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中后期德国的统一

一、试论19世纪中后期德意志的统一（论文文献综述）

刘原媛^[1]（2021）在《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美国对1990年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在假定德国统一是由两个德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和民族情感等内因决定的基础上,通过研究随德国统一而来的德国联盟归属、主权恢复和四大战胜国权利终结等问题的解决,来考察美国在德国统一外部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作为二战后西方阵营的领导者,美国始终从国家利益和联盟战略出发看待德国统一问题,将德国的分裂与统一作为管理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抓手。美国支持德国1990年统一既是对二战后联邦德国追随美西方联盟进行民主化改造并对抗苏联的回报,又为美国在1990年代初欧洲局势突变之际维持对欧影响、延续北约在欧存在提供了机会。在围绕德国统一问题的博弈中,美国通过稳住苏联、力挺德国、约束英法,推动了德国统一外部进程的发展,对德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实现统一、恢复完全主权并继续留在北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绪论阐明了研究课题对理解美德关系、跨大西洋联盟和冷战终结的意义。第一章点出了国际政治中“德国问题”的内涵,梳理了二战后美国一手策划德国分裂的始末。第二章回顾了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态度,即原则、口头支持统一,实则奉行实用主义。第三章到第五章分阶段考察布什政府围绕1990年德国统一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并通过分析德国统一的国际影响来评估美国的政策效果。第三章分析1989年初冷战氛围开始消解的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的“观望政策”和“护持政策”,这一时期美国鼓励联邦德国政府扛起统一大旗,并护持科尔的“十点纲领”既契合西方联盟的战略需要又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第四章重点分析了1990年初美国实行的“推动政策”和统一谈判开启后的“配合政策”,这期间美国提出了解决统一外部问题的“2+4”谈判框架,领导北约进行战略转型,照顾了苏联的安全关切,为苏德谈判获得突破奠定了基础。第五章论述德国统一对德美关系、北约发展、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美关系的影响,认为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部分实现了预期。第六章综述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作用,并借助国际关系理论解读“德国问题”的解决。

刘涛^[2]（2021）在《近代早期英国皇家矿业公司的建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皇家矿业公司建立于都铎王朝中后期。这一时期是英国近代矿业的发端时期,该公司则是英国近代第一家合股性质的矿业公司,因而值得关注。1561年伊丽莎白一世与约翰·斯特恩伯格和托马斯·图兰达成多方契据,这份多方契据规定他们在英格兰专门成立一个从事矿业生产的企业,标志皇家矿业公司建立的开始。约翰·斯特恩伯格在1564年离开英国后,托马斯·图兰选择丹尼尔·霍赫施泰特成为了新的合伙人。在筹备公司建立过程中,由于地产纠纷,受到了诺森伯兰伯爵的干扰。1567年伊丽莎白一世将诺森伯兰伯爵告上法庭,最终王室法庭判伊丽莎白一世胜诉。这位皇家矿业公司的建立扫清了最后的障碍。1568年伊丽莎白一世授予皇家矿业公司第一份特许状,这份特许状赋予了皇家矿业公司以法人地位,标志皇家矿业公司成为了英国在矿业领域的第一家具有合股公司性质的特许公司。探讨皇家矿业公司的建立,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英国近代采矿业的发展,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近代英国合股公司的起源乃至英国经济社会转型,从而进一步理解近代英国采矿业的现代化过程。目前,国外有关皇家矿业公司建立的问题研究的成果较多,而国内尚未见到到有学者专门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通过解读关于皇家矿业公司建立过程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尝试对皇家矿业公司的建立问题展开研究。论文主要由绪论、论文主题和结语三大部分构成。其中,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依据,即皇家矿业公司的建立;同时对涉及的皇家矿业公司、合股公司、法人和特许状等关键词及核心术语进行了介绍。在整理国内外关于皇家矿业公司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介绍相关的原始文献包括伊丽莎白一世授予皇家矿业公司的特许状,英国国务文件以及和皇家矿业公司建立有关的判例等相关文献。此外,还介绍了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文献研究法以及经济-社会史研究方法。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探讨了皇家矿业公司建立的时代背景和英国采矿业发展的基本状况。第二章从多方契约、矿业案和特许状三个方面深入理解和把握皇家矿业公司建立的过程,主要探讨皇家矿业公司的建立。第三章主要借助相关原始文献对皇家矿业公司的组织方式进行梳理,明确皇家矿业公司是英国近代第一家合股性质的矿业公司的历史地位。第四章主要讨论皇家矿业公司建立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皇家矿业公司作为一家企业,首要目的是赚取经济利益。同时皇家矿业公司从事采矿活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近代采矿业的现代化。此外,皇家矿业公司的建立对英国特许公司制度和经济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语部分主要对皇家矿业公司的建立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明确皇家矿业公司作为英国近代第一家合股性质的矿业公司的历史地位。皇家矿业公司的建立离不开伊丽莎白一世和英国都铎王朝时期中产层级官僚的支持,也离不开来自德意志地区的矿业工人和技术专家的帮助。皇家矿业公司的建立促进了英国近代采矿业的发展和采矿业的现代化。同时,其采矿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

次春雷^[3]（2020）在《从压制到奠基：中世纪基督教之于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较为复杂,呈现出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窒息了古希腊罗马体育的薪火传承;另一方面又奠基了近现代体育发展的雏形。破解这一“双重效应”谜题的钥匙主要有两把:一是中世纪前后欧洲精神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运动;二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历史运动。因此,长期以来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倍受学界争议,不仅使之成为一项经典课题,又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任务。本文立足上述两方面影响,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线索如下:一、中世纪基督教与体育发展之间关系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这种关系实际是宗教与体育之间关系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环节。其逻辑形态主要体现为:原始宗教与原始体育之间具有的内在关联;古希腊崇拜健与美的宗教特质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原型;古罗马宗教的多神形态与角斗竞技文化的形成;基督教国教化之后,迫使古代奥运会、角斗竞技两大体育赛会双双覆灭。二、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欧洲古代传统体育具有显性的压制影响。这是上述“双重效应”的第一个方面,也是最为明显的方面,成为了众多研究者的共识。这种压制影响,主要体现在早期基督教的生命观与身体观所确立的灵肉二元分裂的基础性观念;促使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禁欲生活对体育活动的全面排斥;从而导致中世纪竞技体育全面衰退、学校体育领域空白、民间体育发展严重受阻的历史现实。三、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欧洲近现代体育具有隐性的奠基影响。这是上述“双重效应”的第二个方面,是隐蔽的方面、需要深入考察的方面,也是多数学者未曾系统剖析的方面。基督教的唯灵主义与生命观的超越特质是这一效应的精神基础;中世纪骑士比武大赛隐蔽传承着竞技体育的文化形态;经院哲学与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为体育发展奠定了理性基础;中世纪中后期城乡体育的崛起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潮促使中世纪体育观念再生。四、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蜕变促进了体育人文价值观的形成。宗教改革形成的“灵肉一致”观根本动摇了禁欲主义身体观;“灵肉一致”观的深化加速了体育人文价值观的形成;宗教改革运动促进了民族意识,并孕育了公民体育权;以及形成的“健康身体”观引导体育回归教育领域。五、中世纪基督教对体育发展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灵肉二元分裂与和解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与体育发展关系的历史运动主线;对体育所形成的“双重效应”,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近现代体育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揭示宗教和现代体育之间依然普遍存在的现象与联系,这些启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史鉴意义。

陆帅^[4]（2020）在《第二国际破产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 ——以《巴塞尔宣言》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是第二国际建立与活跃的时期。也正是在此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转而迈入垄断阶段,并不断发展成熟。其具体表现为:经济上,资本主义生产力飞速发展,垄断结构形成;政治上,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资产阶级统治逐渐加强;社会结构上,欧洲各国阶级构成发生剧烈变化,分化与融合并存;外交上,近代民族国家与国际格局的雏形逐渐建立等。这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批判理论提出了新挑战。第二国际接过第一国际的历史接力棒,一方面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建立政党,探索议会斗争道路,壮大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规模,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另一方面,第二国际也深受资本主义时代因素变化的影响,在组织运作、党际交往、革命前途等方面出现了诸多矛盾与分歧,最终在一战的危机面前崩溃。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代表的左派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中、右派,面对《巴塞尔宣言》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将社会主义道路导向不同的历史方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由此发生历史分野。本文以第二国际的最后一份大会决议——《巴塞尔宣言》作为切入点,结合第二国际所面临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变化,分析《巴塞尔宣言》无法执行的原因,揭示第二国际破产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本文在肯定第二国际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基础上,指出第二国际在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问题中存在的困难与局限,以期进一步深化关于第二国际的研究。

吴万库^[5]（2020）在《“生源论”与十九世纪末美国主要史学流派研究》文中认为19世纪末美国史学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转向,一方面是史学从哲学和文学领域中分离出来,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被建立起来;另外一方面,新兴的专业史学在摒弃清教浪漫史观时,转而借助“科学”来树立其权威性与合法性,使美国史学呈现出“专业化”与“科学化”并重的局面。在美国专业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被称为“生源论”（Germ Theory）的科学史学曾风行一时,它借助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改造后的“兰克形象”,来追溯民族发展、制度成长和因果联系,并与不同的“源”相结合,使生源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条顿生源论”“帝国学派”“边疆论”“海权论”。因此,从生源论的视角重塑这些主要史学流派,把它们置于共同的时空语境中分析它们的生成、互动及其影响,不仅可以看到它们内部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还可以洞悉时代思潮对史家治史的塑造作用,以及史家个体经验（包括地域、阶级、偏好等）对历史表述的影响。

向婧瑜^[6]（2020）在《波罗的海三省俄罗斯化研究（1855-189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世纪,波罗的海东岸的三个省即利夫兰、埃斯特兰和库尔兰,相继被俄国兼并,但一直以来由当地的德意志人实行自治统治。19世纪下半叶,波罗的海三省传统的自治权遭到俄国公众与政府的普遍质疑,沙皇俄国开始推行俄罗斯化,试图将波罗的海三省融入俄国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结构之中,以加强沙皇俄国对该地区的统治。本文主要研究19世纪下半叶俄国对波罗的海三省实施的俄罗斯化,包括行政、司法与文化三方面的具体措施,影响俄国政府对波罗的海三省推行俄罗斯化的主要因素,当地居民对俄罗斯化的抵制,以及对波罗的海三省俄罗斯化的评价。正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波罗的海三省俄罗斯化的缘起（1700-1854）。在波罗的海三省,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为统治阶层,拉脱维亚人与爱沙尼亚人则是任人宰割的被统治者。18世纪时,俄国通过与瑞典的北方大战以及第三次瓜分波兰-立陶宛联邦,正式确立了对波罗的海三省的统治。同时,俄国沙皇授予波罗的海三省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得到历任沙皇的肯定,直到亚历山大三世。在19世纪中期以前沙皇俄国对波罗的海三省进行的几次重要改革尝试,可视为19世纪下半叶波罗的海三省俄罗斯化的前奏。第二部分重点论述波罗的海三省的行政与司法俄罗斯化。推动沙皇俄国开始对波罗的海三省进行俄罗斯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1863年波兰民族起义的刺激;二是俄罗斯人与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之间就“波罗的海三省自治权”问题的激烈论战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三是波罗的海三省民众向沙皇发起请求改革的请愿,这为俄国加强集权统治提供了良机。波罗的海三省行政管理的俄罗斯化主要包括农民管理、市政机构、警察机构等诸多方面。除此之外,沙皇俄国也按照1864年《司法条例》对波罗的海三省的司法制度进行了俄罗斯化改革。第三部分聚焦于论述俄国政府在波罗的海三省推行的文化俄罗斯化。波罗的海三省德意志化的威胁加剧、波别多诺斯采夫等主要官员的积极推动以及波罗的海三省频繁发生动乱引起俄国的特别关注,是影响亚历山大三世大力实施文化俄罗斯化的主要因素。就文化俄罗斯化而言,亚历山大三世主要在语言、教育和宗教三个领域集中推行了俄罗斯化政策。第四部分探讨波罗的海三省居民对俄罗斯化的抵制。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试图通过关闭学校、建立家庭教学圈、发展波罗的海德意志民族主义以及逃离波罗的海地区等措施来减轻俄罗斯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保护德意志文化。拉脱维亚人与爱沙尼亚人在面对强制推行的文化俄罗斯化时,反应略有不同。相较之下,拉脱维亚人普遍对民族未来拥有比爱沙尼亚人更强的自信,他们通过积极发展拉脱维亚民族文化,减轻文化俄罗斯化所造成的损害。而爱沙尼亚人则经历了从民族悲观到民族自信的发展过程。起初爱沙尼亚知识分子和大众纷纷对其民族文化丧失信心,20世纪初爱沙尼亚人重新燃起对民族未来的期望,于是开始采取行动以反抗文化俄罗斯化。第五部分主要对波罗的海三省的俄罗斯化进行评价。第一,俄罗斯化政策是失败的,未达到俄国政府的预期目标。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首先,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相当温和,为波罗的海三省各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其次,到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波罗的海三省的发展程度已相当高,不会轻易被俄罗斯文化所同化;再者,俄国官僚机构庞大,办事效率低,致使各项俄罗斯化改革法案出台较为缓慢;此外,俄国在波罗的海三省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既不系统也不彻底,影响了实施成效.第二,波罗的海三省的俄罗斯化产生了一些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波罗的海三省的社会结构,削弱了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三省的特殊权利与统治地位,提高了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地位。另一方面,俄罗斯化进一步激化了沙皇俄国的社会矛盾,使波罗的海三省日渐发展成为抵制沙皇专制统治的温床。

曹晋彰^[7]（2019）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完成了概念启蒙和边界探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基本问题的追索和基础理论的构建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产业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上仍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实践与操作层面的“怎么做”,文化产业研究还应更加关注历史与逻辑层面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价值与合法性层面的“为什么”问题。文化生产理论构成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首先,文化产业是人类文化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和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对于文化生产的探究更具普遍性和基础性;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对于文化生产问题的诸多理论探索,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学术资源。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为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契入点,将有助于强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合法性、推动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所谓“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是指,那些主要产生或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有关文化生产问题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话语形式。其外延在时间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在空间上则涉及德法英美等多个理论传统,因此很难确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仍然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事件把握其轮廓,第一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第二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化主义”的兴盛,第三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与“后现代”的到来。在内涵方面,“文化生产”既可以指“文化的生产”,也可以指“文化性的生产”。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多将“文化”当作一个“实体”,因而所谓文化生产就指“文化的生产”;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理论则将“文化”当成一个观念,因而文化生产主要指“文化性的生产”,包含所有产生“意义”的行为和过程。严格来说,“文化的生产”是“文化性的生产”的一个特例。另外,文化生产还代表了一种与传统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对立的文化观察方式,即“从生产视角来看文化”。“文化生产”或“以生产视角看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统论题和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多具有“碎片”性质,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理论”,但是他们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却开启了对于文化之“生产性”问题的严肃经济学讨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成熟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文化问题上,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二十世纪西方诸多文化生产理论的共同方法源头,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文化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理论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文化之自主性的反驳。有必要通过对文化的观念史反思,去揭示文化自主性神话的历史性,从而为文化祛魅,为构建文化生产理论扫清障碍。然而,文化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艺术自律性”观念,艺术是现代文化概念的核心对象和重要原型,“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史前史”。主流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仍将艺术当成一个自然之物,对艺术概念不加反思、不加批判地使用,已经成为理解艺术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先对艺术展开一番观念史反思,从而把握艺术自律性的历史形成原理及其影响。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取得了独立,其次在启蒙运动背景下诞生了古典美学,最后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艺术逐渐走向神话,从而奠定了我们当前的艺术观念。当然,艺术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也不断遭到攻击和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派和艺术理论上的分析美学。文化的观念史远比艺术更为复杂。现代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自反性。现代文化概念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现代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一空间框架之中形成的,尤其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文化还是为了应对宗教衰落而发起的各种现代神话制造运动的产物,文化是一种现代神话,体现了人类深处对于神话的需求和依赖。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对于人类神话的哲学反思,为理解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等,则将这种神话思维转化为了一种文化观察方法,为破解文化神话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文化概念本身即是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之理论反思的结果。文化观念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文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历史。总体来看,二十世纪的文化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900-1950）、发展期（1950-1980）和拓展期（1980-2000）。1950年前后开始的有意识的文化理论系统构建,包含三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分别是来源于德国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批判理论、脱胎于英国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以及混合了中欧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符号学和法国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联系三股潮流的重要纽带,也是贯穿文化理论发展始终一种主线。三股潮流在1980年代之后趋于融合,共同消解于“后现代主义”的新情境之中。文化理论开始被运用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文化”开始逐渐占据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中心位置。在此过程中,“生产”也逐渐从文化理论的一种边缘视角,转变成为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方法取向。文化生产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伴随着整个文化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当前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或者说以生产视角进行的文化研究,包含了四个学科传统或四条主要路径,即社会学路径、历史学路径、传播学路径以及经济学路径。像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至二十世纪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学术传统;虽然它们都对文化问题有所讨论、也为文化理论的生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是文化却几乎总是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文化要么被纯化为代表古老神圣价值的抽象标签,要么被泛化为囊括所有“人造物”的巨大口袋,要么被简化为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之上无足轻重的附属物。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理论的拓展为传统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涌现出了诸多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研究。不同于各种人文主义或经济主义式的传统文化研究,新的文化研究以“生产视角”和“历史视角”来严肃地看待文化。1900年前后的大约一百年是人类文化生产急剧产业化的阶段,文化生产在技术形态、传播媒介、市场受众、产业组织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个剧烈变革转型的回应。在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家之中,尤以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埃德加·莫兰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四位最为重要,他们分别代表了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即技术视角、大众视角、组织视角和权力视角。其中,本雅明的切入点是生产技术,可实现高效生产的机械复制技术成为主导,这是文化生产转向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条件,构成了现代文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威廉斯的切入点是逐渐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是由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重要文化变革,是现代文化生产的主要呈现形式;莫兰的切入点则是产业组织,伴随着市场框架内日益加强的专业化、资本化和组织化,生产与创造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生产创造的辩证法成为现代文化生产的核心矛盾;布尔迪厄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象征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文化生产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象征炼金术的揭露,布尔迪厄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方法源头、观念前提、理论语境以及文化生产研究的四种路径和四重视角的系统梳理,可以得出: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生产理论的重要方法基础,也应是人们观察文化的基本视角;第二,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原理,在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神话的矛盾关系;第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视角,可以对文化之历史进行重述,并为西方文化生产的历史演进制定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第四,现代文化产业既是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也是一种高效的神话制造机制;最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可为当前的文化产业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马红邑^[8]（2019）在《19世纪民族主义的两种转向》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任务。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中,中国效法求师的思想资源却处于混乱衰败乃至“恶化”的状态。现代政治的要素包括完善的宪政制度、公正独立的司法体制、广泛的代议制以及支撑这一套体系的政治文化系统,它是西方现代国家政治演化的结果。中国大规模学习西方思想的时机处在19世纪末,但此时西方各国的主流社会思潮、政治思想乃至理论是否能够解释现代政治制度的成因并有助于建构现代国家尚为一个重要疑问。民族主义作为19世纪发展最迅速、扩散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政治理论和社会思潮,在不同的国家与丰富多元的政治价值和理论相结合,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诉求,并且对各国的政治实践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而言,民族主义相关的思想更是影响深远。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成熟乃至变异充分展现了此时西学的复杂和嬗变。概括地说,进入19世纪,民族主义经历了从自由、普世、人道的精神向特殊、排他和竞争方向的转变。通过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潮的整合,民族主义思想携带诸多崇尚暴力和解构性质的负面理论,塑造了西方人乃至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给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和后发国家的现代建构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本文以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为研究对象,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为参照,梳理民族主义思想在19世纪发生的两种转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转向,并总结民族主义在思想领域的两种转向对后发国家所造成的思想后果和政治影响。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族主义相关的思想理论也一直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系列政治变革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但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和它与各种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使国人在处理民族问题和现代国家建构时充满了各种矛盾。因此,从中国立场出发,以思想史的角度梳理民族主义在19世纪发生的两种转向为我们反思近代西方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视角,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价值。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包括的三种类型,它们分别与三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有关。正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民族主义思想渐次显现了它的三重核心要素:自由、平等（公民权）、民族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这些核心要素构成了民族主义思想和理论长盛不衰的基本所在,不同要素的权重不同分别构成了三种民族主义类型:自由-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最早的民族国家——英国的现代国家的建构历程是构成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最坚实的事实基础。英国国家建构历程和政治特点构成了其他国家学习和效法的根源。法国、德国受英国的激励,以民族自由为诉求,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分别发展出公民共和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导向的民族主义。尽管侧重点不同,但英、法、德三个主要欧洲国家在19世纪之前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共同的思想特征: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世界主义的特点。面对法国的侵略和四分五裂的疆土,受浪漫主义熏陶的德国思想家走上了反对启蒙理性的民族主义道路。在现代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德国的民族主义经历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过渡,实现了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转向。19世纪,民族主义逐渐向国家主义转向,主要体现为德国思想家的国家主义倾向,以及这种倾向与德国统一历程的相互关系。德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国家主义路线与其自身分裂的历史状况有关。德国民族主义者通常也是国家主义者,他们主张国家统领政治生活,国家是个人和民族使命的唯一载体,只有在国家中才可能实现个体自由,个人自由与民族使命相一致才符合自由的绝对精神。国家在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历史学派对民族、国家伦理属性的历史主义论证。历史学派反对空洞无物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认同黑格尔关于国家具有伦理性和道德性的思想。他们普遍认为政治权力（国家）是历史发展的核心,同时也是历史研究的核心。他们继承了康德和费希特的传统,将国家抽象为文明和秩序的载体,将实现秩序和文明发展的重担交给了国家,从而为国家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历史主义学派置国家冲突于研究的中心,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加之它与德国政坛密切的互动,造成了德国现代民主制度的坎坷。但在这种语境下,国家具有伦理价值,抽象的国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迅速聚集起国民的效忠与奉献,从而迎合了大众时代的政治热情,促进了民族共同体的巩固。19世纪末期,国家权力本身成长为国家正当性的理由,不再依托于国家的道德属性,更加恶化了这种民族主义类型。较于英、法那种具有共和自由精神的民族主义类型,国家民族主义类型更吸引亟待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后发社会的效仿。民族主义不仅在后发国家那里产生了国家主义转向,在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先发国家那里也出现了重大转向。19世纪英国的社会环境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影响,政府、社会、个人及其互动关系等核心问题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功利主义运动的实践使自由主义的基础在19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有机体理论本身是受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论影响,是将社会共同体与生物体类比的产物。功利主义哲学与“社会有机体理论”和“进化论”的奇妙融合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它的思想与实践,使“进化”、“物竞天择”进入到民族主义话语。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迅速蔓延,英美主流的自由民族主义完成了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转变。西方主流民族主义理论的核心理据从自由权利过渡到“力本论”,它主张在民族国家内部反对政府干预,将政府的道德责任剥离,把职能限定在提供竞争秩序的层面,主张放弃对弱势群体的帮助,通过鼓励公民的全面竞争而实现社会整体和个人的“进步”。在这个层面上,自由主义因为放弃了古典人道主义的传统叙事,通过功利主义论证个人自由而站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边。在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中,民族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各民族因其文化、历史、禀赋的不同而处在不同的生态位,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国际社会理应由高等级的文明领导。同时,判断文明高低的标准抛弃了伦理道德的评价,聚焦于实力本身是否强大。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在这一时期十分活跃。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国家主义也产生了亲密的联系,共同营造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优胜劣汰”的斗争气氛。西方国家由于奉行这些原则,在内部发生了资本主义的道德危机,在国际政治层面则大大恶化了中国等后发现代国家的外部环境。民族主义的两种转向是它与两种思想传统深度结合、在不同政治历程中发展的结果。民族主义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本身蕴含着多重属性——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普世价值与传统文化的张力等。过分强调它的单一侧面,很容易造成思想的失衡: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等就是这种失衡的结果。处在古今之变的中国人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种失衡的民族国家观和世界观,严复对自由的矛盾性认识、对《天演论》的解释,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赞扬和鼓吹等都是它的表现。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探索现代国家建构走过了十分艰辛的道路,只有重新梳理和反思西方思想,对民族主义以及相关的政治思想做鞭辟入里的批判,方可提高对西学的批判能力,进而在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方面排除误解。中国传统文化在自身历史传统中的支撑性作用难以取代,现代政治价值需要与传统资源有效结合才能形成适合中国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对当代学人而言,努力建构既符合人类文明的普世性价值,又深植自身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正是今日时代的命题。

杨松^[9]（2019）在《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起源于英国的现代体育运动,在漫长而又复杂的19世纪,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载体,伴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而散播到整个帝国范围内,是英帝国历史上最普遍、最持久的主题之一。本文旨在考察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它在帝国传播的历史。笔者立足于历史学和体育学等学科视角,在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以体育运动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英国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的转型与发展,勾勒体育运动在英帝国的传播并对其阶段特征与传播动力给予分析,梳理体育运动传播的具体路径,着重探讨体育运动的传播对英国民族观念以及帝国主义的影响,最后,从国际史角度审视帝国殖民地与欧美国家对英国体育运动在传播过程中的抵抗与博弈。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正文包括五章内容。第一章主要论述英国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的转型与发展。工业革命以前,体育运动已广泛分布于英国,不仅植根于封建王室,而且依附于宗教庆典,弥漫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漫长的时代更迭中,英国体育运动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血腥残忍、野蛮无序、赌博性强且在整体上呈现出阶层分化和等级性的特点。伴随着英国工业经济的扩张与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促进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使传统体育运动在工业化过程中开始向规范化、秩序化和文明化转型。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发明、交通变革、工人休闲时间的增多与实际工资的提高以及商业化等广泛影响,进一步推动了现代体育的发展,使体育运动成为英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为它在英帝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章从整体上考察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传播的历史。从英国体育横向与纵向发展阶段看,传统体育向现代化的转型、发展与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几乎同步向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体育运动伴随着英国的文化扩张与殖民统治扩散至帝国各个殖民地。从时间上看,在19世纪以前,体育运动的扩散属于不自觉的传播阶段,主要以迁移到殖民地的英国移民为主,保持的“英格兰属性”发挥了主要作用。进入19世纪后,体育运动的传播则日益发展为帝国统治者的行为,传播力度大、范围辽阔、目的性强,英国诸多体育运动逐渐成为世界性的运动项目。体育运动在英帝国的传播具有多方面动力因素,既包含现代体育自身的内源性动力,又受到英帝国对外扩张的驱动,以及基于“白人优势理论”所阐发的帝国殖民者的“文明使命”。第三章阐述现代体育在英帝国传播的具体路径。首先是发端于英国公学的体育运动,它是维多利亚时代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关键部分,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仿照公学模式建立的学校同样以体育为课程内容,促进了体育在殖民地社会的传播。其次,以“强健派基督徒”为主的英国宗教,他们在向殖民者传播福音与帝国意识形态过程中,借助体育运动进行布道,逐渐形成四种传播模式,推进了英国体育运动的扩散。最后,是英国军队对体育运动的传播。19世纪中后期,军事体育的发展使帝国守卫者可以将体育带到帝国各个殖民地,不仅作为娱乐休闲,而且作为军事训练体系普遍存在,在一些战略要地和港口城市,英国军队的传播作用更为明显。它们是英国人在殖民地建立文化霸权,控制并稳定帝国秩序的主要工具,对于维持英帝国影响力至关重要。第四章着重探讨现代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中的影响。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载体之一,现代体育的传播与扩散在英国民族观念以及帝国主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视为一种道德隐喻、政治象征和文化纽带,是英帝国主要的精神输出。对英国而言,体育运动是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来源,铸就了“英国人”共有的身份,有助于“英国性”的塑造,至19世纪末已成为英国“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帝国,体育运动被认为是帝国的重要基石,在军事意义与行政管理上培养了殖民世界的未来长官,确保并维持了帝国的对外扩张和空前强盛;此外,体育运动是使英帝国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具有关键性的文化要素,它建构起英帝国观念,联结起散居在海外的英国人,以体育运动作为帝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纽带,有助于加强彼此的凝聚与团结。第五章则审视了体育运动在英帝国传播过程中遇到殖民地的抵抗运动以及与西方大国间的博弈。在英帝国秩序内部,基于民族主义与非殖民化的广阔背景,爱尔兰创建盖尔运动协会的直接目的就是抵抗英国体育的传播与文化侵略,以配合爱尔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印度则使英国体育实现“本土化”,将它当作一种非暴力手段挑战英国人并与统治者相竞争。澳大利亚更多将体育运动充当为与母国调解的工具和表现民族意识的方式,以摆脱英国人看待他们伪善与施恩的态度。它们是殖民地社会反抗英国统治的代表,通过抵制体育运动的途径来实现民族独立或寻求国家自治。从世界范围看,欧洲殖民国家中的法国与德国将体育看作是权力管制与争夺的场域之一,对体育运动的参与隐含着浓烈的政治化色彩;在大西洋彼岸,经历南北战争及镀金时代的美国人则排斥具有象征性地英国板球并建构起棒球运动的神话,以尝试建立美国文化霸权。现代体育运动是英国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在帝国的传播与文化扩张具有密切联系,在英帝国殖民统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启发式工具和视角,以英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为观察视域,可以看做是一种研究英帝国史的新思路,在现有基础上推进对相关历史的认识,丰富历史学科的整体研究。此外,对相关史料的全面搜集、深度挖掘和详细分析,可以为英帝国史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史料资源。

匡洁^[10]（2019）在《德国人旅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以1949年以来的游记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游记是旅行者对亲身旅行经历的描写与记录,涉及旅行者的空间位移与文化位移,是建构他者形象的重要载体。作为面向大众的读物,游记可以反映普通民众的文化潜意识。因此,游记视角下德国的中国形象研究可以揭示德国普通大众对中国的期待与诉求。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里,旅华游记构成了德国人对华认知的主要渠道之一。首先来华的旅行者主要是受中国政府官方邀请的德国人。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大众旅行掀起了普通德国人的旅华热潮,此间出版的旅华游记是德国人旅华游记中的一个繁荣时期。因此,本文选取1949年以来不同阶段来华德国人的旅华游记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与方法,旨在从来华德国人零散的中国话语中总结出典型的中国形象类型,并挖掘其形成、演变的原因。第一章梳理与归纳1949年以来的德国人旅华游记。本文将“德国人旅华游记”界定为“德国旅行者对亲身旅华经历的记录,涵盖旅行描写、旅行报道、旅行日记、旅行考察报告等多种本文类型”,并收集了80本1949年以来的德国人旅华游记。随着1949年以来中德关系的发展变化,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德国人旅华阶段:1、1949年至中西德建交前,2、中西德建交至20世纪80年代初,3、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德国人旅华游记的创作主体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第一阶段以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官方旅行者为主,第二阶段以联邦德国的官方旅行者为主,第三阶段以旅游或一般工作等原因来华的联邦德国旅行者为主。从作者性别上看,大多数为男性,仅有少量女性。第二章涉及新中国成立后来华德国人建构中国形象的历史背景。通过梳理与综述中世纪至地理大发现时期、启蒙运动早期、启蒙运动中后期至一战、一战后至1949年四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形象,可以发现,从中世纪至1949年,德国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变化过程,中国形象始终作为他者参与德国的发展,是德国文化的自我投射。第三章以1949年至中西德建交前的德国人旅华游记为研究对象,归纳与分析来华德国人建构的中国形象。这一时期来华的民主德国旅行者与一些联邦德国旅行者构成“颂华派”,积极赞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人的勤奋与道德、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与文化教育的普及化,而另一些联邦德国旅行者则作为“贬华派”批判北京的单调统一、上海的衰落、中国人着装与思想的统一化以及工农业建设的落后等。这些旅行者在中国都仅停留数周,因此,他们未能通过中国旅行检验和反思自己所持有的固有观点,反而是强化了原有认知。第四章以中西德建交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德国人旅华游记为研究对象,归纳与分析来华德国人建构的中国形象。这一时期来华的联邦德国旅行者依然主要聚焦于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常用双重眼光观察与评价中国并试图反思自我的认知能力,建构了多元、矛盾和混杂的中国形象。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分析中国的“现代化”与“自力更生”政策,观察中国人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试图证明变革中的中国不是联邦德国的威胁,而是联邦德国的合作伙伴。第五章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德国人旅华游记为研究对象,归纳与分析来华德国人建构的中国形象。这一时期因旅游或一般工作等原因等来华的联邦德国旅行者基本不再以考察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为重心,对中国的民主与人权、经济发展与教育现状仅有少量描写。他们大多渴望远离都市化的北京与上海,向往遥远的中国小城,期待在与中国的相遇中重新发现自我、实现自我,他们想要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与中国的文化习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不是汉学家也不是中国文化研究者,只是短期来华旅行的游客,因而他们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描写大多基于有限的个体化体验,常常未能进行深度的文化阐释。国家关系、旅行者的身份与兴趣、旅华时间的长短、德国大众的期待视野等诸多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1949年以来不同时期来华德国人对中国的感知、体验和理解。他们观察与描写中国的目的仍在于德国自身,期待从中国找到可以佐证或实现自身政治理想、社会期待与个人愿望的事物。纵向来看,他们从用中国的发展状况证明本国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转向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满足自身的猎奇心理,用遥远的中国满足自我逃离现实、重新认识自我的需要,西方现代性的自我确认则始终影响不同时期来华德国人对中国是否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评价。上述研究既可以挖掘、理清1949年以来德国人旅华游记的书目、作者及其旅华时间,开辟新的一手资料,又可以通过亲历者的中国观察、描写与评价,考察1949年以来不同阶段德国人关注中国的视角及其背后隐藏的期待与诉求,对推动中德跨文化交流与理解具有现实意义。

二、试论19世纪中后期德意志的统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19世纪中后期德意志的统一（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早期英国皇家矿业公司的建立（论文提纲范文）

（3）从压制到奠基：中世纪基督教之于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第二国际破产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 ——以《巴塞尔宣言》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生源论”与十九世纪末美国主要史学流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波罗的海三省俄罗斯化研究（1855-1894）（论文提纲范文）

（7）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19世纪民族主义的两种转向（论文提纲范文）

（9）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德国人旅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以1949年以来的游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19世纪中后期德意志的统一（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D]. 刘原媛. 外交学院, 2021(10)
• [2]近代早期英国皇家矿业公司的建立[D]. 刘涛.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0)
• [3]从压制到奠基：中世纪基督教之于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D]. 次春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第二国际破产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 ——以《巴塞尔宣言》为视角[D]. 陆帅.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4)
• [5]“生源论”与十九世纪末美国主要史学流派研究[D]. 吴万库.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6]波罗的海三省俄罗斯化研究（1855-1894）[D]. 向婧瑜.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7]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D]. 曹晋彰. 山东大学, 2019(02)
• [8]19世纪民族主义的两种转向[D]. 马红邑. 山东大学, 2019(02)
• [9]19世纪英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帝国传播研究[D]. 杨松.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德国人旅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以1949年以来的游记为例[D]. 匡洁.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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