事件动态发生的过程。文章透过刊载在《生活周刊》上的《文学》创刊前后的广告，揭示了《文学》的编辑方针、内容特色以及创刊过程。第三章透过文学广告分析了1915年至1927年——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重要文学刊物的创刊（改版）以及重要文学社团的建立。本章首先分析了《新青年》杂志的创刊、编辑出版与文学广告的关系。在分析了《新青年》杂志文学广告的特色和广告营销策略的基础上，文章提出，除了从宏观层面研究《新青年》杂志广告营销策略外，从《甲寅》杂志上刊载的《新青年》广告、《新青年》创刊号“社告”以及《新青年》上刊载的《每周评论》出版广告这些“广告文本”出发，可以分别揭示《新青年》与《甲寅》月刊的关系、《新青年》的读者定位/编辑方针以及《新青年》杂志的“精英化”倾向。本章第二节以“文学研究会简章”和“文学研究会宣言”两个文学广告文本为研究对象，就文学研究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宗旨以及“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提到的“联络感情”、“增进知识”和“建立着作工会的基础”三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述。本章第三节分别以“《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小说月报》宣告本刊‘特殊色彩’”以及“《小说月报》‘预告开设故书新评专栏’”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小说月报》改革宣言”时，本文提出无论是《小说月报》革新的目的、革新的动力，还是革新的实际效果，尽管在其中有文化危机、思想危机所带来的文学“现代性”的要求，尽管有来自于新文化阵营的压力，尽管《<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对文学现代性的要求表述得非常明确，但是，《小说月报》毕竟并非如文学创作那样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产品，《小说月报》的改革，与其说是一次“文学革命”，是一种“断裂”，还不如说是一场带有商务印书馆特色的商业“拼合”。在分析“《小说月报》宣告本刊‘特殊色彩’”时，本文认为，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有着清醒的文学译介思路；国情的比附是革新时期《小说月报》译介以俄国文学为核心的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要原因。以“《小说月报》‘预告开设故书新评专栏’”为研究对象，本文还重点分析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第四章透过文学广告分析了1927年至1937年——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重要文学组织的建立、重要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以及作为现代文学“双翼”之一的通俗文学的特征。本章第一节首先从刊载于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第1卷第3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的广告文字入手，分析了左联的成立与“革命文学论争”之间的关系、分析“左联”对1930年代左翼文学创作运动所起到的很大的组织作用，“再现”了从“左联”成立到“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的全过程。本章第二节以鲁迅逝世后，刊载在各个报刊上的“《鲁迅全集》出版预告”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鲁迅全集》的出版过程。本章第三节以《红玫瑰》杂志和《紫罗兰》杂志的出版广告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一时期通俗文学的重要特征，本文认为，与“红色系列”杂志与“紫色系列”杂志有共性也有差异。共同点是立足于市民阶层；差异突出表现为：与出生于游戏小报的“红色系列”杂志不一样的是，“紫色系列”在追求趣味性和通俗性的同时，还带有较浓厚的名士作风。第五章透过文学广告分析了1937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三个十年重要报告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丛书的编辑出版以及歌剧创作、演出的复杂过程。这一时期是中国政局大变的转折时期，战争形势反转到现代文学传播特征上来看，首先是创作面貌的巨变。一方面对刚刚过去不久的“抗战文学”总结性的出版工作仍在继续，另一方面，解放区在文学上的作为越来越突出。从这一思路出发，本章三个小节分别以刊载在1937年3月10日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的以及刊载在1936年8月10日《光明》1卷5期上《中国的一日》的出版预告；刊载在1947年5月1日《文艺复兴》3卷3期上的《晨光文学丛书》出版预告以及刊载在《解放日报》1945年6月10日第2版的“鲁艺工作团演出《白毛女》”等诸多典型文学广告文本为研究对象，进行论述和分析。通过对《中国的一日》的广告文本的分析，“再现”了《中国的一日》的成书过程，分析了《中国的一日》一书对解放区《冀中一日》的影响以及《中国的一日》对抗战时期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的热潮的直接影响；从《晨光文学丛书》的广告入手，分析文学广告与丛书成书过程，并将《晨光文学丛书》广告宣传与之前的《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广告宣传放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分析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不同时期《解放日报》刊载的歌剧《白毛女》的演出预告，力图“再现”歌剧《白毛女》创作、演出的复杂过程。结语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对本课题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二、本刊发行部售书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本刊发行部售书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三大儿童期刊之《福幼报》（Happy Childhood Magazine，1915-1951）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良友文学广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1899-1945）（论文提纲范文）

（5）北新书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五十春秋铸华章 离而不休续新篇——记图书发行家郑士德（论文提纲范文）

（7）学术转型视野下民国四大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流通与阅读（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预告、呈现、揭示 ——文学广告视角的现代文学传播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四、本刊发行部售书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三大儿童期刊之《福幼报》（Happy Childhood Magazine，1915-1951）研究[D]. 龙艳芸.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2]良友文学广告研究[D]. 郑明明. 广西大学, 2018(01)
• [3]纸上的光影：中国影视小说研究（1920-2010）[D]. 黄勇军. 兰州大学, 2018(10)
• [4]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1899-1945）[D]. 张国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5]北新书局研究[D]. 胡砚捷.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1)
• [6]五十春秋铸华章 离而不休续新篇——记图书发行家郑士德[J]. 宋应离. 出版发行研究, 2017(01)
• [7]学术转型视野下民国四大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D]. 胡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8]马克思主义着作在中国的出版、流通与阅读（1927-1937）[D]. 张新强. 中共中央党校, 2015(01)
• [9]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研究[D]. 张敏. 苏州大学, 2015(11)
• [10]预告、呈现、揭示 ——文学广告视角的现代文学传播研究（1915-1949）[D]. 胡明宇. 苏州大学,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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