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内乱简析

一、浅析晚清新政时期的民变（论文文献综述）

武端利^[1]（2020）在《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探其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且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但其中所囊括的陕甘区域新政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是该区域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发轫和真正启动时期,不论是从清末新政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还是近代陕甘区域史的视角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该领域的研究尚有很多空缺,仍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努力开拓。有鉴于此,本文以清末新政为研究背景,以陕甘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化理论为依据,从区域现代化的角度尝试对该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始于1901年底陕西宏道大学堂的成立,至辛亥陕西起义结束,历时近十年时间,其改革涵盖了军事、教育文化、实业和财政、交通、法政和预备立宪等多个领域。本文的结构由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政改革;清末陕甘警政创设与预备立宪这六个部分组成。社会与经济状况是清末陕甘新政的基础因素。文中从人口变化、地方经济、洋务运动的影响和地方督抚群体等多方面对清末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清同治朝以后由于战争和灾荒的影响,陕甘两省人口锐减,加剧了地方经济和财政的困难;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虽然创立了几家洋务企业,但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没有真正开启区域早期现代化;清末陕甘督抚群体思想保守且更动频繁,没有形成区域现代化的领导者。清末陕甘新政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与经济变动的历史背景下艰难启动,也因此带来了诸多的窒碍。军事现代化是清末陕甘新政最主要的革新内容。陕甘两省在裁撤原有旧军的基础上,各自编练了一协规模的新军力量,不论是在营制、装备、指挥上都有了根本性的变革。文中对清末陕甘军事变革的历史贡献和局限进行了分析:一方面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近代军事体系,并通过创办军事学堂和外派留日学生,形成了一批具备近代色彩的知识群体;另一方面陕甘两省均未完成新军编练任务,且耗费巨大,造成了严重的地方财政负担,直接影响到了交通、教育、工矿业等其它领域的新政。出于革新风气、培育人才的目的,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建,先后成立了宏道大学堂、陕西大学堂、甘肃大学堂等多所大学堂,创立了覆盖两省的中小学堂教育体系,建立了省级教育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为近代陕甘地区培养了第一批的留学人才。此外,两省又先后创立了多种官报和民办报纸,推动了区域风气的开通和思想的变革。文中认为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创建,为陕甘早期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和思想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工矿业的发展是在洋务运动零星遗存的基础上,利用两省丰富的资源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创建了涵盖农业、轻工业、工矿业的多家近代化工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实业发展制度和机构,聘请了一定数量的外国技术人才,并重视自有人才的培养,提高了近代陕甘实业的技术水平,形成了近代企业经营制度和商业意识。同时,为筹措新政经费缓解财政压力,陕甘两省采用增加捐税、裁官节费、推行统税的办法,对原有的税收制度进行了近代意义的改革,试图解决举办新政带来的财政困难。交通是推动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事业。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的交通邮电事业在电报、铁路、邮政、航运、公路建设方面均有创建,但受制于地方财力、清政府规划的影响,仅有邮政、电报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兰州铁桥得以建成,其他如铁路、航运等均成效寥寥。文中对西潼铁路筹修的过程和失败原因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西潼铁路是近代陕甘交通现代化中最关键的内容,该路未能开工修筑,阻碍了风气的开通和货物的转运,影响到整个清末陕甘新政的进程。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政治现代化主要集中于警政、司法和预备立宪。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近代巡警制度,并设立了警政管理机构,形成了初步的社会治安管理与服务职能;在司法改革方面,通过普遍设立审判厅、检察厅、改良监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司法体系,是近代陕甘司法改革的第一步;通过推广地方自治、投票选举议员、设立省级谘议局,士绅的民主意识得到了难得的一次教育和启蒙,推动了近代陕甘民主意识的发展。总之,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军事、交通、工矿业、民主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定成效的建设和探索,推动了本区域乃至西北地区早期现代化的开展。同时,清末陕甘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也说明,落后区域受制于地方经济条件、地域的风气、官吏的思想和作为、早期现代化路径和改革领域的选择,其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更为艰难。本文通过对陕甘新政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历史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也将裨益于清末区域新政史,尤其是陕甘地区早期现代化史的进一步研究。

江甜^[2]（2020）在《民初山东省陆军研究（1912-1916）》文中提出袁世凯命令山东北军退驻莱州,改悬挂五色旗,标志着北洋军阀势力掌控山东。民国初年山东政局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相较于其他各省来说,军事斗争较为频繁。这一时期山东省陆军处于纷争的核心地位,故而,有关陆军的建设成效就成了关键之所在。在沿袭晚清山东省新政时期遗留下的旧制度、旧机构同时,民初山东陆军又朝着军事制度、后勤建设、士兵招募以及军校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新政时期山东巡抚采取改造旧军、编练和扩充新军、加强军事教育和军工建设等措施,推动山东陆军现代化发展。新军在辛亥革命前后牵制时局,成为视察舆情、打压革命风潮的推力。民国以前山东省陆军在兵制、驻防、装备和训练等方面发生显着变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陆军已经开始呈现出现代化,但并未彻底实现陆军现代化转型。为此,民初主政山东的两位长官积极付诸实践。周自齐裁汰反清民军,整编原清政府在山东的驻军,成立华兴军硝公司,北洋军势力入驻烟台一带,政权逐渐统一。靳云鹏主政时期外患内讧杂糅并至,险象迭生,其大肆扩编陆军,指挥陆军在日德战役期间实施积极战略防御、护国战争期间与民军作战。军政长官的个人决策、政治意愿左右山东时局。虽然两位军政长官积极推动山东陆军现代化发展,然而建设思想的不足、山东陆军编制混乱、士兵素质良莠不齐、陆军教育未见起色、征兵制未得到有效施行、粮饷短缺等问题尤为突出。此外,军工建设虽然相较晚清时期产量增多,但普遍存在管理不善问题。这致使民国初年山东省陆军不仅未能实现现代化,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使得人民苦不堪言。民初山东省陆军建设是在全国整顿陆军、穷兵黩武的大背景下展开,因而带有广泛性。其区域性和独特性在于,北洋政府统治初期,山东始终处于袁世凯信任的军事长官统治之下,军事斗争较为频繁。因此以民国初年山东省陆军为载体讨论全国陆军建设的成效及问题,有利于反思民国时期陆军建设受限的深层原因。

叶青山^[3]（2019）在《危机与应对：清末民初云南民变问题研究（1901-1921）》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民初时期,国内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一时间国内民变事件四处涌现,民变的出现正是社会转型期地方控制弱化的典型表现。本文所关注的民变区域所在地为云南,云南位于西南边陲,其地理位置带有边疆省份的特殊性,故民变问题研究上与其它省份也有显着不同。本文以1901到1921年为研究年限,以民变问题为研究对象,将云南作为研究区域,同时立足档案史料、史料汇编、报刊等资料,对云南民变问题进行全面探析。本文关于云南民变问题研究共计四章,主要涉及云南民变问题的诱发因素、特点、地方政府对应对之策以及影响方面。首先对清末民初云南民变诱发因素进行探讨,分成内部和外部因素。其次对清末民初云南民变的类型及特点进行细致分类及说明。再次对云南地方政府对当时民变问题所用对策进行了成效分析。最后立足史料对云南民变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进行探讨。通过对清末民初云南民变问题的细致研究后,不难看出边疆省份的云南民变问题会涉及更多与国外势力侵华之间的诸多联系,在研究边省民变的时需更加关注国外势力对民变造成的深刻影响。

韩梦丽^[4]（2019）在《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的原因探析》文中研究说明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研究着述不计其数,本文从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的原因着手,跟随前人的脚步,探究一二。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从晚清这个被攻击对象的角度,通过指出晚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揭露晚清岌岌可危的衰败局面,评估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清政府自身的衰败是辛亥革命能够成功推翻它的主要原因。第二章反清潮流,从改良势力与民众这两个对象分析。反清潮流分散了清政府打击革命派的力量,这也是革命成功的一大因素。第三章,是本文重点论述的章节,主要论述发起攻击的革命派的革命过程,分析其采取何种策略,发动武昌起义而后成功推翻清政府,赢得最后的胜利。革命派的武装斗争是推翻清王朝的决定性因素。

胡南^[5]（2018）在《清末政治变革中的缓行立宪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大清帝国的预备立宪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史的重要事件之一。在庚子国变后为救亡图存,当时中国政府在朝野倡议下宣布“仿行宪政”,试图建立君主立宪,拉开了清末民初政治变动与思想交锋的序幕。而关于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立宪派、革命派政治思想长期是研究热点。但这并非清末民初中国政治思想的全部。以赵炳麟、于式枚、胡思敬、刘汝骥、陈夔龙等为代表的部分官员,积极倡导缓行立宪,形成了缓行立宪思想。本文旨在于先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拓宽、做实关于清末民初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进一步研究此时期的缓行立宪思想,以丰富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同时深入考察缓行立宪的理念主张、时代影响及其社会政治基础。在晚清,部分枢臣、台谏言官、翰林学士与督抚既不反对立宪,也不主张激进立宪,而是力求审慎稳妥的渐进式改革,以此建立符合中国传统与国情的立宪政体。他们对于立宪所要型塑的权力结构、改革的实施步骤有着不同于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思考。这就是本文所阐述的缓行立宪思想。本文将通过对缓行立宪思想的深入研究,把握缓行立宪者对中国政治传统的尊重,并为充实关于清末民初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做出绵薄努力。在官制改革方面,缓行立宪者认为在中国立宪的总前提是“尊君威、振君权”,皇帝的权威与权力被视作政体改革不能逾越的底线,要积极巩固皇帝的政治实权。根植于中国历史传统与清末政局,缓行立宪者认为立宪必须防备“大臣专制”,也即严防内阁总理大臣的专断权力。为此,他们以史为诫,连番上疏要求缓设责任内阁。缓行立宪者的努力并非全然无效,晚清立宪改革中的的官制官规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缓行立宪者的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者,在于缓行立宪者成功阻击了袁世凯等权臣速设责任内阁制的图谋,并保存了军机处、都察院、吏部等传统机构,同时臣僚面向皇帝的具奏入对权也得到了保留,成为缓行立宪者带给中国近现代政治进程中微弱而短暂的影响。在改革策略上,缓行立宪者反对激进变革。他们基于民本关怀,主张重视民生、体恤民力,要求改革要顾及人民承受能力。朝廷应在区别事务轻重缓急的基础上,渐进式地推动各项改革。但是他们在坚持民本立场的同时,并未改变尊崇皇权的基本主旨,与近世民权主义的主张有着重大差别。回溯缓行立宪思想资以生成的社会政治基础,其中既有经科举制度带来的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熏陶、也有政界派系斗争与利益分配的影响,亦有基于复杂严峻国情的现实考量。这些复杂的因素与外来政治理念交融激荡,共同催生出缓行立宪思想。而缓行立宪思想之所以影响甚微,又根源于弱势的清政府无力处理好变化社会中集中权力与开放参与的矛盾。站在后人的角度,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大潮中,波澜壮阔的历史似乎仅由立宪派、革命派和清廷当权者在书写。20世纪初的中国迅速走向了激进和革命,兴民权、建民国成为了时代主旋律,而中国却也因此陷入了权威高度碎片化的半个世纪,直到1949年才重建了稳定而强大的政治秩序。回望过去,在字里行间悉心倾听前人声音,审视被时代风云所遮蔽的缓行立宪思想,以挖掘其思想价值、资今人借鉴,以期在政治发展中更加珍视我们中华民族的制度资源与文化传统。

黄珍德^[6]（2016）在《清末农村新政激变中的官绅民及其互动——以1910年莱阳民变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新政时期,绅权大张,原本作为乡村社会领袖的绅士进入国家政权,承办新政,不仅逐步失去了协调官民关系的原有功能,而且导致绅民关系恶化,绅民冲突不断。官府在处理绅民冲突的过程中往往偏袒绅士,弹压乡民,官民矛盾因此激化,新政激变事件不断发生,甚至出现农民较大规模的反抗斗争。1910年山东莱阳民变的发生,就是新政中官绅民关系急剧变动的产物,是一起典型的新政激变案例。报刊媒体普遍同情农民的反抗斗争,抨击官绅恶行,并看到了逐步显现的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新政不仅没有遂清朝巩固统治之愿,反而促使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日益崩溃,沦为速亡之端。

白移^[7]（2014）在《从清末新政看清末民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朝末年,民变繁兴。频发的民变昭示着一个王朝的行将覆灭还是包含着些其他什么内容?清末的民变和历史上曾经屡次发生的民变有很大的相似性。就激发民变的动因而言如官吏的苛政、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缺乏等；就民变的类型而言如抗捐、抢粮等都和历史上的民变有相同的一面。清末民变和传统民变相比又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激发民变的动因更为复杂,民变的形式更为多样等。导致清末民变不同于传统民变的诸多因素中,清末推行的新政改革是其中之一。新政改革不仅是清末民变的重要动因,催生了民变的新形式（如捣毁学堂）,而且它还使民变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清末民变除了仍具有传统的社会民众反抗官员苛索,维护自己权益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了传统社会反抗国家推动下的国家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内涵。清末推行的新政是庚子之役以后,传统国家为着应对来自于外部的压力而进行的一次涉及广泛内容的变革,其核心内容是向西方学习,推动传统国家和社会向现代转型。本文认为清末新政在四个方面成为清末民变的促动因素,并使清末民变具有了不同于传统民变的内涵。近代以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借助国家武力的入侵,传统国家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另一方面由于外国工业品的大量输入和中国传统手工业者的破产,社会民众的生计变得日益艰窘。国家用以应对危机的新政改革被确定为国家取向的改革,在政策设计上忽视了日益紧迫的民生,新政改革的推进对社会资源的汲取更加剧了民生的艰窘。艰窘的民生遭遇天灾人祸时,便会引发民生危机。清末的抢米风潮是民间社会应对民生危机爆发时所采取的一种手段。新政所推进的国家建设需要传统国家扩张其财政,以为国家建设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国家的财政扩张打破了传统上形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国家在进行财政扩张时,因为传统国家体制中国家和社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很难就财政扩张问题互相妥协,达成共识。传统国家的财政扩张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家行政的力量而实现。社会成员为了维护其传统的经济利益,对国家的财政扩张起而反对。这构成因国家建设而导致的民变的一种类型。不断加码的国家建设,导致国家对社会资源的过度汲取,社会对此予以激烈反抗,这构成因国家建设而导致民变的又一类型。近代中国的落后从根本上讲是经济结构的落后,推动经济向现代发展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国家改变了其传统的经济政策,并采取了许多有益的措施来推动经济发展。国家建设和发展现代经济都需要具有现代知识的人才,提高国民的素质才能提升整个国家的国力,因此作为重要社会设置的教育受到重视,清末新政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办教育。发展现代经济和新式教育,国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资金的缺乏。无论是发展现代工业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还是兴办教育都需要巨额资金。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通过向民间社会汲取来发展经济和教育的手段。国家的这些措施无疑也是在不断改变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及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也遭遇了民间社会的一系列反抗。传统国家在推行新政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绅士,这和传统国家自身结构的缺陷、绅士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绅士所具有的沟通国家与民众的社会功能都有关系。绅士参与新政的后果是绅士权力的体制化和绅士的逐利化。绅士对国家建设的参与使绅士逐渐被纳入国家的权力体制,传统社会中所形成的权力分配格局被打破,绅士逐渐失去了充当国家和社会中介的功能。绅士的逐利化使绅士不再是地方社会利益的维护者,甚而成为社会利益的侵夺者。这些变化使绅士和民众之间的冲突加剧,成为清末民变的重要诱因。总之,清末推行新政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不断改变传统上形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一个不断打破原有社会权力分配结构的过程。作为对国家汲取资源及国家权力试图深入社会的反应,民众不断予以反抗。因此这个过程也必然是一个民变频发的过程。作为民族的政治代表的国家就是在这种与社会不断的互动博弈中重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权力关系,重构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关系。这个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清政府被推翻,清政府的后继者仍将继续这个过程,直到国家与社会在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稳定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为止。

靳凯^[8]（2013）在《晚清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民变（1891-191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翻开清代两百多年的历史，民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长期、普遍存在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原有社会性质的急剧转变，中国社会已有的旧矛盾不断加深，新矛盾又不断出现，民变逐渐成为晚清时期困扰清政府的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晚清时期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由于当地特殊的民族、宗教、行政建制、生产方式、自然环境等因素，导致了当地民变行为在与内地民变总体相似的情况下又呈现出许多该地区独有的特点。本文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晚清时期1891年至1911年二十年之间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民变进行全面的分析与研究。本文从晚清内蒙古东部地区民变的具体形态、详细过程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叙述，进而分析并揭示晚清内蒙古东部地区民变的深层原因，即：当地民众与外国传教士以及不法教民的矛盾、当地民众与蒙古王公贵族的矛盾、晚清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严重的自然灾害、晚清时期当地社会人口压力的空前加剧，并分析了晚清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民变在参加主体、领导阶层、斗争形势等方面与同时期内地民变之间的异同。全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分析民变问题研究的意义、概述当今学术界对于民变问题的研究现状、探讨学术界对“民变”的界定；第二章，以“在理教”事件、花里亚荪领导的民变、陶克陶胡武装抗垦运动、绰克达赉武装抗垦运动等事件为例，详细叙述晚清内蒙古东部地区民变的不同形态；第三章，分析诱发晚清内蒙古东部地区民变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第四章，比较晚清内蒙古东部地区民变与同时期内地民变之间的异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当时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从宏观上进行分析，内蒙古东部地区民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而从微观上进行分析，内蒙古东部地区发生的每一次民变又各有其偶然性。晚清内蒙古东部地区民变的最终爆发，是当时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樊翠花^[9]（2013）在《清末民初江苏乡村民变问题研究（1901-1921）》文中提出民变是困扰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清末民初,民变是整个社会不良运行状态的一种映照,一定程度上也是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阵痛所致,江苏乡村民变则是一典型缩影。通过多维度、跨学科考察清末民初江苏乡村民变的概貌、发生机理、政府防控机制和民变的社会效应,可管窥社会系统的运行和更嬗。清末民初江苏乡村民变具有多重特征,在时间分布上,具有频发性与聚发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广泛性与区域性,苏南倍于苏北,松江府高于其他；在民变类型上,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在民变规模上,具有群体性和暴力性；在民变人员构成上,具有复杂性和落后性；在行动方式上,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匿名性。江苏具有滋生民变的环境条件,河湖密布,易生洪涝灾害,便利的水陆交通降低了民变的代价,增加了官府的处置成本；人多地狭,为民变这一集合行为提供了人数条件；乡村教育程度落后与迷信鬼神八字成为乡民抵制现代化改革的思想因素。乡民承受着多重结构性压力,农民收入构成单一,土地高度集中,抗风险能力低,农民在市场浪潮中只能随潮飘荡；盗匪遍地,兵祸不断,百姓无法安身立命；社会下层背负着穷人、农民、苏北人、客民等社会身份痛苦,受社会排斥者被迫采用非常规途径实现其目的。乡民的心理预期与实际所得不符,产生挫折和仇官、仇绅、仇富的对抗性情绪,容易做出冲动报复行为,在“大闹大好处,小闹小好处,不闹没好处”观念的驱动下,在从众过程中,更容易陷入集体无意识,失衡的社会心理构成社会不安的潜流。环境条件、结构性压力、社会心理等要素的互动与持续发酵,为民变积蓄着力量,终于在米珠薪桂、租税强制征收、剧烈的社会变革、自然灾害频发、谣言煽惑等因素的诱发下,经过集体行为动员,民变层见叠出。粮食骚乱由米价高低和米价年际波动幅度共同决定,商品化程度高的江苏地区更易于出现“人造”饥荒,并周期性发作,引发大规模恐慌。租赋确定和征收常常是官民矛盾的焦点,政府、地主、农民围绕农产品展开激烈的争夺,使租赋征收的强制色彩越来越明显。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日益关键,政府就成为乡民求助对象和针对的目标。高发的天灾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饥民大量涌现,报荒纷沓而至,乡民在饥寒的逼压下不再受社会规范的束缚,天灾性公共危机为民变提供了集聚的基础。而现代化变革使新旧矛盾集中爆发,清政府穷于应付,北京国民政府措手不及。处于惶恐不安中的乡民为谣言大行其道提供了便利条件,乡民通过大众歇斯底里式的集合行为来缓解大难将至的焦虑。根据民变的诱因和局势的发展情况,政府运用经济、政治、法律、思想等防控手段,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经济上,为平抑米价,政府筹款购米、禁止私运米粮、打击囤积、限制粮食加工；为赈灾救荒,政府实行急赈、工赈、资遣饥民、蠲缓、治灾、兴办工艺；政治上,采取整顿吏治、严缉盗匪、法律约束、查禁谣言、舆论宣传、开启民智等预防措施；为紧急处置民变,疏导教育,武装弹压,软硬兼施,军警震慑、强行驱散、抓捕带离、遏制反弹,多策兼行,对饥民与乱民、首要与胁从,区别对待。然而,由于粮食危机、商人逐利、米禁斗争、米价利益难以平衡、赈款无着、赈米难购、赈灾人员腐败、贫民遣不胜遣、地方力图自保、救助理念落后、赈济治标不治本等原因,使得米价调控和灾荒救济的效果甚微,政府救助工作无法正常发挥保护、整合、稳定的功能。由于政府在乡村社会势单力薄、报刊舆论口诛笔伐,导致调控民变的政治威力无法有效发挥。数量众多的、高频率的民变对社会起着分裂与整合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民变剥蚀政府统治根基,加剧社会动荡,损耗社会财富,增添乡民痛楚,延缓江苏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民变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释放了民怨,激活政府救助机制,推动新的社会管理制度的构建,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刺激北京国民政府推行新制度,引发社会对乡村和民变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在民变的“破”与“立”中,促进了社会系统的新陈代谢。

田小雄^[10]（2012）在《论清末禁烟运动对清末新政的影响 ——基于财政方面的研究》文中指出晚清鸦片泛滥成灾，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严重问题之一。由于外国鸦片大量涌入，进口鸦片数量逐年攀升，从而引起晚清帝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家、人民饱受鸦片之害；加之种植、贩卖鸦片的高额利润和晚清政府“寓禁于征”政策的推动，晚清帝国不仅进口鸦片数量急剧飙升，而且土产鸦片产量急剧增加，并呈取代进口鸦片之势。晚清历朝皇帝虽都曾颁布过一系列禁绝鸦片的律令，将禁烟作为治国要政之一，并组织了数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查禁鸦片的活动，但大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作为清末新政重要举措的禁烟运动，晚清政府既借鉴以往的禁烟经验，又借助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又积极谋求自身财政上的弥补措施，将禁烟作为新政的重要举措以图拯救腐败没落的国家政权。但是鸦片已与晚清政府财政息息相关，在抵补不力的形势之下，贸然的鸦片禁令导致晚清政府财政崩溃、新政终结。本文从以下四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作者以新政为时间断限，分别概述了晚清政府在新政前后的财政状况，以及鸦片在新政前后对于晚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巨大影响。通过研究，晚清政府在新政之前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屡战屡败，苦苦挣扎与割地赔款的漩涡之中，财政入不敷出，鸦片收入成为晚清政府重要的财源。新政时期，晚清政府财政困绌，举步维艰，皇室费用、军事费用、外债费用、新政费用造成了晚清政府财政巨额赤字。而不断增加的鸦片税厘收入成为其重要的救命稻草。第二部分，作者通过禁烟与新政宗旨上之契合、禁烟与新政图强目的之契合以及禁烟与国际反鸦片贸易的契合来阐述鸦片禁政的实行不仅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与新政契合，得到了国内有识之士的拥护，同时也与国际禁烟潮流契合，禁烟的展开是必然的。同时作者通过对以禁种、禁吸、禁贩为模式的禁烟运动的细致研究，发现了禁烟取得一系列成效，也发现由于禁烟的实行导致财政收入锐减，鸦片禁令与新政的矛盾集中以赖以鸦片税厘维系的新政海军军费、编练新军、兴学、警政等与鸦片禁令的矛盾中体现，更加凸显鸦片税厘对于晚清新政的重要。第三部分，由于鸦片税厘对与晚清政府以及新政的继续意义巨大，而鸦片禁令的实行使得新政的施行与政府财政收入失去财源的挹注而难以为继，虽政府力图通过仿行印花税、盐斤加价以及整顿田房税契来达到鸦片税厘抵补，但是各项措施成效甚微，新政举步维艰。第四部分，晚清的鸦片抵补大失民心，此时已是民变四起。无论由禁政产生的民变亦或辛亥革命的爆发，我们总能在反对中找到禁政与辛亥革命的联系以及禁政与新政终结的必然联系。

二、浅析晚清新政时期的民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析晚清新政时期的民变（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民初山东省陆军研究（1912-1916）（论文提纲范文）

（3）危机与应对：清末民初云南民变问题研究（1901-1921）（论文提纲范文）

（4）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的原因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5）清末政治变革中的缓行立宪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末农村新政激变中的官绅民及其互动——以1910年莱阳民变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从清末新政看清末民变（论文提纲范文）

（8）晚清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民变（1891-1911）（论文提纲范文）

（9）清末民初江苏乡村民变问题研究（1901-1921）（论文提纲范文）

（10）论清末禁烟运动对清末新政的影响 ——基于财政方面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浅析晚清新政时期的民变（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D]. 武端利.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2]民初山东省陆军研究（1912-1916）[D]. 江甜.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危机与应对：清末民初云南民变问题研究（1901-1921）[D]. 叶青山. 云南大学, 2019(03)
• [4]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的原因探析[D]. 韩梦丽.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5]清末政治变革中的缓行立宪思想研究[D]. 胡南. 南京大学, 2018(01)
• [6]清末农村新政激变中的官绅民及其互动——以1910年莱阳民变为例[J]. 黄珍德.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2)
• [7]从清末新政看清末民变[D]. 白移. 上海师范大学, 2014(04)
• [8]晚清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民变（1891-1911）[D]. 靳凯.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3(05)
• [9]清末民初江苏乡村民变问题研究（1901-1921）[D]. 樊翠花. 苏州大学, 2013(05)
• [10]论清末禁烟运动对清末新政的影响 ——基于财政方面的研究[D]. 田小雄. 吉林大学, 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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