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傅·幸存者·诗人——陈宝臣晚年编年史

一、太傅·遗老·诗人——陈宝琛晚年记事（论文文献综述）

谢文韬^[1]（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指出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范丽琴^[2]（2021）在《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文中认为福建地方诗歌总集指收录整个福建或福建某地区两个及以上作家作品的合集,其编纂者不限于本土文人,还包括客寓文人。福建最早的地方诗歌总集是唐代黄滔所编的《泉山秀句集》三十卷,现存最早的则是明代徐编、费道用等补录的《闽南唐雅》十二卷,此后福建地方诗歌总集蓬勃发展,充分展现了福建文学的发展轨迹。从时间分布上看,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自唐代发端,宋代勃兴,元代延绵不绝,至明清时期得到全面发展,出现明代中期和清代中期两座发展高峰,福建各府涌现出大量着名的地方诗歌总集,并在清代呈现出总结性的特点。从空间分布上看,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主要集中在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邵武府、建宁府次之,其他各府零星分布。在福建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人积极倡导诗派振兴风雅之旨,乡邦人文之盛与遗文散落的巨大反差,促使他们承前启后地进行征文考献,以备一郡之典。他们以“以人而存其诗”（选人）和“因诗而存其人”（选诗）的选录标准为主,对前人已刊刻或未付梓的总集、别集、诗话、笔记、方志、杂录等,甚至石刻藓壁、题画诗等多种文献载体进行全面搜集与整理,采用以人系诗、以体系诗、以主题系诗的编纂体例,编纂出诸如《闽海风雅》《全闽诗俊》《乾嘉全闽诗传》《闽诗录》《全闽明诗传》《国朝全闽诗录》《晋安风雅》《莆阳文献》《莆风清籁集》《清源文献》《螺阳文献》《丰州集稿》《昭阳扶雅》《建宁耆旧诗钞》《汀南廑存集》《柘浦诗钞》《建阳诗钞》《剑浦诗编》等一大批反映整个福建或某府某县诗歌发展状况的省级或府县级地方诗歌总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福建科举文化发展水平、福建地方文学家族的发展步伐相一致,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能够比较突出地体现福建地方文学的发展状况,其中所包含的正文和序、跋、凡例、人物小传、评注等附件资料不仅具有梳理福建文学发展脉络、拓展福建诗人群体研究、拓展福建诗歌批评研究等重要的文学意义,而且具有辑佚与校勘功能,具有保存作者资料、保存历史事件史料和地方特色文化史料记载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田宓^[3]（2021）在《《香宋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香宋词》是赵熙生前唯一付梓出版的单独的作品集。词集主要创作于1915年至1920年,当时正值民国初期。这一时期四川地区的社会民生,词人思想情感的变化在词作中都有所反映。本文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发,结合赵熙的生平、交游等对词集进行研究。本文简要考证了赵熙生平、交游,由此对赵熙生平遭际有了整体的认识,并梳理了《香宋词》的概况。在对赵熙与《香宋词》有了整体认识的基础上,继而探讨了《香宋词》的题材类型与思想内涵。《香宋词》的题材类型有记游写景词、寄赠酬唱词、记事抒怀词、题画咏物词、时序节令词等。记游写景词多具有情景交融、借古喻今的特点;寄赠酬唱词是赵熙用情至深、用心至细的词作;记事抒怀词的显着特点是写实性;题画咏物词中的托物言志之意尤为明显;时序节令词大多为有感而发,不流于单纯的风俗描绘。《香宋词》的思想内涵十分具有时代特色,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乱以及世事变迁带给赵熙的忧愁苦闷,表现了他的黍离战乱之痛、淡泊归隐之志、感时伤事之慨。进一步深究赵熙作词起因发现,其作词多源于对现实的记载,并受到常州词派的影响,《香宋词》中有明显的“尊体”意识。也正是由于《香宋词》对现实历史的记载、以“寄托”的手法表达自身的忧患意识和内心情感,以及赵熙自身的遗老身份影响促成了词作的“词史”笔法,赵熙是明显具有词史意识的,《香宋词》是足以被称为“词史”的。此外,《香宋词》还具有诗化的特点。《香宋词》从词作内容、创作手法、词体功能、风格上表现出向诗靠近的倾向。形成《香宋词》诗化的原因主要是清词诗化倾向的波及、赵熙词学受到常州词派的影响及词体自身发展的必然性。诗化带给《香宋词》的影响则是拓宽了《香宋词》的题材内容、提升了《香宋词》表现力与意境。

魏欣悦^[4]（2021）在《王树枏年谱》文中提出王树枏,字晋卿,号陶庐老人,晚年又号绵山老牧、归山老牧,河北新城县（今高碑店市）人,生于咸丰元年（1851）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时,卒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正月十五日酉初二刻。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四川青神、资阳、新津、富顺等县知县,眉州知州,甘肃平庆泾固道、巩秦阶道、兰州道,新疆布政使等职。民国期间任清史馆总纂、国史馆总纂等职。与陈三立为同年进士,时人或以“南陈北王”并称。王树枏晚年自编记录了自己一生的《陶庐老人随年录》,是研究王树枏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但因此年谱篇幅较短,且集中于其为官经历的记录,对其生平事迹反映并不全面。本文将在王树枏自编《陶庐老人随年录》的基础上,以年谱的形式对王树枏一生的官宦经历、师友交游、文学活动加以梳理考证,以期能援引翔实资料,展现其生平全貌。本年谱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年谱凡例,详细说明本谱在编写时的体例;第二部分为谱主的家传,梳理其家族成员情况;第三部分为年谱正文,谱文共分为三卷,卷一为出仕之前（咸丰元年至光绪十二年）,主要是对王树枏少年时期的生活和学习经历的考察。卷二为外任做官时期（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二年）,主要是对其赴四川、甘肃出任地方官及前往新疆担任布政使时期的仕宦经历、交游、文学活动进行梳理考证;卷三为遗老时期（宣统三年至民国二十五年）,重点考察其晚年出任两馆总纂及讲学着书的生活经历,本谱旨在全面展现王树枏的一生,凡有史实可考的事迹,不论大小,一律囊括在内;本谱旨在对王树枏政治生活、师友交游、文学、作品等进行全方面的记录与考察,以期展现其丰富的生平全貌。

苏叶^[5]（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指出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汪颖奇^[6]（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向倩^[7]（2021）在《清中晚期上海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江南地区,它的经济与文化都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经济的昌盛带来文化上的长足进步。上海地区归属于江南,因此它成为士林之渊薮。不论是鼎盛不衰的以诗礼文章传家的世家望族,还是布衣文人的交游唱和,都留下大量的诗文作品集。这些诗文集中的序跋,往往能从侧面表现出文人的诗文风格、家风家学传承、文学价值观、交游结社等情况,对补充上海地区诗文集研究,完善文人群体和家族地域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本论文题目为《清代中晚期上海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它立足于清代中晚期上海地区的文人诗文集,通过整理这些诗文集序跋,进行文本细读与研究,进一步发掘诗文集序跋中所反映的文学价值观念,家族文化、文人交游结社、文集刊刻等方面情况。本论文除了“绪论”、“附录”和“结语”之外,共分五章,从不同的方面去论述清中晚期上海地区的诗文集序跋。绪论主要写了三个方面,首先对清中晚期上海地区进行地域范围的界定,其次从当时的上海地区整个文学史研究和序跋相关研究两方面入手,着手梳理与清中晚期上海地区诗文集序跋有关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最后论述本论文研究价值与意义以及笔者研究思路。该论文第一章论述了文人群体,并将其分为官宦群体与布衣群体。在中国古代,中国的文人并不是都能通过科举走进政治系统。笔者从文人的社会身份的角度对文人群体进行划分,能更全面的考察出文人们的创作背景。论文的第二章主要是写家族群体,特别是文化家族,序跋中所反映的家族地域文学是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清中晚期上海地区科举的兴盛从而为文化世家地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清代上海地区的文化大族大多数鼎盛不衰,他们以诗礼传家,十分重视家学、家风的传承,这些在文化家族所刊刻的诗文集以及其家谱当中都有所表现,除此之外,序跋者的评价也不容忽视,本章列举袁氏家族和顾氏家族,以此来体现序跋中所反映的文化家族的精神风貌。论文的第三章主要考察序跋中反映的文人思想内涵,清代上海地区文学作家们大多强调诗歌要本乎性情,要发言者心之声;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合一;注重诗歌抒情功能的阐发;并且在序跋的写作中,文人在不同的层面上表现出其重视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价值观。论文第四章主要涉及到序跋中的交游结社,清代上海地区文学流派众多,文人间的交往相当频繁,因此文人间唱和交游和诗会结社不断,从文人们的交往中,能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文人们的诗学观念、精神价值以及审美取向。论文第五章则通过整理分析序跋中的文集刊刻情况,得出更多关于清中晚期诗文集序跋的传播留存情况,以及明清时期文人热衷诗文刊刻以传世不朽的追求。目前学界对于序跋这一文体的研究并不是十分充分,本文是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企望对于序跋研究这一领域作出一点点贡献。

吴守峰^[8]（2020）在《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李瑞清的书法艺术思想,在中国古代书品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创新,开创了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理论中具有重大影响的“金石学派”。其书法远涉周秦,博综汉魏,正草隶篆,诸体皆备,晚年“纳碑入帖”,笔势雄健,气息苍古,是倡导碑帖相容的践行者。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李瑞清在书法实践中的探索给予很多关注,而其作为碑派发展的阶段性代表人物,其书法实践也受到一定的争议。本文在结合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历史、人文等语境基础上,从书法理论、书法史研究和实践修养的综合视角,系统地阐释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的理论核心及架构。本文不以书法技术讨论为旨归,而是着重追溯李瑞清艺术思想的渊源,重点探析其书法理论思想的基本艺术观点以及发展递衍的脉络体系。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梳理一百年来国内外关于李瑞清研究的重要文献与相关问题,本文的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重点。第一章梳理临川李氏谱系群体中既有的人文家学,检视家族文脉带给李瑞清知识架构的渊源;根据历史节点构建其书学分期;通过分析碑学思想的文化背景和尊孔复礼思想的历史环境,阐述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形成的外界影响。第二章主要阐述李瑞清以“气”为核心的审美格调,通过阐释书法审美的“气味”说,诠释李瑞清书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书卷气”的内涵与根源,并结合儒家思想道德观点阐述其“书学先贵立品”的书法艺术理论的思想衍递与传承,以及对其“人正笔正”论的历史解读,品察其正心立身的儒家气度与人格修养,丰满地还原李瑞清在社会体制鼎革后“逸”的风骨与境界及“遗”的气节与格调。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主要研讨李瑞清《玉梅花庵书断》中的三个重要思想依据,论述“以器分派”的形式美问题和它的书学史意义;探讨“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的发展演变及对后世书风的影响;从全局观的角度研究“胸有全纸、目无全字”的艺术箴规。第四章从语言规律的视角,结合形态结构和风格要素解析李瑞清的书法艺术,通过“似欹反正”、“雄浑”与“古厚”的语言要素,具体论证其书学理论的实践价值与创作特点。第五章分析民国早期,上海学界针对“纳碑入帖”的群体认同现象,并以曾煕、沈曾植二人的观点和建议为例,阐释这一书学主张的历史意义,包括其学术思想对弟子李健、胡小石、吕凤子、张大千等四位学者和艺术家的影响;客观揭示其教育改良的“启智”实践带来的进步性以及对南京大学今天书法风气的学术渍染。结语部分概括李瑞清在书学理论上的主要成就,综合评价其在书法史发展中的学术价值,试图从中国整个书学史的高度对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和实践的贡献与局限进行总结。

邹静慧^[9]（2020）在《“诗言己志”：陈衍诗学新论》文中认为“诗言志”是涉及诗歌本质及功用的古老诗学命题。陈衍提出“诗言己志”,对此命题作出新的阐释。“诗言己志”具体包含两个方面:就诗歌功用而言,重视诗歌对个人情感的抒发,不强调政教之用;就诗歌内容而言,主张以个人化的语言抒发个体之情感体验。“诗言己志”强调诗人的主体性以及诗歌的本体性、无功利性。这一观点本身不算新颖,在漫长的诗学史上可发现与之类似的观点,如公安派的“性灵说”等。但这一观点在新时代或有新的意义。陈衍重新阐释“诗言志”命题,或有其现实针对性。文章拟从实证、理论、创作三个角度来讨论陈衍的“诗言己志”。实证的角度,从生平及交游入手。陈衍明显表现出由政到文的转变,他对政治的疏离,对文学自我的重新定位,是“诗言己志”在实证层面的展现。理论的角度,从“变风变雅”、“新哲理”与“边际语”入手。陈衍对“变风变雅”作出新解,不再要求乱世之诗含蓄委婉,达到政教之用;提出新概念“新哲理”与“边际语”,主张以个人独创之言写个体独特之情。这是“诗言己志”在理论层面的具体阐释。创作的角度,从陈衍的题画诗及山水诗入手。在涉及“遗民”话题的题画诗中,陈衍避开对遗民品质及出处问题的讨论,未表现对遗民忠贞品质以及避世或死节做法的认同;在乱世的山水诗中,陈衍也并未如前代经历二朝的多数文人一般在诗中寄托政教思想。陈衍诗歌对政教功用的忽视,对个人情感的关注,是“诗言己志”在创作层面的实践。文章最后探讨“诗言己志”的深层内涵。从诗人角度看,部分诗人士大夫身份意识淡化,传统诗学所强调的政教功能受到了一定的忽视。从诗歌角度看,古典诗原有的政教功能和价值不再得到普遍承认,诗歌转而面向个人内心以求证其存在的价值。“诗言己志”既是古典诗学内在的自省,也是对新时代文学思潮的包容和顺应。

徐长生^[10]（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认为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太傅·遗老·诗人——陈宝琛晚年记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太傅·遗老·诗人——陈宝琛晚年记事（论文提纲范文）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2）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香宋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王树枏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5）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清中晚期上海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诗言己志”：陈衍诗学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太傅·遗老·诗人——陈宝琛晚年记事（论文参考文献）

•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02)
• [2]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D]. 范丽琴.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9)
• [3]《香宋词》研究[D]. 田宓.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王树枏年谱[D]. 魏欣悦.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5]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D]. 苏叶. 西南大学, 2021(01)
• [6]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7]清中晚期上海地区诗文集序跋整理与研究[D]. 向倩.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8]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研究[D]. 吴守峰. 南京大学, 2020(10)
• [9]“诗言己志”：陈衍诗学新论[D]. 邹静慧. 江南大学, 2020(01)
• [10]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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